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学中的系统论对比研究①——以佐哈尔多元系统理论与卢曼社会系统论为例

赵会珍 王晓东

一、引言

翻译学学科自创建以来，其研究路径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与其他学科的发展略有不同，当下翻译研究的微观路径，似乎已经步入死胡同，无法纵深发展；反观翻译研究的宏观路径，则有愈演愈烈之势。这反映在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路径从词、句、会话拓展到语篇、语境；同时翻译研究的文化路径，逐渐囊括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各层面。基于此可以推断，翻译研究的最终转向应该会是社会，原因在于语言、文化研究的终极归宿就是社会。翻译研究具备跨学科属性，不同学科融合交叉，推动了各种“转向”的出现。语言学转向，随后的文化转向，再到当下的社会转向，体现出翻译研究宏观路径向前发展的必然趋势，标志着翻译研究不断地在向外延拓宽。因此研究各种“转向”下生成的翻译理论，对于研究翻译学科发展特点具有重要意义。

二、多元系统理论和社会系统论中如何界定“系统”

《韦氏大学词典》中关于“系统(system)”的定义为，“A regularly interacting or independent group of items forming a unified whole.”(一组相互规则作用或相互独立的事物，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多元系统理论是由以色列学者伊塔马·埃文—佐哈尔在约半个世纪前提出。该理论主要针对以索绪尔“功能主义”“结构主义”为核心的“静态系统理论”，并在俄国形式主义及捷克结构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在佐哈尔看来，多元系统理论将各种社会符号现象视做系统，而并非由毫无关系的元素构成的混合体，这是理论核心所在。政治、经济、文学、语言、意识形态等，都属于他所指的这些社会符号现象，或者叫“由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式”。它们有着自己独立的行为轨迹，另一方面却相互依存，形成有组织的整体架构。也就是说，这个系统是一种多层次的、开放的、多元的动态系统。在研究系统内观察这些符号现象，不能用静止、孤立的眼光，而应该“与整体文化甚至于世界文化这个人类社会中最大的多元系统中的现象联系起来开展研究”。除此之外，整体内部的各个子系统，有的处于中心、有的位于边缘，他们地位存在差别。放大到系统外部，各系统之间也是如此，并且这种地位差别并非凝固僵化，而是切实存在着某种斗争，现在看来是自始至终的，位于中心的系统会不断地被逐到边缘；另一方面，边缘位置的系统也不断尝试去占据中心的位置。

法芮拉(Francis J.Valera)与马图拉纳(Hum-berto R.Maturana)等生物领域的科学家在研究生命现象时，提出了“自创生”学说。基于此，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又加入了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社会学理论，并融合后续若干社会学派的功能系统观和一般系统论，构建了他自己的社会系统理论。在他的理论框架中，“系统”就是组合物，是由不同部分相互连接形成一体的，并会在社会的进化中发生联结以及分化。于是乎，他的这个社会系统具有自我指涉性与自我再生产性。卢曼将“系统”分为三大类：社会系统、心理系统以及生命系统或肌体系统。在每个系统下，都有许多子系统，构成层级。在社会系统之下，一级子系统有宗教、政治、经济、艺术、法律、教育和多媒体等。抽象的概括性模型之下，社会系统化身为基于社会符号和社会关系的系统，有多个层次，且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宏观上，周边外部环境(乃至最大到整个世界)形成了一个多层级的系统，内部子系统与外部环境不是静止的，它们的交互让环境成为系统操作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系统的产物就是环境的选择。整体来看，系统可以通过环境去更加充分地认知世界、拓展活动领域、增加运作的可能性参照。

三、翻译文学和翻译系统

佐哈尔特别重视翻译文学，在他看来，翻译文学是自成一体的文学系统，而传统观点，往往将翻译文学仅仅视作为原创文学可怜的附属，价值有限。佐哈尔将翻译文学拔高到和原创文学平级的文学系统高度。此外翻译文学系统本身也有层次之分，并非一个单一的整体。与此同时，佐哈尔提出翻译文学是文学多元系统里“革新力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理据在于，重视翻译文学，会最终影响到翻译策略的选择。翻译文学占据系统的中心，译者受之影响，更倾向于创造性发挥，不惜牺牲母语规范，此时采用的翻译策略就倾向于偏重“充分性”(adequacy)；当翻译文学处在边缘时，就会常套用本国文学中的既有模式，此时的翻译策略则会倾向于偏重“可接受性(acceptance)”。

这也为对翻译的历时研究，提供了切入点。存在于文化系统里的“调节性的制衡”推进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让研究关注点转向文本批评之外的更广阔天地。多元系统论促使传统翻译研究走出孤立地比较原文译文的模式，改变了翻译研究唯价值判断及批评研究独尊的面貌，更多地去关注译介过程背后的社会、性别、政治、哲学、文化、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

在卢曼看来，翻译是一个系统，具有“自我再生”和“自我指涉”的特征。沟通(communication)是社会系统的基本要素，也是翻译系统的基本要素。作为多元系统，翻译系统保持其内部独特的架构层级以及运作规则，同时与外部系统互动交流。与翻译相关的沟通一旦发生，那么翻译系统就会对外部刺激做出反应，自我再生产。这种再生产是基于自身属性，动态的，即内部系统的动态性和整个社会系统下翻译子系统的外在动态性。

承上所述，翻译属于社会系统的子系统，它的“自我指涉”导致“异己指涉”。在卢曼看来，翻译系统是开放性、封闭性兼备的。他所提及的开放性，是指翻译系统在自我调整、再生的程序中，会受到外部环境(语境，某种意义上)的影响，即翻译系统与外界环境之间存在着某种互动。这种外界环境对于翻译系统的影响被称为“异己指涉”或者“他律”。但这种影响是有限的，并不会改变翻译系统的本质属性和地位层级。翻译系统不会因此沦为附属在其他系统之下；但其他系统的影响是或多或少存在的。更重要的是，翻译系统的“异己指涉”需要通过“自我指涉”方能实现。只有翻译系统自身所接受，其他系统才有可能对它施加影响，并获得翻译系统的回应——影响才成为可能。作为系统的翻译，存在于由相似行为或现象构成的更大系统之内，也是更大的社会符号系统内的一个子系统(sub-system)。“翻译的系统研究开启了探究策略发展的可能，克服了过分简单化的线性因果模型具有的弊端”。总而言之，翻译系统同时具备开发性和封闭性，其开放性是一种“封闭性开放”，其封闭性是一种“开放性封闭”。因此，一般认为，卢曼的系统理论，将原本的二元对立封闭性与开放性巧妙地统一。从应用性而言，它为深入研究翻译本体之外因素对于翻译的影响，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启发。

四、“双系统理论”的翻译研究价值

多元系统理论其实呈现了一种“双系统”。从而让我们更加系统地、从功能主义角度，去描述翻译研究，并以译语系统为重点，这种研究的实践最终衍生出跨学科的翻译研究国际新学派。在研究对象上，“半翻译”“伪译”等曾被忽视的现象被纳入研究；在研究范式上，它引领翻译学从规范主义转向描述主义，并立于社会文化的高地；在研究方向上，从文本研究拓展到翻译对外关系，不再拘泥于语言学导向，切实地践行文化转向。由多元系统论带动的这些在研究范围、研究立场和理论框架等方面的革新，最终令翻译学成为一个相对独立于语言学和(比较)文学的学科。

“文化转向”之后的翻译研究，普遍忽视了社会环境对翻译活动的影响。尽管一些学者将翻译作为一种社会活动进行了研究，并且探讨了翻译与各种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但至今还没有形成一个连贯的理论框架体系。新兴的社会翻译学借鉴并应用了诸如卢曼，布迪厄和拉图尔等社会学家提出的理论模型，以解释翻译产品的生产、传播和消费等过程，并进一步探索了翻译的社会制约因素，为“社会翻译学”奠定了方法论基础和理论框架。

卢曼社会理论体系认为，翻译作为一种文化社会实践活动，也是社会系统的一个分支，有着自身的特点，但也应该与其他系统相互沟通融合，才能更好地更新和发展。所以，应该把翻译这一行为放在宏观语境中考查，重新定义研究对象，开创不同的研究方法；卢曼充分认识到描写具有局限性，其系统理论补足了多元的系统论的弊端，整合了翻译的规定、描写、解释范式，将它作为一个生产流程，重视译者因素；强调反思性，打破二元对立与决定论。总之，社会翻译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拓宽了翻译学研究的外延，带来更加理性的研究方法和更为辩证的思维模式。

五、结语

翻译研究的本质属性之一是跨学科性，不同学科的理论都能为翻译研究所用，给翻译研究提供发展的动力。多元和社会系统理论分别是翻译研究“文化转向”和“社会转向”下的产物，都将“翻译”或者“翻译文学”看作系统来研究，体现出“开放”“异质”“动态”“多层次”的相同特点。它们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翻译的研究领域，推动了翻译学科发展。但随着翻译研究逐步拓宽向外延发展，翻译研究也应该回归本体，回到翻译学的根本问题。在翻译界有一种共识，从目前看，翻译研究面临的根本问题是，要研究什么，怎么研究翻译的过程，以及研究途径是什么；分别涉及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其他所有问题都源于对上述问题的思考、探索和尝试解答。那么，是否回答了这些问题，自然可以用作检验一个研究范式是否有效的依据。这样看来，左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和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所代表的文化研究和社会学研究，主要讨论的是影响翻译的外部因素，都应属于离心式研究，或多或少缺乏对翻译的内部因素的关照。但同时，我们不能否认翻译的跨学科研究对于推动翻译向前发展，拓宽翻译研究领域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