张爱玲自译小说《金锁记》中文化缺省的翻译策略研究

陈 博

(沈阳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辽宁 沈阳 110000)

一、张爱玲与《金锁记》的英译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作家中少数能够对个人作品进行英译的双语作家之一。其优秀的文学自译作品不仅受到海内外华人的关注，也吸引了众多翻译研究者的兴趣。回顾过去十年有关张爱玲作品的翻译研究不难发现，关于《金锁记》这一小说的翻译研究是十分热门的并且其研究成果颇丰。该作品的三个版本分别是1957年被美国Charles Scribner's Sons退稿的PinkTears(《粉泪》)，1967年由英国Cassell Press出版的TheRougeoftheNorth(《北地胭脂》)及收录于夏志清所编，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1年所出版TwentiethCenturyChineseStories中TheGoldenCangue一文。这三个译本各有特点，其中1967年版译本较原文情节及语言改动较大，文章篇幅也较原文显著加长，若将该版本称为严格意义上的译本略显勉强；另外，从译本初版至最后一版时间跨度达十五年之久，期间，张爱玲本人也经历了诸多思想和情感上的变化，其翻译思想和翻译技巧也经历了不同程度的震荡，因而文章选取最后一版即1971年版作为研究文本，以更好地代表张爱玲经历多年沉淀后的翻译思想及翻译策略。

如前文所提，译本初版和最后一版的出版间隔很长，张爱玲本人也经历了诸多的变化，时过境迁，她的翻译目的也是随着时间发生着变化的。结合所选研究文本的出版日期及当时张爱玲本人的境况，文章认为在1971年版译本进行创作时的张爱玲早已摆脱了译者出于生存讨好英语读者的需要。这一点从1967年出版中文版《怨女》后受到广泛好评及此后掀起的一股“张爱玲热”便可得知。另外，张爱玲此后的作品都不是在其当时所居住的美国出版，因而标志着此时的张爱玲已经从英语世界返回到更加受到欢迎的华语世界，并通过其译作较之前版本中更富异域特质的文字展现出了她倾向于传播传统文化的翻译目的。因此，文章将结合德国功能学派的目的论的主要理论“目的三原则”视角来深入探讨张爱玲自译小说《金锁记》是如何调整其翻译策略和方法以实现其翻译目的。

根据汉斯·弗米尔的观点，目的论是翻译行为理论的一部分。任何一种翻译行为的形式，包括翻译本身都能被看作是一种行为，而所有行为都有一个目标或目的。翻译的目的是目的论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通常情况下，“目的”是指译文的交际目的。此外，目的论认为翻译过程的发起者决定译文的交际目的。在此基础上，功能学派进一步完善其理论，形成了目的论的三大原则，即目的原则、连贯原则和忠诚原则。其中最为首要的是目的原则，且忠诚原则总是服从于目的原则。因此，基于“目的三原则”视角对翻译作品进行分析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探知译者本人的翻译目的，并且进一步分析其实现翻译目的翻译过程。

二、文化缺省翻译的量化统计

文化缺省是一种具有鲜明文化特性的交际现象，是某一文化内部运动的结果，因此不属于该文化的接受者常常会在碰到这样的缺省时出现意义真空，无法将语篇内信息与语篇外的知识和经验联系起来，从而难以建立起理解话语所必需的语义连贯和情境连贯。此外，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跨文化交际双方的文化图式和认知语境呈不对称性，输入信号有时激活不了应激活的空位和图式，甚至记忆里根本就没有相关的图式备用，此时便会造成交流真空。基于以上特点，文章将1971年版《金锁记》英文译本中的文化缺省进行了统计分类并将根据其翻译策略及对应的翻译方法进行了标记。

表1 文化缺省翻译的部分标记样例

表2 文化缺省的归类统计结果

归类统计的结果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张爱玲在处理《金锁记》中文化缺省时的策略倾向。在面对文化缺省现象时，归化是张爱玲更加偏爱的翻译策略。在全部的缺省处理中，归化处理占到了六成以上；文章也对翻译中较难处理的成语和俗语进行了统计，小说中出现的全部五个成语，译者都进行了归化的处理，而俗语的处理上就没有呈现明显的倾向特征。

三、《金锁记》中文化缺省的翻译

上面的数据虽然体现了1971年版《金锁记》英文译本中存在的一定归化倾向，但相比1967年版近乎改写的翻译，该版本实际上增添了相比原来更多的异化成分，尤其是在处理某些特定会造成语义真空的词汇时，译者会在不破坏目标读者的阅读体验的情况下，更多地把异质的文化传递给读者，从而服务其翻译目的。下面将结合“目的三原则”分析在翻译《金锁记》时张爱玲的具体操作。

(一)恪守忠诚原则的异化

诺德于1991年将忠诚这一准则引入目的论的架构之中，她认为译者对源语和目标语的双边语境，对原文的发出者和译文的接受者都要负责。忠诚将作为道德准则始终存在于人类的交流过程之中。因而在分析这部译作时，可以发现其翻译始终是恪守忠诚这一基本原则的，具体可以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1971年的这次翻译对原文中的情节基本保留。其次，在文章中的几个文化缺省词汇的处理上也能看出其翻译过程对忠诚原则把握。

例1

“长安反复地看她的手指，仿佛一心一意要数数一共有几个指纹是螺形，几个是簸箕……”

“Ch'ang－an looked at her fingers back and front as if intent on counting how many of the whorls were‘snails'and how many ‘shovels’.”

例1中是较为典型的恪守忠诚原则下的异化翻译处理。这其中“螺形”和“簸箕”形的指纹等，是有着民族特色的说法。通过手指指纹的形状判断一个人有没有“福气”的说法在中国民间颇为流传。例1中的簸箕经翻译后实际上读者仍然不能理解为什么长安要到手指上找“锹”形的指纹，因此本质上该处理仍然采取了异化策略。其忠实之处在于，无论对于汉语读者还是英语读者，都是通过长安的这一举动来暗示她内心中的不确定，即自己到底有没有“福气”配得上童世舫。即使英语读者不能马上理解这种行为背后的文化内涵，但也能够引起他们对于长安这种行为的疑问，实现了原文中的暗示作用。

例1中，张爱玲的处理在一定程度上并没有实现最佳效果的连贯，且对读者的阅读造成了一定的打扰，但她在读者能够有基本理解的基础上，通过异化策略指导下的处理，较好再现了原文，并对自己和目标语读者都做到了相当程度上的忠诚。尽管如此，文章在归类统计中的数据表明，张爱玲在应对文化缺省现象时，采取异化翻译的策略是十分克制的，在1971年版的《金锁记》英译本中仅有三成左右，这与其在译文整体观感上的把握是有密切关系的，她在进行文化传递的同时，也不得不照顾译文的连贯以及读者的阅读感受。

(二)连贯规则指导下的归化

译者想要在翻译过程中克服文化缺省所带来的交际困难，就必须在两方面做出努力。一是译者要以读者的身份与原作者进行交际，即要将自己有关目标文化的世界知识和经验水平与原作者理想读者的水平达到最大限度的一致；另一方面是译者要充当作者，与译文读者进行交际，这取决于译者对他的译文读者的先有知识和经验的预测是否准确，这一预测会直接影响他(她)在实际翻译交际中的策略选择。因此，当源语和目标语双方的世界知识经验和水平出现较大差距时，译者会采用相应的翻译策略来满足译作的连贯性需要。归化的翻译策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由于文化民族背景不同所造成的理解障碍，将目标语读者所缺少的信息与其已知的信息链接起来，扫除目标语读者的阅读障碍。在1971年版译本中，中国传统表达方式大量存在，包括人物的对话、旁白等，通过归类统计发现，在处理大多数由文化背景差异造成的文化缺省现象时，张爱玲更倾向于采取归化的策略，以此达到连贯，照顾读者的阅读感受。下面将选取几处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来证明其行为的合理性。

例2

“七巧觉得她话中有刺，正待反唇相讥……”

“Ch'i－ch'iao felt the sting and was just about to reply in kind when Little Shuang came in furtively...”

例3

“……瘦骨脸儿，朱口细牙，三角眼，小山眉……”

“On her thin face were a vermilion mouth，triangular eyes，and eyebrows curved like little hills.”

成语是汉语中经过长期使用、锤炼而形成的固定短语，它富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常常有着隐喻意义或说明道理。在面对例2处成语的翻译时，译者采取的翻译方法均为意译，将成语的隐喻意义直接呈现给读者，避免了目标语读者在此处产生费解；此外还应注意其译文的简洁性，与原文成语本身的简洁性特点也形成了微妙的对应，保持了语言风格的一致。

“朱口细牙”在传统文化中是所谓“面相刻薄”的一种描述，其形象往往是负面的。如果此处只按字面翻译的话，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其中暗含的七巧的形象信息便会被抹去，从而造成语义缺损，并且这种处理和后文中七巧的刻薄语言不能形成照应，而译者在这里巧妙地引入了英语读者较为熟悉的吸血鬼形象，不仅传达了原文的意思，也做到了前后文的表意一致和篇章连贯。

连贯原则意味着翻译作为一种双向交际，读者的接受必须被纳入考虑的范围。不论是成语、俗语还是中国传统的物件，在面对文化缺省现象时，译文中都大量地采取了归化策略来照顾语篇的连贯性以及读者认知的连贯性，充分考虑了读者的接受能力，从而更好地提升文章可读性。

(三)译者的抉择——为目的服务的翻译策略调整

张爱玲在1971年版译本的翻译过程中是作者和译者双重身份合一的，相对而言，她在翻译过程中就有着较大的自主权，其翻译过程是经过译者的慎重考虑和抉择的，作品的翻译并没有奔向绝对忠诚或是绝对的读者导向，而是在连贯和忠诚之间进行不断调整，为翻译目的服务。这种译者的抉择最具代表性的体现即为其中的俗语翻译处理，量化归类统计的数据也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在处理俗语翻译时，译者并没有翻译策略的明显倾向，而是结合其具体文章中所在位置、语境和可读性等因素进行了个别处理。

例4

“别说金的银的圆的扁的，就连零头鞋面儿裤腰都是好的!”

“To them even remnants are good，for making slippers and waistbands，not to mention round or flat pieces of gold and silver.”

例5

“她不时地跟母亲怄气，可是她的言谈举止越来越像她母亲了。”

“She often fell out with her mother，but she looked and sounded more and more like her.”

俗语是汉语语汇里为群众所创造，具有口语性和通俗性的语言单位，其简练而形象化。由于英汉读者生活和文化背景的不同，英语读者很难理解其丰富的内涵。但作为传统文化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俗语中蕴含的独特思维也是在翻译中文化传递的重要载体。因此，在不影响语义及形式上的连贯的情况下，译者会在如例4上，采取异化的翻译策略来对文化缺省现象进行处理以达到文化传递的效果。

例5中“怄气”的中文意思与“fell out”实际上仍有差别，前者包含着生闷气的意思，而后者的用法中却没有与之对应的意思。但如果观察上下文的语境来看，此处的中心意思是强调长安脾气秉性的变化，重点不在其生气的表现形式，所以此处的归化处理是简洁合理的，再多解释便是赘述，影响文章的内部连贯。

作为一名双语作家，张爱玲的优势就恰恰在于其对原文和译文的高度把控性，无论此处的翻译采取了怎样的翻译策略，从最终达成的效果来看，都是为了使得文章可读、连贯，同时又能传递一定的中国文化和表达方式，从而充分服务于其翻译目的。

四、结语

文化缺省现象一直是译者在翻译时面临的较为棘手的问题之一，通过目的论三原则的视角，可以更好地解读张爱玲在处理文化缺省现象时采取的翻译策略，以及她是如何调用具体方法来为其翻译目的服务。单一的策略指导或是操作方法不能较为充分地解决文化缺省带来的交际障碍问题，译者双重身份的特殊性和翻译本质的把握应当被切实纳入翻译过程中来，张爱玲的自译作品便是为处理翻译间的多重关系提供了相对可参考的范本。把握好忠诚的度，充分考虑读者接受的度，才能在达到文本翻译的同时，真正有效地完成文化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