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语言学对英语语言教学的启发与影响研究

李锦池

一、引言

社会语言学是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一门新兴学科，迄今已有五十多年的研究历史。该学科在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方面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不仅开辟了语言学研究的新领域，而且对语言教学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为语言教育工作者，更应具备积极探索语言教育新发展的精神。因此，文章将着眼于英语语言教学，主要介绍以下内容:①阐述社会语言学的基本理论，介绍社会语言学的分支，关注其跨学科实际应用的动态性；②简述中国英语教学的现状，分析社会语言学与英语教学的相互作用；③介绍Hymes的“交际能力”概念(Communicative Competence)，对比其与传统教学法的差异，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英语教学方式；④基于Labov的“语言变异”概念(Language Variations)，分析方言、性别、社会阶层等因素对英语教学的影响。最后总结社会语言学对英语语言教学的启发与影响，并分析在社会语言学影响下，英语语言教学发展的新思路。

二、社会语言学基本理论

作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社会语言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已成为新世纪语言科学领域最重要的学术亮点之一(Hymes，2000)。社会语言学运用语言学和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从社会科学的不同角度研究语言的社会本质和差异，以及语言与社会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其一是语言对社会的影响，即语言的社会功能。其二则是社会对语言的影响，具体指语言的变异和语言使用习惯。后者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重点。语言是一种具有重要社会功能的社会现象。正如Sampson(1980)所说:“在其原始用途中，语言是人类协调活动的纽带，是一种行为方式。”具体地说，语言是信息的载体，是社会交往的工具，也是人类思维的工具。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反之，社会也不可避免地对语言产生巨大的影响。阶级形式、社会地位、文化程度的差异，职业、年龄、性别、民族的差异，导致了语言变体的形成，具体表现在语音、语调的差异，语法和词汇的差异，以及语言用法的差异上。社会语言学探讨语言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的使用，以及语言使用的原因、手段和规则。简言之，词汇和语法是语言的形式，而语言的实际使用规则则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主题。也就是说，一种语言想要被恰当地表达出来，应该满足环境的需要和限制，并充分考虑到它的文化影响。

语言学家们以各自的兴趣、方法和学术背景进行研究，社会语言学也因此产生了一些不同的分支。首先，以William Labov和Peter Trudgill为代表的一派，他们关注各种社会因素与语言变异之间的关系。以Labov和Trudgill为代表的学者试图寻找语言的规律，他们的研究成果丰富和完善了社会语言学的范畴。其次是以Dell Hymes和Jone Gumperz为代表的派别，以这两位学者为代表的研究者更倾向于用人种学(Eth-nographic Approach)角度研究社会语言学，并试图探究人类交流的功能。在Chomsky的“能力(Competence)”概念下，Hymes进一步提出了“交际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的概念，并试图创造一个人际交往的新课题。第三个派别以Joshua Fishman和Einar Haugen为代表，他们试图通过语言与社会的关系来解决由社会引起的语言问题。他们专注于语言的编译和转换，以及对本土语言(第一语言)的保护。最后一个派别是以Wallace Lambert和Howard Giles为代表的社会心理学家，他们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研究社会语言学，从“配对变语法(Match-guise Technique)”变化中收集了语言材料，提出了人际言语调节理论，分析了心理机制对言语行为的影响。

然而，对于“社会语言学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一直没有一个绝对的答案。著名的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Hymes(1974)曾言:“不同的人对‘社会语言学’一词有着广泛的理解，因此任何一个定义都无法完美定义它。”这一观点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合理的。

尽管人们观点不一，但社会语言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仍然是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语言特征。正如前文所提到的，社会语言学强调语言的社会性，这门学科的出现打破了长期以来的静态研究，它不仅关注跨学科实际应用的动态性，而且关注语言社会功能的表现。社会语言学特别关注语言与生活文化的密切关系，运用社会学的视角和方法，动态地研究语言的社会交际功能、语言变体和语言功能。根据著名社会语言学教授Chambers(1996)的观点，社会语言学的研究领域大致可以分为五类:个人特征、语言风格、社会特征、社会文化因素和社会因素。该观点也得到了普遍的认可。

三、英语语言教学概况

前文已提到，社会语言学关注语言与社会的关系，因此可以为社会实践中的语言教学提供一定的科学理论基础。作为一种语言教学，英语教学应该与社会发展相结合，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以中国的英语教学为例，英语课堂教学还存在着巨大的改善空间。目前的短板在于课堂中仍然采用传统的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刻板、过度强调语法、评价方式单一等。首先，由于缺乏富有吸引力和趣味性的教学活动，课堂经常会陷入沉闷的氛围，教师难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导致英语教学变得十分被动。其次，尽管学生掌握了一定数量的词汇，但由于缺乏练习的机会和必要的文化背景，学生在实际生活中很难使用英语进行交流，使英语丧失了作为一种语言应用的社会实践性。再者，中国学生往往对教师存在过度的敬畏之心，这使得师生关系有些疏远，这使他们在课堂上感到紧张，容易造成学生的心理障碍。此外，中国的英语教育十分看重成绩和证书，却忽视了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导致学生过于注重书本知识而不注重提高自己的交际能力，这可能是由单一的终结性评价系统和社会人才需求导向导致的。中国目前正处于由传统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的过程中，而社会语言学的理论无疑可以为我国英语教学方式的转变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持。

四、交际能力理论的影响

语言教学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交际能力”的概念是由Hymes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他认为，一个人需要获得语法能力，但仅仅有语法能力是不够的。人们还应该掌握“什么时候说话”和“怎样说话”的交际能力。这为语言教学提供了一个正确的方向，即语言教学应该使学习者能够在真实的社会环境中使用语言，而不仅仅是掌握语言知识。“交际能力”的提出对传统的语言教学提出了挑战，因而语言交际能力的培养在语言学习课堂上受到了重视。

Hymes倡导的交际语言教学(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的主要目的是让学生参与到语言实际交流中来，因此交际教学往往没有固定的教材，教学活动以学生为中心，学生可以与教师和同学进行互动。在社会语言学的指导下，语言教学已经成为一个培养交际能力的过程，其目的是培养成功的语言使用者，而不是培养精通语法的学习机器。在中国英语课堂教学中，传统的教学方式占据了主导地位，这是由历史、文化、经济、政治等多种因素造成的，想要在短时间内改变几乎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交际性语言教学在全国范围内难以开展。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以交际性语言教学为基础的“素质教育”逐渐在国内萌芽、发展，现已在我国占据了重要的地位，素质教育理念与交际能力理念有着相同的目标，但前者是更适合中国国情的教学政策，虽然目前还没有完全普及，但其优势已经逐渐显现。尽管如此，交际语言教学并不是完美的，例如有时过分强调课堂上的交际任务，而忽视语言的准确性。但与传统的教学方法相比，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也进一步推动了中国英语语言教学的改革。

五、语言变异的影响

前文介绍了社会语言学的不同分支，这里将主要讨论以 William Labov和 Peter Trudgill为代表的分支——关注语言的变异。语言的变异有很多种，但一般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由于地理位置不同而引起的地理变异；另一类是由于性别、年龄、种族、社会阶层、职业等人类社会属性而引起的社会变异。

在地理变异上，方言的变化可能是最好的例子。Jane Hodson(2014)对方言的理解是“方言是与特定地区和/或社会阶层相关的各种英语”。来自不同地理区域的人说英语的方式有很大的不同，除了地域差异外，说话者的社会背景也会影响其所说英语的多样性。因此，方言可以看作地域差异和社会差异的结合产物。Hymes和Labov等语言学家认为语言应该一视同仁，任何语言的任何变化都是有价值的。例如，犹太人使用的方言之一是意第绪语，这种语言一直以口授相传的方式延续，使用的人口也并不多，而由于战乱，只有少数人在战争中存活了下来，使得该语言文化也遭受了很大的损失。直至今日，意第绪语仍然是一种宝贵的语言财富，但与曾经口口相传的方式不同的是，现在开放了网络图书馆和网络语言课程，为更多对意第绪语感兴趣的学习者提供了平台。意第绪语向人们证明了方言也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和历史价值。因此语言教育者应该用更开放的心态看待方言，不应该一刀切摒弃方言。在英语教学中，向学生介绍不同英语方言及口音，引导学生分析英语方言特色，帮助学生辨别使用方言的场合，这些都是不错的尝试。

在社会变异方面，这里主要讨论性别和社会阶层引起的变化。首先是与性别相关的社会变异，主要包括女性语言特征和性别歧视。在发音上，女性比男性发音更为标准；在词汇方面，女性更喜欢带有情感的形容词；在日常会话中，女性更愿意选择委婉的表达方式。据此可以推论出，性别对语言学习的成果有着重要影响。如何将不同性别对话中所反映出来的强烈关系转化为语言教学，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在英语语言教学中，教师可以根据不同的性别特点对学生进行引导和角色分配，例如，对待性格内向的女孩可以使用轻柔的语气让她放松；对待外向好动的男孩则可以适当加强语气，让其更加集中注意力。其次是社会阶级因素引起的语言变异。William Labov在《纽约市英语的社会分化》中进行了“纽约市百货公司(r)的社会分层”研究。调查方法是在各楼层向各种被调查人问“女鞋部在哪”(预设答案为“the fourth floor”)，然后装作没听清再问一遍。社会变项有公司、楼层、性别、年龄、职务、种族、外国口音和本国口音，等。结论是:保留/r/音的富人比穷人多，女人比男人多，职位高的比职位低的多。从该项研究中可以发现，不同的语音分类反映了不同的社会阶层，一个人所处的社会阶层越低，使用的语言就越不规范。Labov在该文中还批判了对社会下层家庭的孩子在语言习得方面的偏见。他认为，尽管不同的社会阶层在语言使用的形式和价值观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但任何社会阶层的孩子都能熟练地掌握语言技能。

受语言变异的影响，英语教学的难度也随之提高，对教师的要求更为严格。教师应充分考虑英语课堂上的学生的口音、性别及家庭情况等变量，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灵活的调整。

六、结语

文章分析了社会语言学对英语语言教学的影响。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研究英语教学，不仅要关注语言本身，更要关注与之相关的社会文化因素。在英语教学过程中，教师应结合中国国情，逐步培养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充分考虑由语言变异引起的教学困难，以实现有意义有效率的英语教学课堂。文章通过分析Hymes的交际能力概念和Labov的语言变异概念，进一步了解了社会语言学与语言教学相辅相成的关系，证明了社会语言学对英语语言教学有着积极深远的影响，长远来看，能有效促进英语教学方式变革，优化英语教学成果；而同时，英语语言教学的发展也有助于社会语言学在语言教育领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