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E的历史机缘及其时代任务——新文科建设的三大转向

文/姚新中

作为一个以培养兼具深厚学理基础和宽阔学科视野人才为目的的跨学科专业，PPE（Philosophy，Politics and Economics）通过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三个学科的交叉互补、相互融合，形成了具有自己独特概念、理论和方法体系的新型学科专业。PPE发端于英国牛津大学，其诞生标志着20世纪初西方高等教育改革的开端。PPE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扩展到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蕴含着本科教育理念、教育方式和教育目标的三个重要转向：从关注古代世界转为关注现代世界；从单一学科深耕细作转为多学科、交叉学科、跨学科的素质教育；从培养追求纯学问的学术精英转为培养具有理论联系实际、强调知识应用和实践参与能力的复合型人才。这三个方面的转向代表着过去一百多年来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路径，为我们审视PPE的内涵与形式提供了历史背景，为理解其内在要求及时代任务提供了多维的视角，更为我们探究新文科建设的途径、方法和标准提供了有意义的参考。

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向

PPE赖以成立的第一个转向是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向。这一转向实际上浓缩了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历程的三个重要阶段：从古代的大学教育发展为现代的大学教育，从传统的知识灌输发展为现代的能力开发，从一个国家的教育改革尝试发展为受世界各国欢迎的新型专业。

现代大学教育发端于19世纪的欧洲，但其根源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学院和亚里士多德学园所承袭的早期希腊人特别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教育理念及其学院式教育体系。这样的教育理念和形式直接影响了欧洲中世纪的教会学校，并催发了中世纪后期高等教育的蓬勃兴起。新型大学由教会设立或脱胎于教会学校，但大都开设了哲学、文法、修辞、逻辑、算术、天文、几何、音乐、医学、法学等专业，为欧洲文明、文化、学术的传续、发展提供了学术框架和课程体系保障，对随后的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7世纪及随后的科技革命、工业革命、启蒙运动、浪漫主义运动等经济、技术、思想、文化变革撬动了高等教育的新一轮改革，其标志是1810年创办的柏林洪堡大学。根据洪堡的理念，现代的大学应该是“知识的总和”，以知识及学术为最终目的，大学教育应该是教学与研究、学术自由与探索精神、分门别类的学科教育与个性的道德修养之统一。这些原则、精神和方法奠定了现代高等教育的基础，为19世纪欧洲、美洲、亚洲等地的大学发展提供了样本和框架，因此被认为是现代大学开端的标志之一。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导致了欧洲列强势力范围的重新洗牌，而且也给高等教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新的现实对于人才的需求冲击着大学的传统教育理念，人才培养的形式与内容急需通过改革以适应时代的要求。正是在这样的时代需求与历史机缘下，PPE作为新型本科教育的专业在牛津大学正式登场。作为三门学科中唯一一门贯穿古今的学科，哲学不可避免地担当起统合、整合和创建一个以哲学为基础，同时面向现实的新型专业的艰巨任务。事实上，正是牛津哲学家、教育改革者和时任伯里奥尔学院院长的Sandy Lindsay博士，敏锐地捕捉到一战结束后英国所面临的新时代需求，提议并着手筹建这个全新的PPE学位课程，以适应当时英国本土及殖民地对高级学术与管理人才的需要。

PPE专业的兴起标志着传统的牛津大学在专业教育和人才培养观念上的一个重大改变：从培养熟悉古代社会的贵族型知识精英，到培养打通古今同时专注现代社会发展的博雅型学术与管理人才。这样的转变适应了一战后形成的新形势、新格局、新需求，有利于一部分具有现实关怀的学生深入了解现代世界的经济运行、政治活动、社会变革，同时兼具强大的哲学逻辑思维和高级应用技能。PPE所蕴含的从古到今转向并非否定古典学科、经典文本的重要性，也非排斥历史、文学、神学等传统课程，而是表明教育的关注点不再是以熟悉古代世界为唯一标准，要把学习重心转移到当今的社会需求和时代任务上。PPE学生当然需要了解三个学科发展的源头、学科中的经典文本，但这样的学习是为更好理解当下社会而奠定学识基础，是服务于分析、理解复杂多样的现代世界和解决时代所面临的重大问题。

PPE在牛津大学的成功，不仅导致英国其他大学竞相复制，而且通过大英帝国的不同渠道被引进到世界各地，欧洲、北美洲、亚洲、大洋洲、非洲等地的高校纷纷效仿或根据各自不同的教育文化背景和所面临的不同问题进行了或多或少的改良。比较而言，中国的PPE专业发展较晚，但短短的十几年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无论在规模上、质量上还是国际合作方面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成为中国高校新时代新文科建设领域的一个新潮流。

从单学科到多学科、交叉学科、跨学科的转向

不同于传统教育，现代大学是一种高层次的专门化教育。专门化教育的优点在于，经过专业系统训练培养出精通该专业学理的专门人才，为科学创新、知识深化、学科传承提供了必要的积累和有利条件。但是到了20世纪，世界日益复杂，理论日益丰富，单一学科教育在学科交叉、知识爆炸的新形势下，暴露出一些明显的弊端。特别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过分强调单一专业限制了学生的视野，影响了现代大学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克服这样的弊端、提升本科教育水平，正是PPE自诞生之日起百年时间里在世界各地迅速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因。回顾PPE的百年发展史，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的结合对于培养具有广阔视野并适应社会需求的人才十分重要。因为无论从事理论研究还是实际管理，批判性思维、知识论分析、逻辑概念推理、伦理道德反省都是必不可少的基本思维方式，而当代政治学、经济学的问题异常复杂，以一种单一的视角和方法来进行观察分析，经常会不得要领，为此，需要代入多重视角、多重方法来观察和研究，才能获得全面的理解和认识。

PPE的发展既是从单一学科走向多学科的过程，也是从多学科走向交叉学科、从交叉学科走向跨学科的不断深化的过程。学科分类是现代大学教学方式的标配，这样的分类虽然有利于学生专注一门学科的深入探究，但对于大学生来说，过早进入一门学科，很容易导致其对其他相关学科的忽视，如此不但自身的基础无法打牢，而且可能造成知识结构、眼界视野狭隘以及实际应用能力不强等弱点。因此，随着高等本科教育日益普及，从单学科走向多学科的教育改革势在必行。多学科强调几种不同但相互关联的学科并存的状态，通过不同的方式来修补单学科教育所形成的片面性。PPE是一个多学科专业但又不仅仅是一个多学科专业；“多”并不能满足PPE内在的需求，因为它所追求的不是学科之间的简单叠加。PPE作为一门专业是通过交叉学科教育来实现的。“交叉学科”强调在同一个大的领域多个学科之间的差异性和相互渗透性，因为差异而有交叉的必要，而交叉的结果又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这些不同学科的共通性和共在性。

仅仅有交叉还不是PPE的最高境界。真正的PPE是要从交叉学科发展为“跨学科”，在不同学科的交互性中获得知识的圆融和贯通，成长为新的学科和知识领域。跨学科不满足于学科的简单交叉，而是要在不同学科之间寻找共同性，并在交叉学科之间形成互相建构的关系，不仅使每一个学科都因此获得更大的活力、丰富性和交互性，而且它们合力建构起一种能普遍共享的新型学科体系。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如何实现1+1+1＞3的问题。归根结底，PPE只有在学科交互中才能彰显出自己的本性，才能提升哲学、政治学、经济学中的每一个既作为工具与方法又作为理论与实践的价值。历史上和当代的伟大思想家如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约翰·罗尔斯、阿玛蒂亚·森等都是横跨并融合三大领域的杰出代表，而我们所面临的时代问题如“文明的对话”“气候变化的应对”“现代世界的兴起”“传统、现代性与全球化”等也只有通过哲学、政治学与经济学的跨学科探究才能得到较为合理的解答。

PPE中的哲学是基础的基础，主要负责提供方法论的训练，培养分析问题的能力、逻辑推理的能力和伦理判断的能力，以便更好地理解、分析、解决各种各样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哲学作为一门古老的爱智慧学问，当然有着自己的学科发展史和问题域。哲学问题包括哲学中的永恒问题与前沿问题：前者是自始至终伴随着人类文明，是人作为人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对人类具有存在论意义；而后者则是随着文明的进步、社会的发展而提出的新问题，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决定着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与未来的命运走向，对人类具有方法论的价值。在PPE的视域下，学哲学尤其重要的是培养做出正确伦理判断的能力，因为在一定意义上，所有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价值问题，可以使用正当与不正当、善与恶、正义与不公、义务与责任等价值范畴来加以评判和理解。

PPE中的政治学并非各种各样的国家理论、治理体系的简单集合，而是要把政治视为各种社会经济利益关系的集中表现，视为围绕国家政权而展开的各种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的总和。政治学与哲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不仅在起源上它是从哲学理论中分化出来的，而且其在政治的评价、政体的构成、权力的获取与分配等问题的探究方面也受到特定的哲学原则与伦理规范的制约。

经济学一词起源于古希腊语“家政学”，在色诺芬和亚里士多德著作中，经济学似乎就是“家务管理的艺术”，而到17世纪初，法国开始从管理一国事务的角度研究“政治经济学”。经济学的模型、态势与原则或明或暗地反映着特定的政治价值与诉求，而经济全球化更是特定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架构之下的产物。经济制度、生产方式、分配模式与特定政体相辅相成，经济活动受到政治体制的制约、历史文化的影响、伦理道德的规范。在论证经济资源分配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时，需要平衡公正、平等、效率等价值诉求；而在评判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与后果时，也需要考虑国际政治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等方面的要素。

从纯知识探究到知识与能力并重的转向

现代大学作为知识的总汇，是以追求知识的深化与扩展为目的的教育体系。但是，知识的内在规定不仅仅在于认识世界、理解世界，而且在于改造世界。PPE通过追求多学科、交叉学科和跨学科的交融，努力践行一与多、专与博的统一，追求从理论到实践、从知识积累到能力培养。自诞生之日起，PPE就是一个具有不断明析的培养目的、突出实践应用能力的专业，在其后续发展中逐渐形成一种丰富知识与提高能力、教学与实习并重的教学方式，强调拥有厚重的学理基础、开阔的学科视野、积极的参与能力和促进适应国际交往的人才培养理念体系。

第一，PPE人才培养的核心是打造既有厚重知识积累又有开阔学科视野的复合型人才，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厚与博之间寻求平衡。单一学科的优势在于专注一门学科，可以系统地学习该学科理论的起源、演变、问题及其解决方法。多学科同样注重这些方面，但由于在知识的面上铺得更开，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注意力的“稀释”，导致对于学科的探究无法达到与单一学科同样层次的深入、持久、系统。这就在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造成了多学科的学习与单学科研究之间在知识的积累与能力的培养之间的张力。要消解这一张力，PPE需要更为注重质而不是量，强调的是一，而不是多，着重发展的不是简单的知识积累，而是知识交叉和“跨学科”的能力，是分析与综合的思维方式、融会贯通知识的能力和面向实践的价值取向。

第二，PPE以培养具有较强的实践参与能力和应用知识能力的领导型人才为目标，并以此来设计其教学大纲、安排其教学活动。在教学理念中，PPE强调把知识灌输与能力培养链接在一起，通过各种各样的教学活动改变以“教师为中心”“课堂为中心”“书本为中心”等传统教学方式，鼓励学生参与课堂讨论、课堂演讲和课堂辩论，把课堂教学与课下活动如系列讲座、专题论坛等结合起来，把在校研讨与深入政府、企业、金融行业、媒体机构等部门的实习相结合，通过“请进来”“走出去”来实现知识与实践的贯通。进一步而言，PPE人才培养的理念既包括知识的增加、概念的演绎、理论的分析，也包括实际工作能力、应用能力、组织能力、参与能力的培养和训练。

第三，PPE在牛津大学产生的动因之一就在于当时的国际化需求。如何实现人才培养本土化与国际化的统一，培养出既具有深厚家国情怀又具有国际交往、国际参与能力的人才，成为各国PPE教育所关注的另一个重点。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成为当代全球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深刻地改变了自身的经济、政治、文化的面貌，而且对世界的经济格局和国际政治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的对外开放事业对提升我国大学教育的国际性提出了强烈的需求。因此，如何在PPE专业的发展过程中，与世界各国的相关专业增加交流、相互合作，对于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PPE人才培养之路具有重要意义，也是中国PPE专业发展的时代期盼。

PPE的视域

作为一个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跨学科专业，PPE为什么能为我们提供一个观察世界和认识问题的独特视域？

首先，PPE是一个多学科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哲学、政治学、经济学不仅共存而且互补。哲学追根寻源，提供思考问题的方法论和逻辑，帮助我们提出问题，分析问题之间的逻辑关系、问题本身的内在价值，及其解决问题的合理或最优方法等。政治学要厘清政体、政府、治理的基本理念，审查政权的建立与程序、权力的分配与制衡、政策的提出与论证，研究如何能最有效地贯彻落实特定的政治价值与理想。经济学则从宏观和微观层面来解释复杂的经济现象、经济运行规律、经济政策的合理性和正当性。

其次，PPE倡导一个交叉学科和跨学科的动态过程，它不满足于三门学科的共存与互补，还要凸显它们之间的相互依赖、渗透、相互影响与改造，从而在活动中形成一个互通、互鉴的多学科视域。交叉学科、跨学科意味着每一个学科并非孤立地发挥功能、独自解决问题，而是要深入借鉴其他学科的问题域和方法论，进而提出超出自己学科本身的问题和难题。哲学属于人文学科，而经济学、政治学属于社会科学，三者之间有不同的提出问题、解释问题的方法，但这并不妨碍它们之间的交流、交叉和跨越，并由此形成当代蔚为壮观的交叉学科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