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形态演进的历史逻辑

文/韩震

人类因内在地具有知识内涵的劳动而与动物区别开来，而实践中有意识的知识内涵越是增长就越是“属人”的活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越是在生产技术活动中所具备的知识生产处于领先地位，那么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就越是走在世界历史的前列。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不仅是物质样态的变化，而且也是人类意识中把握了的知识状态的变化。尽管人类社会的物质样态的变化是意识中知识状态变化的基础和原因，然而意识中知识发展往往是人类社会物质发展最积极的动力和关键。由此，理解当代中国的发展，也可以从知识生产的视角加以考察。决定人类社会面貌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但根据唯物史观，从根本上说是经济实力，决定经济综合实力的关键是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生产力发展水平往往是由知识生产的水平和能力决定的。人类知识形态经历了从经验形态到分科的原理形态知识，再从原理形态发展到在信息技术平台上形成的差异化或交叠形态的知识。中国在经验形态知识的时代处于领先地位，却因原理形态知识的落后而相对衰落。所以中国应该抓住新形态知识转换的历史时机迎头赶上，力争再次成为世界创新性国家。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的探索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尤其是知识生产方面对欧美发达国家的高速追赶，说明中国在知识生产和技术创新方面的落后是历史的、相对的、暂时的，因而也是可以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加以改变的。

一

作为文明古国，中国古代在知识生产、技术创新和文化上曾经对人类文明做过很大的贡献，而中国近代以来的衰落在根本上是知识生产方面的落后造成的。在任何时代，知识都是“力量”。知识是思想观念中把握了的世界，当这种观念外化为改造世界的力量就表现为科学技术，当这种观念外化为改造社会的力量就表现为社会管理的理念和政策。知识和社会实践之间是相互促进的。

思想观念对世界的把握是基于一定时代的认识水平用简化的图景表达世界，因此，知识与客观世界只能在历史有限的视域中达成同一性；客观世界的许多属性，不可能被完全地把握在思想观念之中。这就是认识的矛盾之所在。正是这种矛盾的存在和不断被克服，才成为知识进步的持续动力。由此，不同时代的知识形态既存在着连续性，也存在着差异性。后出现的知识往往是在原有知识基础上的发展，因而必定保留过去知识的内容；先出现的知识以要素或片段的方式，必定包含后来知识的萌芽或雏形。

在农耕文明或自然经济时代，知识主要表现为“经验形态”的知识，这是基于感觉经验的生产与生活某方面的技能。回顾历史，特别强调 “经世致用”的中国在经验形态的知识阶段保持了领先地位。与此同时，知识的进步在世界历史中具有不平衡性。我们必须认识到，西方并非一直在知识上保持领先地位，在经验知识生产的历史时期曾长期处于落后状态。

在经验形态的知识中，不是没有理论，而是这种理论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直觉或猜测而已。经验形态的知识也不是没有量的规定，木工、瓦工显然都有有关“绳墨”“尺寸”的规定，但是这种量化往往局限在自己的独特行业之中，而不是可以应用在不同物体上的量的规定性，往往无法进行普遍的量化；而且每个匠人有自己的体会和把握，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或“绝招”。

经验形态的知识既然是经验的和特殊的，因此必须靠特殊的生活和实践活动的经历来获得。所以 “经验形态的知识”有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基于感觉经验所限学习效率低，需长期积累；二是基于特殊的生活境遇而体现为普遍性不足，限于某方面的技能；三是经验知识的传递往往是分散的，不具有规模效应、聚集效应。

在人类社会相对孤立存在及行业分散的情况下，知识传播比较缓慢，经验形态的知识往往无法达到现代科学的范式要求：普遍性、量化、可重复性。过去，中国的成功在于在经验形态知识方面的领先，这也让中国人形成了对知识获取的路径依赖。经验形态知识下思想观念与世界的同一性，是特定境遇中的感觉层次的同一性，这种同一性反而限制了人的普遍性视野和知识想象力。

在与西学接触之前，以中医为代表的中国知识生产是“在与西洋近代科学完全不同的思维逻辑中”进行的，是人与 “天”“地”或自然的互动中的经验感受或领悟的结果，因而更接近自然哲学，而不是西学基于所谓客观事实的逻辑假说的演绎过程，因而也就难以构成一种属于现代科学的理论体系。

二

在中国人沉溺于重视归纳的经验形态知识的时候，欧洲人却在14到17世纪实现了知识形态的革命性突破，这就是现代性的学科化和原理式的知识形态。我们可以称之为 “原理形态的知识”，即以普遍公式和系统推理构成的演绎体系表达的知识。“原理形态的知识”并不是反经验的，反而非常重视和依赖经验，但却是在知识体系和知识形式上超越经验的，这种知识打破或超出了特殊生活境遇的限制，让观念与世界的同一性扩展到不同境遇下的事物，具有超越特殊境遇的普遍性。

“原理形态的知识”是对经验背后的不变的普遍规律的探索与把握，而这种探索精神与古希腊哲学家对绝对存在和逻各斯的探究是有某种历史缘由的，甚至许多人也把目光投向基督教文化的特殊作用。但根据唯物史观，更重要的动力还是来自欧洲社会特殊的时代需求，即远洋航行对天文地理等各方面知识的迫切需求，以及伴随着市场扩张、知识发展、生产工具完善、社会关系变化之间复杂互动而塑造的资本主义历史过程。笔者认为，就像古代中国文化的经验性特征一样，现代科学只能是历史发展境遇下特定条件的产物，是广泛的社会活动的结果。基于修道院研习传统的欧洲大学的出现、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再发现以及早期资本主义的市场竞争，欧洲实现了知识形态的飞跃，产生了适应标准化生产需要的原理形态的知识。中国知识生产的落后也许是明朝政府“禁海”政策造成的，这扼制了中国人探索更广阔世界的冲动，限制了中国人知识视野的开拓。中国知识生产的停滞不前，也就使中国成为近现代世界竞争的落伍者，让中国精英阶层扼腕感叹：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正是在知识形态或认识范式上的突破，让欧洲摆脱了知识落后的局面，一跃成为世界知识生产新的中心，并且为欧洲的崛起获得了知识力量和智力支撑。

原理形态的知识有以下特点：一是学习效率高，教育系统化、制度化；二是具有普遍性，可以应用在各种不同的生产和生活领域；三是知识共性凸显了基础研究的作用，知识生产从偶然的发现成为有意识、有目的的追求，知识领域的新突破很快就能在生产领域造成颠覆性效应。

三

知识形态的演进往往是不平衡的，原理形态的知识只是因为某些社会历史原因首先出现在欧洲而已。知识生产的能力和水平，决定着生产力的效率和水平。发展中国家要实现自己的发展和振兴，就必须学习和掌握原理形态的知识，以便开启本土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由于历史条件的特殊性，中国要走向现代化，必须超越原来的知识形态，掌握学科化原理式的知识形态。

派遣学生到欧美学习，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知识形态过渡的重要途径和方法，也是追赶新形态知识生产能力和水平的需要。现代化变革是基于人的变革，人的变革则是人的思维方式或知识状态的变革。社会发展必定是人的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则来自人的知识水平的发展。从晚清到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留学生成为中国知识形态转换的重要中介或转换器，这个群体也就成为中国知识生产跃升这一历史使命的重要历史承担者。当发展中国家最终学习到了现代学科化原理形态的知识之后，世界的知识生产地图也必然发生变动。中国制造业的成功，无非是中国在知识生产方面进步的具体表现之一。

目前，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处在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时机，中国的知识生产也处在一个关键的变革时机。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可能再仅仅依赖学习引进知识来维持，知识生产新变革的前景也表明，新发展格局必须依靠自主的知识创新。原理形态的知识也就是在思想观念上力求达成与世界的 “同一性”，不过这仍然是思想观念对世界的简化表达。原理形态的知识的普遍性也不可能完全表达客观世界内在丰富的真实内容，这种知识也无法实现与客观世界绝对同一性，从而仍然是特殊性与绝对性的矛盾体。因此，知识形态仍然是向未来敞开的。

现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已经且正在大大改变知识生产的背景条件。在笔者看来，当代这种新形态的知识是 “信息技术介入状态下的差异化知识”，或曰“以信息技术为平台的交叠形态的知识”。也就是说，信息技术作为当代大科学发展的平台，日益推动其他学科知识的相互融汇贯通，从而让科学知识呈现出许多新的特征。

由此，知识形态演进可以分三个层次：经验形态的知识主要面对的是宏观物体的机械运动，主要靠初等数学并且通过日常经验来验证；原理形态的知识是微观物理运动、化学过程和生命机理的认识，主要靠理论假设和模型来表达并且通过实验加以验证；第三个层次是信息技术介入的复杂科学或“大科学”，需要利用计算机进行大量的模拟计算，并且以一定的算法阐释人的行为科学，包括经济学类、管理学类等，这就需要人们通过大量的数据挖掘、计算和分析，来处理各种自然或社会的复杂问题。

中国就是带着经验形态知识的“前理解结构”，在学习原理形态知识真谛的同时，赶上了信息化的浪潮，而且在独立自主地开展改革开放的思想文化氛围中，形成了某种更加灵活地综合理解知识的可能性或思想“场域”。从知识生产的逻辑看，中国某些方面的突破，主要是中国在短时间之内从经验形态的知识经历了原理形态的知识和信息技术支撑的交叠形态的知识的洗礼。

根据唯物史观，知识生产的历史，也是劳动生产活动的历史。在知识经济的时代，知识形态似乎变成信息技术介入下的交叠形态。所谓信息技术支撑的交叠形态的知识，有以下新的特点：一是这种形态的知识体现为跨学科的综合性知识；二是新形态知识的层次和性质的多维性和贯通性，这也导致现代教育理念的变化，一流大学更注重不同学科的学者间的相互影响；三是这种形态的知识体现为普遍原理知识和特殊的经验知识的结合。

四

正如先前所言，不同时代的知识形态既存在着连续性，也存在着差异性，在信息化时代，知识的形态更多表现为信息技术介入的智能化知识，因而创新的意义更加突显出来。实际上，后来的知识形态是在原先知识形态基础上的发展，且在自身中包含着原来形态的知识，先前的知识形态是后来知识形态永恒的基础和要素，脱离原有科学知识的基础，只能是知识的退步。可以说，三种知识形态既是共时结构，也是历时状态。由此，知识的演进也是一个充满内在矛盾的过程。对处于一定时代的民族而言，其发展知识的优势和弱势往往是纠缠在一起的。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际上就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工业生产和知识生产上逐渐赶上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步伐，知识形态的转换以及世界知识生产地图的改变，必将使世界竞争的格局也发生深刻的变化。谁掌握了知识生产的规律与趋势，谁就掌握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权。谁适应了知识形态的改变，谁就取得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先机。无论如何，新形态的知识创新本身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动力，想要不被“卡脖子”我们必须掌握关键技术。民族的振兴就是一个民族知识生产能力的振兴，唯有知识生产保持活力，民族的振兴才能有不竭的动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极限施压，只能激起中国人内在的动力。知识创新有自己的历史逻辑，我们必须顺势而为、奋发而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能够顺利实现，必定是建立在中华民族知识创新能力的复兴之上的。

近年来，中国在知识生产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首先，我们必须对影响中国知识创新的不利因素有清醒的认识。一是知识生产需要一个长期积累的历史过程，唯有长期坚持基础研究，才可能在知识创新方面实现突破。西方显然有知识积累的优势。二是由于知识发展的后发状态，中国处在赶超阶段，更加注重应用的效能，因而基础性研究仍然明显不足，原始创新的基础和动力都明显偏弱。三是走在最前沿的知识生产往往对其他知识生产有统摄作用。中国目前的优势是成本效益上的“量”，这往往是可以被取代的，而在制高点上的知识原创意义上的“质”是在科技实力的比拼中不可取代的。就此而言，美国等国对我们的遏制仍然是有一定效能的。四是知识生产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文化的支持，这不是短时间之内就能够形成的，而与社会大多数人的认识水平和接受程度密切相关。

当然，中国也有加快知识创新并重新回到世界知识生产中心的有利条件。第一，高速发展的产业体系需要越来越多的知识支撑，这是知识创新不竭的客观动力，而经济实力的增长也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坚实的客观条件和物质基础。第二，中国在综合对待经验形态的知识、原理形态的知识、信息技术介入下的差异化知识或叠加形态的知识方面历史地具有某种更加灵活的文化氛围。第三，作为后发者，中国人有强烈的学习和吸纳新知识的愿望，也有通过运用知识创新改变自己落后地位的强烈意愿，这是知识创新持续的主观驱动力。第四，中国有巨型国家和特大市场的促进效应，更为重要的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保障：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科技创新驱动战略，推动创新国家的建构，体现了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越性。

我们的知识创新既有有利条件，也有不利因素。看不到影响知识发展的不利因素，就容易在知识创新上犯盲目乐观的错误，似乎知识发展是自然而然的进程；看不到影响知识发展的有利因素，就容易失去知识自主创新的信心，犯悲观主义的错误。正确的做法是，应该尽可能发挥自己的长处，消除自己的弱点。在发挥国家整体规划和推进的制度优势的同时，仍要增进科学研究的自由氛围；基础研究是知识创新最深厚的根基，必须花更大的力气加强看似“没有实际用处”的“纯研究”。

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更多地体现在科技实力方面，而科技实力则表现在人才的科技素质和创新能力上。因此，要提高国家综合实力和竞争力，就必须落实到培养更高科技素质和更有创新能力的青年一代身上。由此，我们就能够理解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的重要性。民族复兴的前景需要中国青年拥有知识创新方面的能力，这就要求我们培养在知识创新方面走在世界前列的人才。在信息技术或知识经济时代，教育协助人们建立差异化、个性化的知识结构。现代教育越来越强调学生知识结构的自主建构，跨学科知识的综合运用，不同学科之间的知识转移与方法转移。要让中国成为世界知识创新中心，就需要我们实现教育现代化，让教育水平真正实现脱胎换骨般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