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代科学的哲学反思与未来哲学的期望

文/江怡

与人类以往历史相比，20世纪是人类科学获得巨大发展的时代。科学技术在这个时代的成就完全超越了以往所有时代成就的总和。无论如何，科学技术一定是这个时代最为明显的标记，也是人类作为一个生命物种对这个世界和人类自身认识的真正觉醒。当代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发展具有如此重大的作用，不仅表现在直接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或进步（虽然这种说法会有一些争议），更重要的是为人类思想观念提供了具有开创性的路径方法，尤其是在经验与实验、观察与推理、确定与不确定等具有哲学意义的重要问题上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思想力量。大多数科学家或许对这些问题的哲学意义并没有充分意识到，或许根本没有认识到当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对哲学思维带来了多大影响，但从哲学研究的角度看，当代科学成就对当代哲学已经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挑战，这充分表现在科学研究在目的、方法与前景上与哲学研究的思想联系中。

当代科学成就对哲学的挑战

1.科学研究目的与人类生存福祉密切相关

与人类早期对自然世界的探索相比，自然科学自近代诞生以来，科学研究的目的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亚里士多德时代的科学探索以解释宇宙和世界为目的，因此构造体系以满足这种解释的要求就成为科学研究的主要任务。近代科学伴随着近代工业的出现而逐渐改变了这种科学研究的方式。虽然观察和实验依然是科学研究的主要途径，但这种研究的目的开始从探索宇宙万物的奥秘转向了为满足人类生存之需要提供更多便利的条件，这样的科学研究就从自然的发现转向了技术的发明。

当代科学进步与近代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不同就在于，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之间的关系在当代表现得更为直接和明显。当代科学取得的每一个重大进步都伴随着对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技术发明。但另一方面，这些当代技术的发明也是科学研究的初衷所在。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当代科学研究与技术发明之间密切的因果联系：技术发明为科学研究之果，而科学研究又以解决人类面临的具体问题为动因。这种因果链条向我们清晰地表明，当代自然科学研究主要以人类的生存福祉为目的，这也是当代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2.科学研究方法与哲学认识论思路一脉相承

从方法论上看，近代以来实验科学研究都是以观察和实验作为主要和基本的研究方法。实验科学是近代以来自然科学研究的主要形式，实验方法是自然科学研究的主要手段。与科学观察一样，科学实验以已有的理论为背景，以待解决的问题为目的；但与经验观察的被动性质不同，实验活动是主动的，是实验者在设定的条件下完成的一种主动观察的活动，因而更加强调实验者在实验活动中的主体地位。这样，实验活动就是实验主体在特定的条件下完成的一种预先设定的实践过程，也是用于验证先前理论假设的一套有目的的物理操作。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看，科学实验的可操作性为认识活动提供了一个切入物理对象的便捷通道，也为实验的科学性质提供了一个无可争议的验证标准。任何以实验名义提出的认识主张都需要经受这一个标准的验证。这充分说明，实验科学研究在方法论上与哲学认识论有着正向的密切联系，这也为哲学家提供了深化认识论研究的机遇和挑战。

3.科学研究前景关系到人类的前途命运

与近代科学成就相比，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特征在于，极大拓展了人类各方面能力的运用范围，特别是在人类智能领域。基于现代生理物理学、神经科学和脑科学的研究成果，科学家们所完成的重要工作是比以往更为详尽地展现了人类智能的生物生理机制，并且试图揭示人类智能发展的生理心理基础。随着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人类智能的数字化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重要标志。然而，从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看，当代科学取得的所有成就似乎都表明了这样一个基本认识：科学研究的目标不是为人类解释自然世界的奥秘，而是为人类自己创造一个更加符合人类要求的新世界。我们从当代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研究取得的成就中就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这一点。当代科学研究面对的不再是已有的“旧世界”（即已然存在的自然世界），而是未来的“新世界”（即人类创造的未来世界），因此，当代科学研究总是与人类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的。

可见，当代科学研究在研究目的、研究方法以及未来前景等方面都对当代哲学提出了重大挑战。这些挑战对哲学而言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更加明确地展现了当代科学研究与哲学之间更为密切的思想联系，确立了科学研究与人类存在和思维方式变革之间的因果关系，为当代哲学研究提供了更为有效的思想武器；另一方面，更为明确地展现了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哲学研究的潜在威胁，更加清晰地表明了当代哲学或许有被消解于当代科学研究中的危险。

当代哲学家对科学发展的两种回应

总体而言，当代哲学研究对科学发展的回应，无论是在国际还是在国内哲学界，都存在正反两种不同观点，我将它们分别称作“科学万能论”和“哲学特色论”，前者声称一切自然现象都可以用自然科学加以说明，后者则强调哲学的不可替代作用。这两种观点都是哲学家们对当代科学发展的极端反应。

根据“科学万能论”的观点，科学发展已经为人类提供了所有可能解释的现实方案，并对人类未来发展提供了可以预期的解决方案。这使得哲学家们对科学研究成果的哲学扩展抱有极大希望，表现为以某一种自然科学研究为模板推进哲学领域的问题研究，或者是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重建哲学研究的基本模式。20世纪初期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就是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而当代英美分析哲学中的自然主义进路也充分反映了哲学家们对科学研究方法的推崇，无论是在语言哲学、心灵哲学还是在认知科学哲学和实验哲学研究中，我们都可以强烈感受到科学主义传统的深刻影响。从当代哲学发展的历史轨迹看，科学主义传统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提倡以科学研究的方式进行哲学研究，这也带来了当代哲学的革命性变革。无论我们是否承认科学主义的这种历史作用，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和路径为当代哲学研究的确带来了不可否认的影响。然而，这种“科学万能论”的观点明显夸大了科学研究对当代哲学发展的作用，因而存在用科学取代哲学的潜在危险。

由于哲学研究具有明显的个人特征而无法重复等性质，一些哲学家就认为，这些性质保证了哲学研究具有科学研究无法取代的特色，因而我们不能用科学研究代替哲学研究。这就是“哲学特色论”的主要观点。这种观点的最初捍卫者来自19世纪后半叶的新康德主义哲学家狄尔泰、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等人，他们坚持严格区分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并认为两者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强调了精神现象的优先性和特殊性，而后者仅仅是精神科学方法的具体运用。同时，他们还认为，自然科学研究对普遍性的追求与精神科学对特殊性的要求，使得两者之间无法相互取代。“哲学特色论”在现代哲学中是以实证主义传统的对立面出现的，这表现为晚年胡塞尔对欧洲科学危机的忧虑、海德格尔对现代实证科学的批判以及后期维特根斯坦对现代科学文明的反思。虽然胡塞尔、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对科学的性质有各自不同的理解，但在对待科学与哲学关系问题上的态度却基本上是一致的：他们都把哲学研究看作是一种与现代科学研究完全不同的事业，在胡塞尔那里是一种真正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在海德格尔那里是一种追问科学意义的形而上学，在维特根斯坦那里则是一种反思性的理智活动。因此，哲学研究具有科学研究无法取代的特殊性质。这种“哲学特色论”的观点不仅直接反对把哲学研究混同于科学技术，或者用科学研究方法从事哲学研究，而且试图用哲学的特殊性质反对科学技术的成就，反对哲学研究中的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倾向。从积极的意义上看，这种反对意见对于提醒我们注意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在当代哲学中的泛滥的确具有重要作用；但同时，我们更需要看到，这种“哲学特色论”的结果是把哲学研究完全排除于科学发展的视野之外，这不仅不利于科学的发展，也不利于哲学自身的发展。

当代哲学对科学技术研究的介入

从当代科学发展的基本图景中可以看到，当代哲学始终在以各种不同形式介入科学技术的研究，并试图用哲学的方式说明当代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这首先表现在科学哲学研究领域，其次表现在以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交叉学科研究中。

可以说，科学哲学研究是哲学家们深入科学研究领域的主战场。早期科学哲学家们，如逻辑实证主义者石里克、卡尔·波普等，坚持把科学研究作为哲学研究的基本模板，以科学主义精神贯穿于哲学研究的全过程。虽然后来的哲学发展逐渐表明维也纳学派“统一科学”纲领的失败，但这一纲领体现的科学精神，即以经验为向导、以逻辑为手段、以效果为目的，却在后来的科学哲学研究中保留了下来，特别体现在具体科学哲学的研究领域中。当前科学哲学研究通常被划分为两个主要部分。一部分是“一般科学哲学”，主要关心的是科学研究的历史发展、科学研究的方法论以及科学哲学研究的一般问题；另一部分则是“具体科学哲学”，主要涉及不同科学研究领域中的哲学问题，从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上讨论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问题。“一般科学哲学”处理确证、语义和科学理论的哲学解释，其中包括了科学概念的操作性特征、认知意义的经验标准、理论的相互融合、科学革命、科学实在论的演变、因果解释、还原论与科学的统一，等等。“具体科学哲学”则包括了物理学哲学、生物学哲学、心理学哲学、社会科学哲学，等等。此外，在当代分析哲学传统中，还有逻辑哲学、数学哲学、语言哲学、心灵哲学等，它们不仅与自然科学研究密切相关，而且已经成为当代哲学研究的独立分支领域。

越来越多的哲学家已经充分意识到哲学研究对科学技术最新成果的介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种介入在以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研究为代表的交叉学科研究领域表现得更为明显。如今，认知科学研究已经被公认为具有多学科交叉研究性质的综合性科学，其中，哲学与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神经科学、语言学与人类学等都被视为认知科学研究的主体学科，共同构成了认知科学研究的基础部分。与人工智能技术相比，认知科学研究是对人类认知获得的性质、范围、形式和表征方式的基础研究，因而应当属于传统科学研究的理论部分。这些研究通常包括了两个主要部分：其一是与人类认知和心灵活动密切相关的内容研究，其二是与认知活动特征描述密切相关的表征研究。内容研究部分主要涉及意识的性质和内容、动物认知、认知神经科学、认知心理学等。这些与当代心灵哲学研究的主题和内容有实质性的交叉，因而说明认知科学与哲学研究的交叉性质。

在人工智能技术日益活跃的今天，人们对这种技术所带来的一系列伦理问题提出了更多的担忧和思考。应当说，人工智能技术的每一项突破都是在更新人类对自身的认知，不断拓展人类的认知边界。相对于人类主体，人工智能构建了一个巨大的“他者”，挑战了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这个他者不是被人类奴役的客观对象，而是与人类地位平等的另类主体，甚至就是人类自身。难以想象的是，当人类大脑的所有神经元逐个被硅基芯片或其他人工智能技术所替换，我们在自我审视或审视他人的时候，我们究竟是在审视什么样的对象。因此，在现有的人类社会条件下，人工智能技术自然就会引发大量伦理关切，人工智能技术的利用就会威胁到人类伦理的一些基本信念。这些都迫使我们在人工智能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重新思考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

未来哲学的可能性

从未来人类的视角看，现代人类的一切活动都依赖于科学的进步和新技术的发明，在科技日益昌盛的今天，人类已经无法离开现有的科技成果而生存。这就使得人类不断产生一种末世的感觉，即人类在被技术操控的时代无法摆脱技术对人类的支配。每个时代的人类都会产生对现实和未来的焦虑和恐惧，而现代人类所面临的焦虑和恐惧远远大于以往时代的人类，其原因就在于我们意识到现实与未来的冲突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控制，未来的不确定性正是我们无法控制动荡之现实的预期反应。因此，如何正确看待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如何通过哲学反思而使得科学的发展保持一种稳定的平衡，这恰好是未来哲学需要完成的重要工作。

历史上看，哲学与科学的互动似乎是一个永恒话题。在当今的人工智能时代，哲学与科学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密切。这就迫切需要我们重新思考人类与自然、个体与社会、人性发展与技术进步等的关系问题。在这种重新思考中，对科学技术的哲学反思无疑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这种哲学反思并不意味着用科学取代哲学，或者用科学研究的方式支配哲学的研究。相反，哲学研究是为科学的发展提供思想上的限度，确保科学研究明确自身发展的范围，或者说是让科学研究者知道可以做什么和不可以做什么。

当代哲学探讨人类心灵和认识活动性质时，的确需要借助于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但这并不是哲学研究自身的最终诉求。哲学家们的主要工作不是为科学的发展提供逻辑论证和概念支持，而是考察和清除科学发展中存在的理论难题和思想障碍，是做科学发展道路上的清道夫和提醒者。科学家可以说，他们需要哲学但不需要哲学家；但哲学家必须说，他们不仅需要科学也需要科学家。他们需要科学，是因为科学研究为哲学思考提供了必要的对象内容；他们需要科学家，是因为科学家需要哲学为自己的研究提供思想保障。这种哲学与科学的互动关系，确保了哲学研究的科学性质和科学研究的哲学前提。

无论是在性质上还是在任务上，未来的哲学都不应是科学的随附者，而应是科学的急先锋。科学在历史上的每一次进步都离不开哲学上的系统思考，而每一次科学危机的出现都伴随着哲学上的革命。这些历史事实表明，哲学总是在科学发展中扮演着急先锋的角色，它总是能够在科学发生危机的时候帮助科学转危为安。未来的哲学必将继续发挥这样的作用。

总之，关于未来哲学的可能设想，本文主要是从哲学与科学的互动关系中寻找思想的灵感。未来哲学应当是对未来开放的，“未来才是哲思的准星”。关注历史是哲学史的主要工作，而只有面向未来才是哲学的本性所在。当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为未来哲学的形成提供了必要条件，可以预见，未来的哲学也将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必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