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写好中国当代哲学史？

文/陈卫平

“努力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是***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中提出的重要任务。写好中国当代哲学史，是构建这样的体系的重要基础。这里就书写中国当代哲学史的三个问题作些初步探讨，以期对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有所帮助。这三个问题是：如何考察时代课题与中国当代哲学的关系；如何揭示改革开放前后的哲学发展的联系与区别；如何提炼当代中国哲学家理论体系的品格。

时代课题与新中国的重大哲学争论（或讨论）

写好中国当代哲学史，首先需要考察当代中国哲学与时代中心问题的关系。1956年在新中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期，毛泽东认为“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了”，强调“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就是说，当代中国的时代中心问题，是找出如何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为此必须进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

当代中国哲学发生的重大争论（或讨论）正是这个时代课题的反映，主要有以下9次：（1）20世纪50年代初期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运动；（2）所谓“哲学上三次大论战”；（3）1957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4）批判林彪、“四人帮”的哲学思想；（5）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6）关于生产力问题的论争；（7）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大论辩；（8）历史发展动力和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论争；（9）“文化热”和“国学热”的论争。

上述重大争论（或讨论）集中于两个时段，即20世纪50年代到1966年“文革”前和1976年粉碎“四人帮”到20世纪90年代中叶。前一时段的历史背景是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转变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新中国，后一时段的历史背景是在改革开放中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两个时段巨大的社会变革，使得哲学领域思想激荡、风云变幻。20世纪中叶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指导理论、基本制度、文化建构日益明朗，哲学领域不再出现思想学术界聚焦的重大论争，学术讨论基本上在各自学科范围里展开。这里对其中三个争论（或讨论），即20世纪50年代初期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运动、生产力问题的争论、“文化热”和“国学热”的争论略作阐述，以揭示其中蕴含的时代精神。

（一）关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运动

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于唯心主义的批判，旨在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1951年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按照唯物论的道路去从事学术革命的工作”，批判曾经弥漫于旧中国学术界的唯心主义。1955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发布。1955年《哲学研究》创刊，此后一年内，刊发了5篇综述，报道全国批判唯心主义的情况，从中可以看到这场运动几乎涉及哲学社会科学各个领域。这意味着当代中国哲学史的起点，表现为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在哲学研究中的贯彻落实以及发挥塑造人民精神世界的意识形态作用。这个运动曾被比喻为“思想领域的解放战争”。这个比喻，一方面表明这样的批判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人们精神世界的强大力量，一方面也意味着这样的批判存在着某些如《讲话》中指出的“用解决政治问题的办法对待学术问题的简单化做法”。这对于构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启示是：哲学社会科学既要发挥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又不能把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相混淆。

（二）关于生产力问题的争论

新中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面临的重大问题是如何迅速发展生产力。从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关于生产力问题有过多次论争，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两次。一次是1959年到1961年，围绕李平心“生产力性质”的理论，在《学术月刊》《新建设》《文汇报》《光明日报》等刊物上展开讨论。李平心从“生产力的二重性”即具有物质技术方面和社会方面的双重属性的基本观点出发，认为生产力在其自身领域中存在物质技术力量和社会劳动力量的矛盾运动，由此而呈现“自行增值”的趋势，生产力的发展并不是完全依赖生产关系的反作用，生产力的发展有其内在动力，有其自身的规律。这一理论讨论的背景，是1956年党的“八大”提出了国内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但在随后的经济建设中出现了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而忽视研究生产力的片面性。李平心试图从理论上克服这种片面性，然而这在“文革”中被当作修正主义“唯生产力论”的典型而遭到批判。另一次关于生产力问题的讨论，从1979年展开，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讨论除了否定林彪、“四人帮”对所谓“唯生产力论”的批判之外，主要内容还有：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什么，即发展生产的价值取向问题；重新认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这与重新评价李平心的生产力理论紧密相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问题；生产力标准的含义等。这次讨论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了关于发展生产力的很多新观点，极大提高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是发展生产力的认识。两次讨论的历史背景、具体内容不尽相同，但贯穿的主线是一致的，即如何认识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以及如何发展生产力。由于对生产力问题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因而上述两次讨论中提出了较多新的概念和命题，如生产力二重性、生产力标准、生产目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这告诉我们构建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提炼标识性的概念和命题。

（三）关于“文化热”与“国学热”的争论

从20世纪80年代中叶掀起的“文化热”到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国学热”，虽然两个“热”争论的具体问题和价值趋向不尽相同，但贯穿的主题是相同的，即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两个“热”从“文化”趋于“国学”，正表明了这一点。后一个“热”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前一个“热”在对待传统文化问题上的反思。两个“热”进行了很多方面的讨论，如：什么是传统文化的主干？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或哲学智慧是什么？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是对立还是相容？如何评价“五四”的反传统？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是否存在“体”“用”关系？现代新儒家的保守主义对于现代化是否具有正面价值？中国传统文化是否可以作为克服西方现代性危机的良方？通过争辩大约形成了三个基本共识：“现代化不只限于科学技术层面，更重要的是应该有文化深层的现代化相配合”；对于现代化而言，“传统是一个包袱”，“传统又是一宗财富”；“把中国传统文化放在整个世界文化发展的总趋势中来考察，使中国文化的真精神和现时代的时代要求接轨”。这三个共识为21世纪提出继承发扬中华文化优秀传统、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的思想作了铺垫。

上述三大争论为我们打开了认识中国当代哲学紧扣时代脉搏的一个窗口。

当代中国哲学改革开放前后的联系与区别

当代中国哲学根植于中国社会主义历史进程，***总书记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这对于书写中国当代哲学史具有指导意义。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中国哲学，有着内在的联系，但又因处于不同历史时期而有重大区别。这种联系和区别，大致有两种情况：一是改革开放后讨论的问题，往往在改革开放前已有某些铺垫，但是改革开放后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达到了新的境界；二是改革开放后讨论的问题，是由反思改革开放前的某些错误而引发的，于是改革开放后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起到了修正错误、坚持真理的作用。下面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三个学科为中心，进一步予以说明。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里，改革开放后影响最为巨大的是始于1978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它拉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创新序幕。这场大讨论发端于当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这之前，1963年2月1日《光明日报》有篇同名文章，作者是朱士耀。从1962年4月到1964年底有过一场有相当规模的“关于真理和错误关系问题讨论”。朱士耀的文章为参与讨论而写，针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直接方式、唯物辩证法是检验真理的间接方式的观点，阐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与后来的同名文章的精神是一致的。在更早的1956年，《光明日报》发表了近20篇文章讨论真理是什么以及真理有无阶级性的问题，其目的是为了破除盲从苏联对自然科学贴上阶级标签的做法。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再到70年代末，三次真理问题讨论典型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既有联系又有重大区别。

关于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关系，是20世纪70年代末至20世纪80年代中叶进行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大讨论的中心。这场意义重大的讨论是由反思改革开放前对人道主义的错误批判而开启的。汝信在这场讨论之初指出，必须对改革开放前曾经被当作修正主义来批判的人道主义进行再认识。改革开放前巴人作为宣扬修正主义的人道主义的典型被点名批判，被批判的观点主要是“人类本性的人道主义”和人性“异化”和“复归”论。不难看出，改革开放后的论争与改革开放前的批判人道主义有着否定性的联系，而改革开放后的再认识则表现出与改革开放前相区别的重要特点：在反省曾经走过的弯路的自我革命中前进。

中国哲学史研究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联系和区别，首先体现在研究的整体走向上。1957年的“中国哲学史座谈会”（以下简称“座谈会”）作为改革开放前哲学界规模最大的学术会议，对日丹诺夫以唯物和唯心“两军对垒”为哲学史定义的教条提出质疑。相对于胡适、冯友兰把中国哲学史从经学中独立出来的第一次学术自觉，这是摆脱日丹诺夫定义束缚的第二次学术自觉的开端。但是，这在不久之后被视为“哲学史工作中的修正主义”而遭到批判。自20世纪80年代往后的30年间，对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大势，笔者曾经将其概括为从突破“两军对阵”到关注“合法性”。由此回溯“座谈会”，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不仅接续了“座谈会”开启的学术自觉，而且展开、丰富和提升了“座谈会”提出的具有推进“学术中国化”意义的观点。

改革开放前后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既有联系又有重大区别。关于少数民族哲学的研究尤为如此。改革开放前对各少数民族的系统调查以及在此基础上编写的各少数民族的民族志和语言简志，还有编辑出版的包含哲理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资料，都为少数民族哲学研究提供了基础。同时，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哲学史虽然大多局限于汉族，但有关中国哲学发展阶段的梳理、主要概念范畴和不同学派的阐述，为少数民族哲学研究提供了借鉴和参照。改革开放后，少数民族哲学研究全面展开，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使得中国哲学史的书写正在改变以汉族为限的旧格局，如任继愈所说：“对各民族的哲学思想研究得越彻底，思想资料掌握得越丰富，将来我们写出的中国哲学史的内容就越充实，从而做到名副其实的‘中国哲学史’。”重视少数民族的哲学研究、打造任继愈所说的名副其实的中国哲学史，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不同于改革开放前的显著标志。

西方哲学的研究，在改革开放前的相当长的时期里被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所束缚，基本内容是两大方面：一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西方哲学的论断作“旁证注脚”；二是把马克思主义诞生后的西方哲学作为反面教材进行批判。尽管如此，西方哲学研究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果，并且出版了数量可观的西方哲学译著（其中有贺麟《精神现象学》这样的精品），还编辑出版了作为学科建设基础的“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和《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这些均成为改革开放后西方哲学研究全面复兴和繁荣的重要基础。这个时期编写的《哲学史简编》在内容上，分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前的西方哲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史三部分，表现出独特的眼光：把马、中、西的哲学联系起来，具有以世界哲学考察哲学史的意义，并且从中西哲学史的比较中认识中国哲学的民族性，蕴含着以中国视角研究西方哲学的朦胧意识。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在摒弃日丹诺夫定义之后，西方哲学研究取得的最重要的进步，就是把原先的朦胧意识发展为鲜明的“中国的立场”。由叶秀山、王树人任总主编的8卷11册《西方哲学史》被称为“致力于促进具有中国特色与气派的西方哲学学术研究”。近十几年来，“西方哲学的中国式解读”“西方哲学研究中的中国视角”“西方哲学中国化”“诠释学的中国化”“中国现象学”等不时出现在西方哲学研究的论著中，叶秀山将此归结为“站在中国的立场探讨西方哲学的问题”。这就是以发展中国哲学作为研究西方哲学的内核，它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从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着眼，比较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二是以中西哲学互鉴入手，提出中国人的原创理论。刘放桐作为前者的代表，认为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与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革大体发生在同一历史时代，在批判和超越西方近代哲学和建立适应现代的哲学思维方式上存在着重要的共同之处，因而应当吸取西方现代哲学的积极因素，丰富和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后者的代表是张世英，其“万有相通”理论，“把中国传统的‘万物一体’与西方近代的‘主体—客体’关系式结合起来”，将后者吸取和充实到前者中去，又结合了西方现当代哲学关于“在场”与“不在场”综合为一的观点，形成了“中国式的‘后主客关系的天人合一’”。

以上三个学科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情形告诉我们，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必须体现学科发展在改革开放前后的联系和区别。

当代中国哲学家理论体系的品格

《讲话》指出：“五四”以来，“许多进步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了“一大批名家大师”，他们“为我国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进行了开拓性努力”。在当代中国哲学史上，张岱年、冯契、高清海正是如此的名家大师，他们分别建立“天人五论”“智慧说”“类哲学”的理论体系。这里试图阐明他们作为新中国哲学家的共同的理论品格。张岱年、冯契、高清海的理论体系各具个性，但他们在理论立场、理论资源、理论构造上具有共同的理论品格。

在理论立场上，坚守马克思主义与以创造性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相统一。当代中国哲学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发展起来，而这和反对苏联教科书模式的教条化是联系在一起的。张岱年、冯契、高清海都是在苏联教科书的模式之外，自开生面。

张岱年说：“唯物论是最有征验，最合科学，且最符协于生活实践的哲学。”但他反对“现在许多自命为新唯物论者的人”那种“类乎宗教信仰的态度”，“凡宗师所已言，概不容批评；宗师所未言及者，不可有所创说”。“天人五论”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论立场而进行的“综合创造”。冯契认为自己“始终相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正确性”，但“不赞成以马克思主义为教条”。“智慧说”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冯契说：“我给自己规定了一个哲学的任务，就是要根据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来阐明由无知到知、由知识到智慧的辩证运动。”又说：“如何用实践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来解决知识和智慧的关系问题，在书本上、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是找不到现成答案的。”高清海走上“类哲学”的创新之路，始于1957年对苏联教科书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成为独立并行的两个部分提出质疑。此后他进行了长达30年的变革苏联教科书模式的哲学体系的工作，以此为突破口，“才扑捉到现实和具体的‘人’，由此确立了‘类哲学’”。上述三位哲学家的理论立场启示我们：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与教条主义是不相容的。

在理论资源上，马、中、西相会通。这是上述理论立场的必然要求，因为以创造性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就需要和其他思想学说交流互鉴。张岱年、冯契和高清海的理论体系是会通这三方面资源的典范。

张岱年的“天人五论”在当代中国哲学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意义：承上，即以学术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20世纪30、40年代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理论体系鼎足而立；启下，对于新中国哲学家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具有先导意义。张岱年的“天人五论”是“倚重于唯物”并综合了“唯物、理想、解析”，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注重生活理想的传统哲学和西方逻辑实证论的逻辑分析方法予以会通。冯契则从当代中国哲学发生的直接历史背景，即中国近代哲学来阐述马、中、西的会通。他说：在中国近代哲学阶段，“中西文化、中西哲学在中国土地上已开始汇合（当然仅仅是开始），这不仅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而且表现在某些专业哲学家尝试建立中西结合的哲学体系”，而这“预示着中国哲学将成为统一的世界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说，建立当代中国的哲学体系，应当推进中国近代以来中西合流的进程，使其合乎中国哲学走向世界的趋向。“智慧说”体现了这样的自觉认识。高清海的“类哲学”以回归现实和具体的人为方向，马克思的类理论无疑是其重要思想资源，而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较为关注的。这表示“类哲学”中的“马”资源包括了西方马克思主义。高清海阐发马克思的类理论是与考察西方哲学相联系的，他指出“类”的观念是西方近代人本主义的思想成果，马克思的类理论既继承了它们、又超越了它们。“类哲学”以马克思“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作为阐明“人是哲学的奥秘”的前提，这同样与考察西方哲学分不开，正是这样的思维方式使马克思与以往的唯物主义相区别。《中国传统哲学属于全人类的精神财富》《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特质及其价值》等，则表明中国传统哲学也是“类哲学”的思想资源，用“天人一体”来表达“类生命”显然是对中国“天人合一”传统的转化。三位哲学家对于马、中、西的会通，体现了当代中国哲学家的一种追求：既发扬民族特色，又会通中西，使中国哲学成为世界哲学的有机部分。

在理论构造上，哲学与哲学史相交融。它是马、中、西会通的反映，因为这三者的会通表现在理论构造上必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根基和考察中西哲学史相结合。张岱年、冯契、高清海不仅有哲学著作，也有哲学史著作。他们的哲学创作是对哲学史的反思和借鉴，他们的哲学史研究不是单纯的对以往哲学的“照着讲”，而是贯注了自己哲学观点的阐释。

张岱年指出，要建立“中国现在所需要的哲学”，其基本条件之一是“能融会中国先哲思想之精粹与西洋哲学之优长为一大系统”。这就表明，他的哲学将以哲学与哲学史的交融为理论结构。冯契明确以“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作为构建“智慧说”的原则。他说：“我从哲学史研究中作出概括，以为认识论的主要问题有四个，即：感觉能否给予客观实在？理论思维能否把握普遍有效的规律性知识？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具体真理（首先是世界统一原理和发展原理）？理想人格或自由人格如何培养？”由此构成的“广义认识论”是其“智慧说”的基本骨架。高清海说：“哲学的历史是哲学理论的基础，哲学理论是哲学认识历史发展的总结和概括。”以此为遵循的“类哲学”必定是哲学与哲学史的交融。他说：“我使用类的概念，从另一个角度说也是对哲学史的继承。”但是与张岱年、冯契偏重于中国哲学史有所不同，高清海以西方哲学史为主轴。他深入研究西方哲学从古希腊到现代的历史，指出西方现代哲学相对于传统哲学发生了七个方面的转向，表现出“迫切要求一种与哲学和人的本性相适应的新的哲学观念和人性观念”，然而，中国哲学“有着西方哲学所缺乏然而却具有深厚文化价值的思想资源，……能够有效地弥补西方哲学的有限性和不足”。为此，他在《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特质及其价值》等论文中揭示了中国哲学的相关传统，意在表明“类哲学”的创新并非是与中国传统哲学相隔绝的。当代中国哲学家融哲学与哲学史于一体的理论结构，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重要侧面。

写好中国当代哲学史，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面临的新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