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伦理视角下The Gay Genius汉译研究

郭佩英 高健

一、引言

翻译伦理学是关于翻译活动、翻译理论研究、翻译批评、翻译教学等的道德或伦理规范研究，是从伦理角度来审视翻译的方方面面(彭萍，2013:90)。

西方翻译伦理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4年初，法国的文学翻译家、翻译理论家和哲学家安托瓦纳·贝尔曼(Antoine Berman)在《异域的考验:德国浪漫主义时期文化与翻译》中率先提出了“翻译伦理”这一概念。1997年，安东尼·皮姆出版了专著《论译者的伦理》，其研究使翻译伦理的研究转向了翻译行业的职业伦理。同年，芬兰学者切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在他的《酬译模因论——翻译思想的传播》一书中，专门探讨了翻译伦理问题，勾勒了翻译伦理的轮廓并阐述了翻译伦理研究的基本范畴。切斯特曼在著作ProposalforaHieronymicOath中提出了五种翻译伦理模式，为翻译伦理的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西方国家开展翻译伦理研究之际，中国学者也开始关注翻译中的伦理问题。国内对翻译伦理的研究开始于2001年吕俊教授的《跨越文化障碍——巴比塔的重建》。四年后，《翻译伦理问题的回归——由〈译者〉特刊之〈回归到伦理问题〉出发》一文标志着国内翻译伦理研究正式起步。在此之后有许多学者分别从翻译伦理研究的主体、翻译的职业伦理和个人伦理、翻译伦理学是什么学问等方面对翻译伦理展开了研究。2013年，国内首部《翻译伦理学》专著出版，确立了翻译伦理学的性质和定位、内容和任务。

《苏东坡传》(TheGayGenius)是中国现代著名学者、文学家、语言学家和发明家林语堂先生费时三年于1947年在美国完成的全英文作品，该传记主要介绍了苏轼的乐观、豁达极具色彩的一生，深刻剖析了中国人的性格、心灵、理想、生活、社会、文学、艺术等诸多侧面，因此具有较大的研究价值。

对于该作品的两个译本，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研究和比较，其中包括对两个译本的比较，译本纠错，对译本汉译显化的比较研究等，但是从翻译伦理模式出发，对其进行卷名、章节名的翻译异同的比较进行的研究还有待补充，因此笔者从该角度进行了对比分析。

二、切斯特曼的五大翻译伦理模式

安德鲁·切斯特曼是翻译研究领域声名卓著的学者，他在ProposalforaHieronymicOath中提出的五种翻译模式推动了对翻译理论的研究。切斯特曼预言，“翻译研究的下一阶段将以伦理主题为特征。”

(一)再现伦理

再现伦理体现了原文的重要性，强调了对原文内容表达的真实性。译者作为原作的代言人，原文作者思想的传达者，必须准确地表述原文内容、原作者思想和原语文化，使译文读者能够最大限度地靠近原文和原语文化。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采用直译的翻译策略，避免任何添加、删减和其他改动。但这并不意味着按照原文词句排列一一对应的死译，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秉承着忠实于原文的原则，考虑到句式的组织和文章风格进行直译，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再现原文文化内涵，尤其是在人物传记写作中，使读者对该人物或异域文化有更深刻的感受。

(二)服务伦理

服务伦理强调译文和译文使用者之间的关系，这一模式赋予译员充分的主动性。译者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选择适当的翻译方法，使译文满足使用者的需求，符合使用者的要求。译员不仅要忠实于原文，还需要忠实于译文使用者，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员可以通过对原文的适当修改和调整，使原文以使用者能接受的形式展现出来。由于文化的差异性，译者需要用译文接受者读得懂的词句和文化要素来表达原文的内容和文化内涵，从而满足译文接受者的需求，使译文更具有可接受性和可读性。

(三)传意伦理

传意伦理强调的是翻译过程中译员在原文和译文，原作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媒介作用。翻译是两种语言、两种文化之间的沟通。这些要求扩大了译者的责任，译员要通过对源语文字、符号、文字深层含义的理解等完成跨语言、跨文化、跨社会的信息传递任务。如果在翻译中只关注文字表面的含义，则很容易受到原文词句的限制，容易一字一句对应翻译，这样的译文比较生硬，有时候则会表达不准确，不能准确传达原文意思。因此，在翻译时，译者应遵循传意伦理，在正确理解和翻译语篇的基础上，深层探究其背后的文化含义，加深对文字意义的表述。

(四)规范伦理

规范是对翻译作品好坏的判断。斯特曼认为此处包含两种翻译规范——期待规范和职业规范。

期待规范是在读者对译文的期望上建立起来的，读者可能对文本类型、风格和词汇选择等都有期望，因此这在一定程度上关系到译文应该是什么样的。职业规范指的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该遵守的规范，这些规范规范了翻译过程本身。从译者的角度来看，这些规范从属于期望规范，因为它们本身是由期望规范所决定的。

(五)专业责任伦理

专业责任伦理是切斯特曼在以上四种伦理模式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这一模式对译员提出了应尽的义务和责任，以及应当体现出的专业水准。译者作为两种文化之间的纽带，在翻译过程中应该遵守翻译行业的道德规范，做一名合格的译员。2019年，中国翻译协会发布《译员职业道德准则与行为规范》等三项标准规范，规定了职业译员在从事翻译工作时应遵循的职业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译者除了要具有扎实的双语基本功、丰富的文化知识等外，还应具有高度的团队合作意识和保密意识。因此译者要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对所译文章负责。

三、《苏东坡传》汉译本对比分析

译者作为原作者和读者的桥梁，在翻译中起着尤为重要的作用。然而，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翻译方法的选择，受到译者伦理的影响。

原作共分为4卷，28章节，详细描述了苏东坡跌宕起伏的一生。其中4个卷名的翻译，张译和宋译相同。对28个章节小标题的翻译上，张译本和宋译本有13个章节标题译文完全相同，15个章节的名称在翻译上各有不同。

(一)同中有异

《苏东坡传》按照苏东坡的一生跌宕起伏的发展分为了四卷。对该四卷卷名的翻译，宋译本和张译本各有异同之处，如下表所示:

表1 《苏东坡传》各卷标题译文对比

从表1可以看出，张译本和宋译本在对各卷标题的翻译上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首先，两个译本中，卷二、卷三、卷四的标题翻译完全相同。而卷一标题的翻译，张译本为“童年与青年”，而宋译本为“童年与少年”，反映出两位译者对“youth”的不同解读。此外，宋译本在每卷标题后添加了注释性信息，从而各个时间段所发生的事件一目了然。

由此可见，对于同一内容，不同译者理解不同，强调的重点会有所差异，使用的翻译方法也就不同。

(二)同大于异

对比分析发现，《苏东坡传》中的28个标题中，有13个标题张译本和宋译本完全相同。下表为部分章节标题:

表2 《苏东坡传》中两译本完全相同的章节标题

续表

从表2可以看出，虽然表2中两译本的译文完全相同，但是对于不同类型的标题，译者还是在不同翻译伦理的指导下，采用了不同的翻译方法。

第一，八章的翻译，两译本均采用意译的翻译方法。在这四个标题的翻译中，两译者根据原标题表达的意思以及该章节所对应的具体内容，在汉语中找到了相对应的文化意象。例如“THE BULL-HEADED PREMIER”，字面意思是固执的总理，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王安石在去世后被冠以“拗相公”的称号，基于以上这些信息，译者可以判断出原文中该标题所指的意象，并对其进行翻译，不仅忠实传达了原文的表达含义，而且实现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这正是传意伦理模式对译者的要求。

第二，对于后三个章节标题的翻译，两译者均采用了直译的翻译方法。例如“GODS，DEVILS，AND MEN”，在中英文中，“god、devil、men”与神、鬼、人这三个意象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因此在对这些词进行翻译时，只需按照再现伦理的要求，对原文内容忠实的再现即可。

(三)异大于同

《苏东坡》传中对于卷名和标题名的翻译，除了以上两类，还有一些翻译完全不同的标题，这些标题名称的翻译有的是完全不同，有的则是部分不同，具体如下表所示(部分):

表3 《苏东坡传》译文不同的章节标题

对比分析发现，在前两个例子中，两个译本的翻译均采用直译的翻译方法，按照原文字面含义进行了翻译；后两个则采用了不同的翻译方法。虽然张译和宋译在前两个标题翻译中对每个标题采用的翻译方法相同，但是在译文的词汇选择上还是有细微差别的，例如“青年、少年”“高僧、和尚”。由此可见，在期待规范下，不同译者在翻译时，对译文风格的处理也略有不同，这取决于译者自身对原作的认识以及译者自身的翻译风格。

在使用不同翻译方法的标题中，两译本主要使用了直译和意译的翻译方法。例如对于“THE TWO BROTHERS”的翻译，宋译本将其翻译成“手足情深”不仅忠实于原标题中的兄弟二人这一内容，更是表达出文字深层含义；在“EXPERIMENT IN STATE CAPITALISM”的翻译中，张译本根据原标题含义以及该章节内容，在译入语文化找到对应意象，将其翻译为“王安石变法”，使得译文读者能一目了然地明白该章节内容，不仅忠实于原文，同时实现了两种文化的交流。这一点正是遵循了传意伦理模式。

四、结语

文章从切特斯曼的五个翻译伦理模式出发，以张译和宋译两个版本的《苏东坡传》为例，通过对比两个中译本中的标题翻译，分析了不同伦理模式对译者选择翻译方法的影响。译者在一个翻译活动中，不会使用单一翻译方法，也不会遵循单一伦理模式的指导。对比分析发现，不同译者对于同一内容，遵循的翻译伦理不同，采取的翻译方法也就不同，译文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不同，但这些都以遵循专业责任伦理的指导为前提，以为读者提供高质量的译本为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