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08
汪利平
(湖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7)
自20世纪30年代文学创作伊始,杨绛先生从现代文学跨越到当代文学,在长达八十多年的文学事业中,她具有作家、戏剧家、翻译家和批评家等诸多身份,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杨绛先生时刻保持与文学平衡却又疏离的关系,但她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成就有目共睹。她被尊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先生”的女性的传奇人生,推广中国优秀人物,同时也可能为国内外传记文学翻译研究提供了平台。作为翻译家,杨绛先生精通外文,涉猎文类广泛,熟读国外文学作品,将外文作品介绍到中国,让中国读者熟知,对于外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有重要的作用。文章将探析她的译作《斐多》,以期了解其翻译主张和思想。
杨绛先生开始翻译《斐多》时已经是90岁的高龄了。不懂古希腊语的杨绛先生选择以《斐多》1924年出版的英译本为参考书目,结合了许多有关的论作,只求能够将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理解到位、翻译到位,才能将这部古希腊著作中的对话翻译得宛如家常话一般。
但是杨绛先生翻译的《斐多》却没有像她的其他作品一样被读者广泛关注,其原因是杨绛先生并没有读懂原文,由译转译,这中间就会存在很多的问题。就像是人传话一样,传着传着就不知道第一个说话的人究竟想表述什么意思了。
译者必须自己先了解到原文的意思,翻译起来才能够更加流畅。由于杨绛先生翻译的是《斐多》的英译本,加之其并不了解古希腊语,因此并不知晓她选择翻译作品的作者,是否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因此翻译出的文章使读者无法读懂,换句话说,无法领会到文章深层的含义。
杨绛先生是不懂古希腊文的,因此她从英译版的《斐多》入手,将其转译为汉语。在西方文学界所阅读的柏拉图标准版是有古希腊文与拉丁文对照于1578年出版的斯特凡努斯翻译的《柏拉图全集》(三卷)。当时拉丁文是全欧洲学术交流的通用语言,因此也作为了古希腊语的参考语言,因此英文版的《柏拉图全集》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但是随着拉丁文逐渐被淡化出舞台,各国的学者开始使用自己的语言去交流学术,所以开始有人用英语去翻译《柏拉图全集》。
在18世纪到20世纪期间,有两部算得上比较出名的翻译作品,一部是由托马斯·泰勒于1804年出版的柏拉图英译版,这一版应该算是比较正规的英译版。还有一部是本杰明于1871年出版的英译版,这一版算是比较出名的一版译作,也是杨绛先生选择的第一参考书,但是这一版并不能算作“比较准确”的柏拉图译作。因为在那个时期,英译柏拉图还不够成熟,还处于探索时期,乃至今日,大部分的柏拉图学者还在使用古希腊文去阅读柏拉图。而杨绛先生选择从1871年的英译柏拉图转译,这就从根本上限制了其翻译作品能够达到的水平。
1.译文节选
在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斐多》的第7~8页中,杨绛先生这样翻译道:“我过去常做同一个梦。梦是各式各样的,可是说的总是同一句话。它说:‘苏格拉底啊,创作音乐!培育音乐!’我以前呢,以为这是督促我,鼓励我钻研哲学。我生平追随的就是哲学,而哲学是最高尚、最优美的音乐。梦督促我的事,正是我一直在做的事,就好比看赛跑的人叫参赛的人加劲儿!加劲儿!可是现在呢,我已经判了罪了,因为节日而缓刑,正好有一段闲余的时间。我想,人家通常把诗称为音乐,说不定梦里一次次叫我创作音乐就指作诗,那么我不该违抗,应该听命……然后我想,一个诗人,如果是真的诗人或创造者,他不仅把文字造成诗句,还该创造故事。我不会创造故事,就把现成的伊索寓言改成诗……”
2.译文分析
首先,译文中的“音乐”,可能是在英译版的《斐多》中直接将Mousike翻译为Music,而在古希腊语中Mousike是心灵教育的意思,这是一个翻译的错误,错将古希腊文中的专用名词,翻译成英文中的普通名词。
在古希腊语中,教育主要分为两个大类,一是心灵,二是体育,心灵教育又囊括了音乐、哲学和诗词等艺术类教育,因此,这里翻译出的音乐,应该是指教育。柏拉图是想唤醒苏格拉底,想让他继续去创作,继续去教育人类。而杨绛先生翻译出的创造音乐,而原文中的意思应该是想表达出让苏格拉底继续创造出有教育意义的作品吧。
其次,在古希腊文化中,哲学永远高于文学,柏拉图对这一观点更是极为坚持的,而杨绛先生根据英译版翻译出的:“一个诗人,如果是真的诗人或创造者,他不仅把文字造成诗句,还该创造故事。”正好与柏拉图的观点相悖。在对比杨绛先生的译文与其参考的译文中,不难看出其原因在哪里,英译版中是这样翻译的:“...should not only put words together but make stories.”将put words together本意应该是摆清事实讲道理,而杨绛先生将其理解为造句。那么就很容易造成后文的翻译错误。再加上杨绛先生也许并不了解古希腊文化,而会错了柏拉图的意,错认为柏拉图在赞美诗人,并在后面赞叹了诗人。
最后,来分析这样一句话:“人们通常把诗叫作音乐”。这句话的古希腊文原文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句子,而只是一个以指示代词tauten为中心词的偏正短语。这句话对应的古希腊文原文的意思其实只是“我们这里的教育里常见的那种”。
苏格拉底第一次解读这个梦,把解读的注意力放在了“教育(mousike)”这个名词上,认为这个梦是让他去做“价值最高的教育(megiste mousike)”,也就是摆事实、讲道理的哲学。苏格拉底也认为不断出现的梦是让他继续加油,不要放弃的意思。直到他被判了刑,等待处死的时候。苏格拉底才突然发现了这个梦的第二种解读的方式。
苏格拉底第二次解读这个梦,把解读的注意力放在了“创作(poiei)”这个动词上,认为梦中其实是特指“我们这里常见的教育(ddmo de mousike,demode是‘适合大众的’的意思,其词根demo是‘大多数人’的意思,含有贬义)”。古希腊常见的教育形式,也是古希腊的传统教育形式,就是以神话、故事、寓言和传说等“创作”进行的教育。
这句“或许只是我们这里常见的那种教育”杨绛译为“人们通常把诗叫作音乐”,与原文意思大相径庭。这句话的古希腊文是“tauten ten demoden mousiken”;勒布版译文是“that which is ordinarily called music”;Jowett版译文是“as the dream might have meant music in the popular sense of the word”。两句英译文一个字对字直译,一个意译,都忠实重现了原文的偏正结构。但是,杨绛先生没有选取Jowett正确的意译作为底稿,而是选取勒布版的直译译文并且篡改了原文原义和原文结构。这恐怕是杨绛先生在已经将mousike错译为“音乐”的情况下,为了想让前后文在“哲学,诗、音乐”三个概念上能有逻辑上的联系,没办法的办法。可如果知道了mousike这个概念是“心灵教育”的意思,同时允许“讲故事”和“讲道理”两种教育手段,也知道苏格拉底抬高讲道理的教育而贬低讲故事的教育的话,“讲道理、讲故事、心灵的教育”三者之间的联系就很容易说清了。
杨绛先生说他“既不懂古希腊,也不懂哲学”,但是想“避免哲学术语,文学性地翻译《斐多》”。杨绛先生大概没搞清一件事,那就是只有懂哲学的人才有资格说“避免哲学术语”。这和既然不会写字就没资格说“避免错别字”是同样的道理。《斐多》中按页数计算的前五分之四的内容都是有关灵魂不死的论证,最后五分之一的内容是一个寓言故事和苏格拉底服毒身亡的过程。在数量上定性分析,《斐多》里五分之四的内容都落在杨绛先生的翻译能力以外。从译文品质上定量分析,杨绛先生所译《斐多》里前五分之四的有关哲学论证的内容,行文晦涩繁杂,没有阅读价值。但因杨绛先生擅长文学,所以其最后五分之一有关寓言和苏格拉底死亡描写的翻译文笔较为流畅,值得一读。
通过对前文提到的杨绛先生的翻译著作的赏析,不难看出杨绛先生对翻译的执着,无论是饱受争议的《斐多》还是名满天下的《堂吉诃德》,杨绛先生无不呕心沥血,用心钻研,在那样一个工具书都无法普及的年代里,杨绛先生为了传播文化而努力奋斗着。
杨绛先生在翻译时,都会先让自己读懂,然后逐句进行翻译,但是这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直译,而是在分清每一句话的主句、从句以及各种词组,原则意义上是为了让其他不重要的部分来衬托出主句,这就要求译者要精通两国语言,决不生硬翻译。
翻译的过程中常常会遇到翻译出的句子在整体文章中显得有些不连贯的问题,而杨绛先生非常严格地执行着“先拆分,再连缀”的步骤,并且将句子连起来后,还要对照原文进行理解。如果发现文理不顺,一定会在每一句中寻找问题,并进行文字上的调整与接洽。
将句子连缀成文后,杨绛先生会通读译文,尽可能地将语句简化,并进行修饰,以达到中国人能够读懂的汉语阅读习惯。简化掉可以简化的字,将译文变得明快流畅,这是一个非常细致并且任务艰巨的过程,也许只有像杨绛先生这样的大文学家才能做到如此的水准了。
杨绛先生是中国近代最杰出的翻译家之一,她的译作给所有从事翻译工作的工作者提供了很多的技巧与解决方案。在阅读杨绛先生的翻译作品时,应该保持着谦卑的态度,学习杨绛先生的翻译主张与思想,对于有争议的地方应当融入自己的思考,并考虑自己遇到这样的问题应当如何解决,通过反思借鉴,不断提升个人的翻译思维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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