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4-24
文/马洪喜
从1992年中俄宣布“相互视为友好国家”到2019年两国元首决定将两国关系提升为“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俄关系在过去的28年中取得了显著进展,并朝着稳健的发展方向继续迈进。美国对中俄伙伴关系发展趋势的认知应是依据“所感知到的”威胁程度作出判断的,换句话说,“中俄伙伴关系对美国利益的威胁程度”是美国判断对中俄关系应持何种态度的依据。可以说,美国对中俄伙伴关系的认识存在三种判断。
第一种认知判断是,自苏联解体俄罗斯与中国发展关系以来,至2012年普京第三次就任俄罗斯总统之前这段时期,在美国智库专家看来,中俄关系是出于权宜之计的便宜婚姻。
自苏联解体以来,美国一直关注中俄关系的发展,但关注程度远不如冷战时期对中苏关系的重视程度,因为随着苏联的解体,以美苏两极对峙为标志的冷战宣告结束,而苏联威胁的消失使美国密切跟踪关注中俄关系变化的必要性下降。但随着1994年中俄宣布建立建设性伙伴关系,1996年两国确定发展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997年两国签署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2001年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及2011年中俄又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俄关系的迅猛发展引起了美国的关注与重视,美国对中俄关系的研究成果明显增多,美国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开始评估和猜测中俄伙伴关系的特性以及走向结盟的可能性。
1998年8月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主持撰写了评估报告《中俄关系:展望与影响》。该报告指出,“在未来五年或许更长时间,俄中关系很有可能不会进一步加深,两国也极有可能偶尔会出现摩擦,俄中两国未来很可能会以不威胁美国而又有助于稳定亚洲的方式发展”。关于中俄关系的特性,美国智库专家学者的主流判断则是,中俄关系是出于权宜之计的“方便婚姻”亦或是一种脆弱而复杂的“便宜轴心”关系。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中俄合作关系确实进展很快,但是中俄战略伙伴关系难以长期持续发展,即使两国合作态势发展明显,随着中国的发展强大,俄罗斯难以在经济实力上与中国相匹敌,再加上俄罗斯对中国实力的快速增长存在焦虑心理,经济地位的不对等、地区安全利益的冲突以及俄罗斯远东人口等问题成为中俄关系不平衡与紧张的源头。因此,在这一时期美国认为,横亘在中俄之间的利益分歧“束缚”了两国合作的深度与力度,“有限的中俄合作”给美国利益所造成的实质性战略影响不大,即使两国有合作对抗美国的意愿,但两国力量薄弱,在对抗美国方面有心无力,因此美国无需担忧中俄合作给美国带来困扰。此外,这一时期对于中俄两国是否会结盟问题的研究,则以美国《国家情报评估》的判断为主,认为中俄重新结盟的可能性很低。
第二种认知判断的国际背景是,2010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逐步崛起,而美国实力相对衰落,尤其是自2014年乌克兰危机以来,美国与俄罗斯关系严重恶化,而俄罗斯与中国却在同年达成为期30年的天然气供应协议大订单。美国政学界智库专家认为,过去的中俄关系只是权宜轴心且对美国利益不会造成实质影响的认知已经过时并且不再成立。
美国智库专家认为,这一时期中俄关系已经发展成为真正的战略伙伴关系,而加速推动中俄关系发展的转折点可追溯至2014年乌克兰危机,西方与俄罗斯的关系急剧恶化,是美国的对外政策无形中推动俄罗斯转向中国,使中俄两国更加走近彼此,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更加强健、务实。在美国智库专家看来,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会对美国利益产生实质性影响,美国不仅需要对中俄合作关系的发展保持高度警惕,还应提前做好充分的前期研究与后期政策规划准备,以更好地应对中俄合作挑战美国利益的意愿与力量。依据美国智库专家的逻辑分析,冷战结束以来,面对美国一超独霸的国际现实,中俄两国因实力弱而不愿挑衅美国,而现在随着中俄两国实力增长,尤其是中国军事实力与经济实力的突飞猛进,再加上美国相对衰落,助长了俄罗斯与中国挑战美国的意愿,换句话说,中俄两国过去是有心而无力挑战美国的霸权,而现在是既有意愿又有实力。
第三种认知判断则认为,俄中伙伴关系最终可能会演变成如冷战时期的同盟关系,两国结盟以共同反对其所感知到的来自美国的威胁,但是这种认知在美国智库专家中并不占据主流。美国智库专家认为,俄中结成正式同盟反对美国的概率很低,虽然俄罗斯与中国在很多领域进行合作,但两国之间的利益摩擦或认知分歧足以阻断两国结成盟国关系。
美国对中俄关系的研究表明,美国是一个严重缺乏换位思考习惯的国家,尽管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但是美国一直没有放弃按照美国模式塑造中俄两国的企图。对于中国来说,美国不断地从政治、经济、军事以及高科技与安全等领域侵犯中国利益,中国有权利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诚然,中国维护国家利益的实力在上升,但这并不能成为美国遏制打压中国的借口,美国需要在制定国家战略与对外政策的过程中多换位思考,这样或许比美国公然使用经济与军事等手段威胁他国取得的政策效果更加明显。
中俄深化合作是基于两国的国情发展,是两国国家利益要求使然,正如中俄两国领导人在公开场合多次强调,中俄合作关系是一种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新型国家关系。美国却不以为然,通过梳理分析美国智库专家的相关研究可以看出,美国对中俄关系的发展保持警惕甚至敌视,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认定中俄两国“联手”的原因是美国,而“联手”的目的也是针对美国。
大部分美国智库专家认为,中俄合作关系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主要“归功于”美国的推动力。欧亚集团执行董事麦艾文与兰德公司美国军事专家迈克尔·蔡斯认为,中俄两国加强合作存在以下几方面的原因:抗衡美国的全球影响力,反对美国的民主推进与颠覆活动,反对美国破坏战略稳定的企图,反对美国的太空安全与网络安全政策,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加速推进俄中两国在经贸领域与能源领域的合作等。美国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俄罗斯与欧亚项目主管、曾任职于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高级研究员尤金·鲁默则认为,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变化主要基于维系政权与维护国内稳定的需要,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认为西方对俄政策充满敌意,西方企图破坏俄罗斯国内稳定,从而达到推翻普京政权的目的,而中国的对俄政策与西方的对俄政策截然不同,与西方对俄罗斯设定前提条件的政策取向不同,俄罗斯认为俄中之间是一种全面的互惠互利关系。西方同俄罗斯建立关系“有要求限制”,而中国同俄罗斯之间建立关系“无要求限制”。
关于中俄两国的战略合作,美国前驻华大使、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研究所首任所长芮效俭认为,俄罗斯与中国关系“过分亲密”与2014年因乌克兰问题导致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对峙不无联系,正是西方对俄政策促使了俄罗斯对华政策的改变。在西方制裁的影响下,俄罗斯将过去对中国的保留态度抛诸脑后,而恰恰是因为俄罗斯曾经对华有所保留,一直以来限制了俄在诸如能源、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中亚与南亚地区的安全问题以及先进武器出售等领域与中国展开合作。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前情报官,现为乔治城大学欧亚、俄罗斯与东欧研究中心主任的安吉拉·斯坦特认为,美国与欧盟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以及其他孤立俄罗斯的举措,助长了俄罗斯对中国的依赖。美国亚太事务专家罗伯特·萨特也认为美国因素是助推中俄加强合作的主要驱动力,他认为七项推动中俄两国加强合作的驱动因素分别是:抗衡美国的全球影响力并改变国际秩序,反对美国促进人权与民主的政策,反对美国在那些对俄罗斯和中国重要的地区开展军事行动,反对美国有关太空与网络空间安全的政策,中俄两国根深蒂固的共同身份认同与战略文化,销售武器、发展先进的军事技术以及其他国防合作,贸易与投资联系等。持此类观点的还有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俄罗斯问题专家杰弗里·曼科夫、美国权威智库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迈克尔·奥汉隆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核心智库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亚当·特瓦尔多夫斯基。
从以上美国中俄问题研究专家的分析视角来看,美国认为俄中两国的合作虽然由来已久但合作程度有限,是美国的对外政策推动了中俄合作关系有质量地加速发展,并且这种加速发展的趋势已经引起美国的警惕与提防。换句话说,按照美国的逻辑分析,是美国因素推动了中俄合作关系的高质量发展,中俄合作关系的强化反过来又影响了美国的利益。
美国智库专家不仅剖析了推动中俄关系发展的驱动因素,而且阐述分析了阻碍中俄关系发展的制约因素。在美国智库专家看来,中俄两国会继续加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但也仅限于此,两国远不会达到结盟的程度,因为中俄两国都意识到二者之间的关系存在很多局限性或约束性。中俄关系内含的这种掣肘因素限制了两国合作的深度与广度,或者说中俄关系的制约因素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俄形成正式的同盟关系。美国智库专家的观点主要集中于以下方面:
第一,中俄伙伴关系隐含“非对称性”。美国智库专家认为,尽管中国与俄罗斯宣称两国关系是一种非结盟的平等战略伙伴关系,但随着中国日益强大,中俄伙伴关系虽然得到稳定发展但背后所隐含的“非对称性”特性越趋明显。在美国智库专家的分析中,中俄伙伴关系的非对称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国家角色的非对称性,贸易规模的非对称性,贸易结构的非对称性。
第二,中国对俄罗斯作为先进军事技术来源的依赖程度在降低,而两国在国际武器出口市场上的竞争性在增强。随着中国国防工业的发展,俄罗斯能够向中国提供的先进军事技术、设备、硬件等与过去相比减少很多,俄罗斯在寻求武器出口市场的多元化以平衡与中国之间的武器贸易。此外,同是武器出口国的中国与俄罗斯在国际武器出口市场上所表现出来的竞争性越趋明显,尤其俄罗斯向中国的亚洲邻国兼潜在的军事敌手印度、越南等国家的武器出口体现出中俄两个国家在某些外交议题上微妙的不同立场。
第三,中俄两国在地区性事务上的外交“不和偕”之声。尽管俄中两国在全球事务以及各自首要的欧洲与亚太地区事务上的外交共识大于立场分歧,但在有些地区问题上的认知差异增加了两国结盟的难度,尤其是在那些地缘政治重要性对彼方异常凸显的地区领域,双方都不能获得来自对方的完全支持。在美国看来,涉及亚太地区问题,中俄两国在诸如亚太地区武器出售、朝鲜核问题、南海以及对日关系等问题上的认知差异与立场分歧很有可能会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又一个制约。再比如涉及中亚地区的问题,美国智库关注的重点是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倡议与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二者在中亚地区的利益摩擦问题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相关问题。
综上所述,在美国看来,中俄伙伴关系在过去20多年尤其是近几年的确得到长足发展,但两国之间存在着阻碍两国深入发展的制约因素也是客观现实。将中俄两国分开来讲,美国认为中国与俄罗斯都是美国的竞争对手,过去俄罗斯对美国的威胁更大一些,然而随着中国实力的快速提升,当下以及未来很长一段时期中国对美国的利益威胁要高于俄罗斯对美国造成的威胁,既然两国各自都对美国利益不利,那更不用说中俄两国合力对美国利益构成的威胁与挑战了。所以,针对中俄伙伴关系的加强,大部分美国智库专家认为美国应该好好思考如何破局。有鉴于此,查找中俄伙伴关系的漏洞成为美国智库专家的重点分析内容。
随着中国的崛起,“衰落”一词成为近几年国内外学术界经常提及并与美国挂钩的高频词汇。的确,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已然成为国际战略格局中举足轻重的存在,但中国的崛起并不意味着美国的衰落,支撑美国霸权行为的实力并没有完全削弱,而国际社会的一个重大现实变化是美国把中国视为比俄罗斯更大的威胁。在美国看来,中俄两国都是美国的竞争对手与利益威胁,如何制定对华政策与对俄政策取决于美国如何认识中俄两国对美国的威胁程度,而当下中俄延续并强化了两国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尽管这种伙伴关系还没有达到传统的结盟程度,但也足以引起警觉,尤其是在中国实力紧追美国的背景之下。
美国智库对中俄关系的伙伴性质进行分析论证,目的在于厘清中俄伙伴关系是出于权宜之计的“方便婚姻”,还是基于传统的盟友关系,抑或是居于二者之间的某种关系,因为不同的认知判断意味着背后的心理变化与主观态度也不一样,是应该选择漠然视之、静观其变还是应该保持高度警惕,取决于美国对中俄伙伴关系的不同认知判定。对中俄伙伴关系的性质进行判定之后,美国智库专家的重点开始转向中俄为什么会加强两国之间的伙伴关系,换句话说,中俄两国伙伴关系加强的驱动力是什么。剖析中俄关系发展的驱动因素是为了厘清两国加强合作的深层原因,从而更好地了解中俄两国关系现状的由来,进而探索从正面影响中俄关系合作的可能。按照美国智库专家的逻辑分析,如果是美国因素加速推动了中俄两国的关系合作,那么中俄合作关系的未来走向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政策这一主要变量。除了分析影响中俄伙伴关系发展的驱动因素以外,阻碍中俄关系发展的制约因素也是美国智库专家的重点分析内容。在美国智库看来,分析影响中俄两国深入发展的制约因素是为了从反面找出中俄伙伴关系发展的漏洞,进而在中俄伙伴关系的竞争一面做文章,以期利用中俄两国的分歧之处,挑拨中俄合作之局。
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之下,尤其是美国把中国视为比俄罗斯更大的利益威胁之际,对美国为应对中俄合作而采取的可能政策选项给予高度重视并进行长期跟踪调研的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中俄提升并加强合作伙伴关系以共同挑战美国利益”的认知在美国国内政学界已生根,在认定中国才是美国未来最大的长期威胁的前提下,美国的政策目标有三种可能:要么是被动性地阻碍中俄合作伙伴关系进一步提升,即中俄关系提升在前,而美国事后采取对策行动;要么是维持当前中俄伙伴关系的现状,随机应变;抑或在中俄伙伴关系提升之前,美国主动采取措施破坏两国合作伙伴关系以争取分裂瓦解。不同的政策目标所诉诸的政策手段亦有不同,美国将采取何种政策来改变中俄合作对美国不利的局面需要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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