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特点

文/赵庆云

根据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封建社会是人类社会演进过程中必然经历的一种社会形态。社会形态的核心是与生产力发展状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这是决定社会面貌及其演变的最根本因素。封建社会形态的本质特征在生产力上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生产关系上是大土地所有制和小生产的结合，国家和大土地所有者对农民实行剥削。由于自然和人文条件的不同，中西方的封建社会存在着巨大差异，但这只是在同一社会形态下的亚类型而已。

在长期热烈的争论之中，将战国秦汉至1840年鸦片战争这一历史阶段的社会经济形态属性界定为“封建地主制”，其社会形态确定为“封建社会”，成为学界的主流观点。“封建地主制”的“封建”，从生产方式着眼，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封建”概念。其核心要义为：肯定这一历史阶段中国与西欧中世纪同为封建社会；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不同于西欧领主制的另一种类型——地主制。概言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既关注到西欧的封建社会史实，又着力揭示中国封建社会的自身特点，力求达到历史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有机统一。我们研究认为，中国封建社会主要有六大特点。

大土地所有制与农民小生产相结合

中国封建社会以农立国，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主要财富，土地所有制是封建制度的基础。从土地占有方式上来看，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有浓厚的中国特色，封建国家或封建地主阶级占有大量土地，地主阶级大土地所有制与农民小生产相结合是其基本特点。具体而言，封建土地国有制、地主土地所有制、自耕农土地所有制这三种形式相结合，随着社会经济的演进、阶级斗争浪潮的涨落，其配置状况也因时变化。土地国有制与土地私有制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转化。整个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呈现出一种螺旋向前的运动，其趋向为地主大土地所有制的确立和发展。

同西欧封授世袭的庄园经济相比，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突出特点是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由于土地“民得买卖”，商人、高利贷者不断转化为地主，中国地主阶级的组成成分变动不居；土地不断集中同时也不断分散。西欧封建社会主导形式为领主制下的庄园经济，土地的最高所有权为封建国王所有，由国王以封建领地方式分封给各级领主，不能买卖。

从土地经营形式上看，中国主要体现为土地分散经营，地主尽管占有大量土地，但一般不直接经营，而是分散给农民租种，因而个体小生产性质相当突出。一家一户可以实现生产、消费、再生产的循环。而西欧则相对集中经营，农奴不过作为庄园经济的一部分。

自耕农是中国封建社会不容忽视的特有阶层。他们兼具劳动者与土地私有者二重性，其所负担的赋税一般少于佃农所缴纳的地租，因此自耕农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所特有的一个最有能力发展生产的社会阶层。

中国与西欧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的差异，决定了二者统治方式的差异。西欧各国封建君主虽然名义上为政治共主，但各级诸侯实为独立王国，在自己领地上将行政权、军权、司法权、财政权等集于一身。中国封建地主则将政治权力交给他们的共同政治代表——皇帝及各级官僚机构，来实施对农民的统治，由此决定了其独具特色的政治体制。

以中央集权为核心的政治体制

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体制为中央集权制，这是由中国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及小农生产方式决定的，自然经济的分散性与封闭性为中央集权提供了广泛的基础。因为实行中央集权制，单个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及其地位尽管不稳定，却有利于整个地主阶级、整个政治体制的稳定与延续。

中央集权制始于战国，成于秦汉，这在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西方国家直至13—15世纪才开始伴随王权的扩张出现中央集权的趋向。中央集权制以郡县制为基础。自春秋至秦统一六国止，郡县制从无到有，后来居上，因其能有效集中和动员全国力量，遂取代分封制成为安天下的基本国策（秦汉至唐宋仍存在封爵而不治民的制度）。中央集权的基本特征为“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将国家主要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到皇帝手中，皇帝将全国划分为若干不同层级的行政区划进行治理，派出专业官僚至各地方行使政治权力。

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中央集权体制不断调节以适应社会时代的变化，呈现出强化之势。中央政府能够强力干预、直接掌控各个地方的政治、经济、军事事务，有效配置各种资源，组织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从事国防、农业、水利、交通、救灾等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

应该看到，中央集权体制本身存在着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矛盾。中央的权力要贯彻下去，必然要分权给地方，但又不能使地方权力过大，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中央集权与地方割据的斗争，成为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主要表现形式。

中央集权的治理体系契合人们对“大一统”的理想追求，有着相当稳固的理念支撑，所以能维持数千年而不衰；还因其有着相当严密完备的制度设计，且总体来说运作良好，对中国的国家统一、民族融合、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发挥着极为关键的促进作用。

以官僚制度为核心的治理体系

一个国家要实现大一统的治理格局，必然需要凭借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和行之有效的官僚系统。与封建时代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相适应，中国以官僚制度为核心的治理体系相当成熟。高度发达的官僚制度与中央集权体制浑然一体，成为大一统国家的强大支柱。

中国的传统官僚制孕育于战国时代。列国争雄的险恶环境迫使各国在社会组织治理方面积极变革，贵族政治亲贵合一的格局被打破，出现文武分职、官职专业化的趋向。秦兼并天下后，立百官之职，从中央到地方基层，各级官吏的设置趋于系统化、制度化；且推重吏治，以吏为师，使国家官僚机器增强了务实能力。

汉代基本因循秦制又有所发展，侧重儒家传统的“儒生”与侧重法家传统的“文吏”的冲突到东汉末以“儒法合流”告终，奠定了士大夫官僚政治的初步形态。综观秦汉时期官僚体制，体现出制度化与法律化的特征，强调吏治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力图建立防止权力滥用的制衡机制，以加强中央对全国政治、经济、司法、文化的统一管理。

魏晋时期逐渐形成门阀政治，政务官由门阀把持，负责具体事务处理的事务官则由“寒门”担任。北朝强调军功以抗衡贵族，士族门阀开始衰落，官僚政治得以发展。隋代废三公府僚，在外朝形成与皇家事务彻底分离的政权机关，终于最后摆脱家国一体的体制。唐朝六典的出现及其他形式的文官立法，使封建官僚制度进一步发展。

中国封建时代的官僚制度源于小农生产对社会管理方式的需要，又极大限度地维护了农为邦本。官僚制度一方面依附于君权，但在实际运行中又具有不受君主意志左右的自主性。“皇权”与“相权”互相支持又互相斗争，总体上呈现“皇权”压倒“相权”之趋势。

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深知吏治清明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因而在官吏选拔上力图建立选贤举能的机制。从汉代的“察举”“征辟”，到曹魏以后发展为九品中正制。隋唐时期确立了科举制，科举考试制度日益严密，成为官僚进身的主要途径，使布衣也可能为卿相。科举制打破高级士族对官僚机构的垄断局面，扩大了官僚阶层的社会基础与人才来源，给官僚政治注入了新的活力。

中国的官僚制度之完备，规范之详密，均为世所少见，对西方世界也产生深远影响。

形成了深入人心的大一统理念与儒家意识形态

中国幅员广袤，民族众多，自秦统一六国以后，尽管历经朝代更替、风云变幻，却总是“分久必合”，统一则始终成为历史的主旋律。如此庞大的多民族国家数千年绵延不断，中华文明及其疆域版图得以相当完整地继承延续，这在人类历史上亦属仅见。中国之所以能长期维系中央集权制的统一帝国，诚然可以考虑自然条件等因素，但正如费正清所论：中国的地形本身并不利于中央政权的崛起，中国的统一“是人的制度战胜地理条件的结果”。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思想基础应是“大一统”理念。人们发自内心地期盼统一，厌恶分裂，形成超越了狭隘民族观念的崇尚一统的政治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念。

数千年来，“大一统”理念根植于中国各民族的心灵深处，渗透于人们的血脉之中，形成一种无形而强大的向心力，奠定了中央集权的思想观念基础，成为多民族统一国家强有力的黏合剂。即使近代帝国主义入侵，图谋分裂中国，亦因大一统思想的凝聚力而不能得逞。

“大一统”的政治实体形成于秦汉，但其理念可追溯至商周时代。或因当时战乱频仍，人们亟望有一个安定统一的局面，“大一统”理念几乎在春秋战国的各派学说中都得到了推崇。“大一统”理念的影响至为深远，数千年来浸润着中国人民的思想情感。值得特别指出的是，由于华夏民族面临周边少数民族的军事侵扰，与“大一统”观念密切相关的还有华夷之辨的问题。华夷之辨主要凸显了一种开放性的“文化中国”信念，主要强调文化认同而非血统认同，其最终指向的是民族融合、“华夷一统”。

自秦汉时起，中国实现统一文字和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形成一个相当稳定的共同体。“大一统”的政治实体必然要求意识形态上的统一，与中央集权的国家治理体系相适应的，是在各种治道理念竞争中通过逐渐融汇、演化而形成的儒家占据主干地位的意识形态。以儒家学说为骨干的封建意识形态，通过丰富、多层次的教化体系而深入人心，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外在规范内化为人们的文化心理积淀，对于安定和凝聚社会、整合社会秩序与人心发挥了至为关键的作用。

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儒家学说具有两重性，既服务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同时对封建皇权有所制约。近代以来，一些学者从激烈的反传统出发，将儒学简单批判为维护专制的工具，将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描绘为漆黑一团，失之偏颇。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态度转趋理性，意识到儒学仍不乏有其思想精华，提出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但是，儒家思想毕竟被打上了封建时代的烙印，诸如森严的等级制、人身依附、任人唯亲等压抑了民族的生机与活力。对于儒家思想，我们应以批判的态度剔除其糟粕，汲取其精髓，使之服务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

创造了开放包容、璀璨无比的文化

纵观世界历史，尽管出现过多种类型的古老文明，但能够一直延续至今并且没有重大断裂的，只有中华文明。在两千余年的封建时代，中国曾经有过多次经济繁荣、国力强盛的时期，创造了开放、包容的灿烂文化，成为人类文化发展史上的高峰。

中国是科学先进的古国，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四大发明，在世界科技领域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医自成体系，博大精深。中国的冶炼技术也长期处于领先地位。汉代已开始采用高炉冶铁，南宋最早用焦炭炼铁。制瓷、纺织、染色、漆器、酿造、船舶等制造技术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建筑方面也取得辉煌成就。秦朝修建的万里长城逶迤磅礴，堪称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封建时代的中国以辽阔的疆域、庞大的经济、先进的科学技术、灿烂的文化，成为世界上综合国力最强大的国家。据统计，1830年中国GDP总量仍居世界首位，占29%，而经历工业革命的英国GDP仅占世界9.5%。

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机制在不同时期实现了多元文化的撞击与整合。中原以农耕为主的汉族文明具有极为强大的同化力。北方游牧文明给农耕文明带来挑战的同时，也有相得益彰、相反相成的一面。民族大融合就是在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张力和引力下，开始一张一弛的运动，形成螺旋式上升的周期性拓展，成为中华文化生生不息之源泉。

封建时代的中国综合国力强盛，故而开放、自信。以汉代中外文化交流为发端，在唐朝达于鼎盛。唐代文化是当时东亚文化的聚焦点和世界文化最重要的辐射源之一。中国文化正是在与域外文化交流互鉴中发展起来的。

中国封建时代，以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胸襟融摄多种文化的精华，创造了璀璨的中华文化，具有巨大的感召力，在世界文明史上熠熠生辉。

王朝更替中的社会持续发展

中国封建社会自秦汉至清道光朝延续两千多年，而西欧的封建社会不过延续一千年左右。概而言之，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不断发展成熟的整体形态，在各个历史阶段都形成了影响深远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其科学技术、人口数量、城市规模均曾达到举世无双的地步。

与欧洲相比，中国的封建王朝更替频繁，祚长者二三百年，短命者只有十几年或几十年。中国历史上周期性王朝易代，其原因不外乎统治阶级内争、外敌入侵、自然灾荒、农民起义，不论何种形式，王朝末期爆发的农民起义均为推动王朝更替的关键力量和工具。王朝不断更替，呈现高频率的周期性震荡，但其整体政治架构却得以复制再生，迟迟未能实现生产方式的突破，未能冲破束缚而迈入资本主义的门槛。

中国封建社会虽长期持续，其中偶有曲折和停顿，但并非停滞不前，而是呈螺旋式上升发展。近年来，西方学界亦出现对中国“停滞论”的反思和批评，通过学者的重新审视研究，传统社会“经济落后”的图景已被更新。

结语

社会形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它科学地反映了人类社会历史演进的基本规律。社会形态理论无疑有着相当强的解释力，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解释体系的基本骨骼，依据社会形态理论解释中国历史留下了丰厚的学术遗产。社会形态理论是中西比较、中外会通的理论平台之一，为其他种种史观所不及。

“封建”是一种社会形态，是大土地所有制和小生产的结合，是农民和地主对立的社会，这种社会形态具有普遍性。中国和欧洲是世界史上两个并置的文明系统，中国和西欧都存在过封建社会。两者在本质与基本面貌相似的基础上，各自有其特点，不完全一致。值得强调的是，封建社会形态并非西欧的专利品；中国封建社会存在的时间比西欧漫长，也更为发达，我们只有从西欧才是封建社会正宗的狭窄眼界中解放出来，中国封建社会才更具典型意义。

“封建社会”这一概念的提出及广泛运用，是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也是历史理论与革命理论相互融会的成果。我们要跳出西方中心论的窠臼，不能削中国历史之足适西欧历史之履。但在承认各民族发展的特殊性之同时，也应看到人类历史发展具有普遍性的一面。如果完全否认中外历史发展的共同性，则只能就事论事，而不能从宏观上探寻历史发展的规律与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