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话语与中国的对外传播

文/胡键

当今中国在崛起进程中遭遇着“威胁论”“傲慢论”“强硬论”等话语。如果不从根本上回应关于中国的“问题话语”，它们就有可能成为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上的阻碍。鉴于此，提高中国的对外传播力，尤其是提高中国对话的话语权，也就成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重要理论责任。话语权、对外传播力等的最基础性要素是语言，因此，运用语言来构塑中国话语以及提升中国的对外传播力是最为关键的。

语言的特性

第一，语言具有指向性。语言的指向性就是指任何一句话都会指向具体的人、物或事件，从这一点来看，客观上并不存在没有内容的“空话”，只要这句话是有所指向的，那么它就是有内容的。更为重要的是，语言的指向性意味着语言具有诱导性，即一件事情如果不被说起，别人就不会去想，一旦被说了出来，听者的神经就会不由自主地聚焦在所说的事情上。另外，被诱导出来的事情在听者那里无法处理其否定的事实，也就意味着人们的潜意识是无法确定或处理否定词的。

第二，语言具有传播性。语言具有塑造话语和语境的功能，对话塑造了话语及其特殊的语境，而语境会使对话双方对对话内容不断进行解构。换言之，语言的传播过程既是话语和语境塑造的过程，也是对话语和语境解构的过程。

第三，语言具有描述性的功能。语言是表达思想的媒介，但语言表达的方式不同决定了表达的真实与否。真话可以建构假的内容，使真相被真话掩盖起来，导致听者以真话来理解真话背后的“事实”——这个“事实”却是真话中的“假事实”。由此可见，“交流信息要比交流物品与服务复杂得多”。

第四，语言的逻辑性。语言是一种有结构、有规则的指令系统，因而不仅每一句话有严格的规则，而且不同的话放在同一个语境之中进行比较的时候，也应该是在同一结构、同一规则下的指令系统的类比。否则，语言就会陷入混乱的逻辑之中。

第五，语言的交际性，语言是人们进行沟通的主要表达方式。语言交际的目的和动机包括传播、说服、调查、荐举等，也包括咒骂、诋毁、斥责等。语言的交际性特别强调语境，也就是情景和背景，情景和背景必须要有可对话性，也就是不能“鸡同鸭讲”，各自讲各自的就无法对话，这样的话语就不是交际性话语，也不具有传播性。语言的交际性还要求话语要有互动性，也就是不能“一言堂”，一方不能对正在进行的对话突然终止或改变话语的内容。这样既不礼貌，也无法形成交际性的语境。

第六，语言还具有民族性，这表明语言可以建构认同，不仅仅是民族认同，而且是政治认同。不同的语言塑造不同的政治身份。当然，语言可以建构身份，但不能反过来说身份建构一定需要共同语言。在一个多民族国家里有不同的语言，所以并不是说同一种政治身份只能用同一种语言。

语言的运用：中国话语的对外表达

长期以来，困扰中国对外传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究竟用什么样的话语来说服世界？这个问题包含着三个内容：一是中国已经拥有中国话语；二是中国话语的目的是要试图说服世界；三是用中国话语说服世界的方式不止一种。

第一，为什么我们这些年来对有关中国的各种“问题话语”回应无力？前文论及的语言指向性已经说明，人们在潜意识中无法处理否定性话语（或否定词），而我们长期来主要是回应性话语，还是以否定的方式来回应的，例如，面对“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傲慢论”“中国强硬论”等话语，我们组织专家进行回应时，所采用的都是否定性话语，如“中国不存在威胁”“中国不崩溃”“中国不傲慢”“中国不强硬”。这不仅不能批驳原话语，甚至相反，恰恰强化了原话语构建的肯定含义。佐利克提出了一个“中国责任论”，即要求中国做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尽管这个话语对中国有很大的积极意义，但其背后仍然隐藏着对中国不和谐的认知，甚至还有不可告人的政治意图，暗含着另类的“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的因素。对此，中国学术界同样也进行了回应。当然，我们没法也不能使用否定词或否定性话语。结果，“中国责任论”这个话语没有对中国产生负面效应。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回应“中国责任论”的方式对了，而是这个特殊话语既不是如“中国威胁论”一样对中国具有强烈的负面性作用，也无法使用否定性话语（或否定词），从而无法强化其原话语的渲染力。由此可见，在使用对外话语时，正面构塑的话语要远比否定性、回应性话语更具有说服力和穿透力。

第二，在话语和语境构塑时，需要根据目的来运用合适的语言。如果目的是要对话与交流，那么我们既不能用自己的“历史悲情”来煽动情绪，也不能在别人伤口上撒盐；如果是一场话语斗争，那么特殊的话语方式就不能作为一种范本反复使用，否则就会导致自己的话语陷入逻辑陷阱。话语和语境的建构需要话语者和受众共同参与，这样才能产生话语“共鸣”。

第三，外交上的话语对峙，是一场特殊的没有硝烟的战争。其目的是把有硝烟的战争的可能性降到最低程度，或者是把不可能的合作促成为可能的甚至是现实的合作。在这方面，梅特涅的技术高超。拿破仑帝国被摧毁之后，欧洲原本要对拿破仑帝国进行复仇。然而，梅特涅已经认识到沙皇俄国早就有觊觎欧洲之心，要保护欧洲特别是保护奥地利的安全，必须要对法兰西达成谅解。梅特涅指出：其一，欧洲现在没有大国，沙皇俄国虎视眈眈，如果欧洲没有大国，那么欧洲刚刚结束拿破仑的战争，马上就要面临着被沙皇俄国践踏的危险，因此，欧洲要尽快恢复法兰西帝国以制衡沙俄，这样欧洲才会安全；其二，要避免法兰西帝国重新崛起后对欧洲产生复仇之心；其三，欧洲要努力避免沙皇俄国饮马地中海，才有可能实现集体安全；其四，奥地利早就在走下坡路，要确保奥地利的安全，就要把它置于欧洲的安全之内。正是由于梅特涅的外交游说，欧洲各国政治家都先后接受了梅特涅的建议，最终促成了欧洲的协调机制，即维也纳体系。

第四，中国长期来流行着“赶超论”“超越论”等话语，恰恰陷入了西方自黑格尔以降线性的、进化论史观的陷阱之中。这种以西方为中心的史观是一种启蒙叙事结构的历史观，在“五四”时期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进化史观在1949年以后最初演变为“超英赶美论”，后来则具体化为更多的“超越论”，如“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中国模式超越西方模式、中国道路超越西方道路等。众所周知，“超越”有强烈的对立意识，“超越论”实际上就是把中国置于西方的对立面来讨论中国的发展路径问题，从而使发展路径问题被赋予了强烈的意识形态的色彩。然而，发展路径就其客观内容而言并不包含任何意识形态的因素。把现代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理论实际上是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一种激进观点，但20世纪80年代西方学术界关于中国史观的自我反思，提出了“在中国发现历史”和“把中国历史的中心放在中国”的主张，也特别强调现代化实践在不同国家所表现出来的独特性。

第五，外交不是通过谩骂，而是在温文尔雅的说辞中来实现国家利益，即便要挑起事端，也依然是“彬彬有礼”的。“行为话语”可以设疑，符号话语也可以设疑从而实现国家利益。

中国对外传播：社会科学的本土化与本土知识的世界普遍化

一般认为，中国的对外传播可能是一项任务，即如何使中国要素“走出去”的问题。但是，从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来看，并非只有文化要素“走出去”才是唯一的提升路径，将外来的文化要素“请进来”使之受到本土文化的感染，以及与本土文化融合并产生新的文化要素，从而使本土文化获得新的生命力，这也意味着本土文化的软实力获得提升，也即本土文化通过“溶解”、吸纳、融合外来文化要素而提升了自己传播力和软实力。中国对外传播也是一样，既要强调中国要素“走出去”，也要强调中国要素对外来要素的“化解”能力。从知识传播来看，这实际上就是社会科学的本土化与本土化知识的世界普遍化的问题。中国的对外传播就是要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社会科学的知识从其起源来说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特殊的知识，即关于特定社会中特定事物的知识，在取得一般化的认识之前，都是本土的和地方的；另一种是普遍的知识，即普遍化、一般化了的对同类事物和现象的认识，人们有时称之为“规律”。但是，人们认识世界或者是获得社会科学的知识并不一定是从本土知识、特殊知识开始的，特别是间接经验的获得，有可能是从一般性的、普遍性的知识开始的。众所周知，社会科学产生于西方，是在工业革命以后，尤其是启蒙主义时期传到中国来的，产生于西方的社会科学知识首先是对西方社会的反映和抽象，被抽象出来的概念、理论尽管具有某种规律性、普遍性，但当这些概念、理论被重新用到具体的实践中去时，就“需根据具体状况和材料加以改造和改进，使其具有更大的适切性和适用性”。从这方面来看，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实际上就是在努力实现社会科学本土化。

然而，中国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国家，而是一个具有天下情怀的大国。中国不仅要实现社会科学本土化，而且要把中国的地方性知识转化为世界性知识。实现社会科学本土化并不容易，从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就开始在探讨这个问题，尤其是“随着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崛起，支撑这个进程的并不仅仅是物质性的实力，还需要有理论体系和精神产品，尤其是具有中国原创性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在这方面，中国学术界已经进行了非常艰难的探索，但“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工作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相比较而言，把中国的地方性知识转化为世界性知识则可能更为艰难。但是，无论是跨地区的流动，跨国和跨民族交流，还是不同社会的价值互为参照，以及彼此之间互补各自的不足，等等，这一切都促使本土性知识超越本土范围而具有普遍性和世界性的意义。一种知识即便是本土的，但它必须同时又是世界的。从这一方面来看，中国对外传播的目的，就是要使中国知识（包括中国话语）走向世界，并被世界接纳而成为世界性的知识。

纯粹的本土性知识无法形成对话，也无法产生认同。鉴于此，第一，中国话语必须具有可对话性。“中国话语”首先是一种本土性知识，既然是本土性知识就必须具有可对话性，如果话语缺乏对话性，那么就是“自言自语”。话语的可对话性既包括内容的可对话性，也包括对话语符号的共同审美，这种可理解性是内心深处的可对话性，这种情形的可对话性是深层次的对话性，是能够产生持久且深远影响的可对话性。在对外传播过程中，我们强调“用中国话语讲述中国故事”，这非常重要也非常必要。因为，用中国话语讲述的中国故事不会变样、走形，既能保持故事的真实性，也能确保故事的原汁原味。但是，千万不能强行地用中国话语来讲述中国故事，这很有可能导致不仅话语没有人听，故事也显得乏味。文化就是故事，但讲述故事的话语不同，受众的反应是大相径庭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用来讲故事的话语只是用来引导和说服受众理解“中国故事”的工具。但是，对话语的理解不仅受到受众知识水平的影响，而且话语还有民族差别、语境差别、宗教信仰差别等。因此，在没有对话性的话语及其语境中，用“中国话语”讲述“中国故事”，很有可能是“言者有意，听者无心”，听不懂的故事让人乏味，甚至反感。

第二，话语要有可理解性。话语缺乏可理解性，那么就是“鸡同鸭讲”。话语的可理解性表现为，一是话语符号（包括文化符号）的可理解性，二是话语构塑的语境的可理解性。在对外传播中，可理解性的话语符号、文化符号等更容易构塑语境。对外传播也需要营造某种共同点，从而构建可理解的话语和相应的语境。

第三，话语要有可接受性。话语的可接受性就要求话语者能够“设身处地”地为受众着想，使受众愿意倾听叙述者的故事。否则，故事就很有可能成为单方面的“灌输”，这种说故事的方式，无论故事有多么美，也无论叙述者有多么能说，受众也是绝对不会感兴趣的。可接受性的话语及其故事，一定是那种受众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被感染并主动接受的故事。故事的感染性是故事可接受性的前提条件，但同时说故事的人还要使故事与受众能够以某种方式联系起来，使受众身临其境，甚至在内心中产生共鸣。这样的故事才会具有自然的可接受性。

第四，中国对外传播的目的，既要使中国故事在可对话的情景之中获得世界的理解，更要使中国知识成为世界性的普遍性知识。因此，在对外传播中，一是要走出中国话语的“自恋”，使中国话语具有普遍性的关怀。普遍性的关怀，就是指中国话语、中国故事虽在中国生成，但必须要指涉世界。二是摆脱“自说自话”的话语方式。在国际话语场域之中，并不是说得越多话语权越大，如果只是“自说自话”，那不可能形成话语权。三是对外传播切忌话语“偏执”，尤其是外交官更要避免话语偏执。因为，一方面，外交官在外与相关国家的同行不可避免地要低头不见抬头见；另一方面，无论国家之间存在着怎样的矛盾，但外交官始终怀着一种与他国沟通的使命。这两方面都要求外交包括对外传播的话语要“留有余地”。四是对外传播要避免话语“对抗”。外交官的话语要体现自己国家的品格，在对外传播中，用对抗性的话语来讲述中国故事，这种话语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置换成可对话性的话语。因此，在对外传播过程中，中国话语要善于利用可置换性的文化符号进行话语对接和语境的塑造，从而使他人理解、放心，这样中国故事才能传播得更远，中国本土性知识才能在世界各国的接受中转化成为世界的普遍性知识。

结语

研究语言的特性与功能在于提升运用语言的技巧和能力。语言的意义在于实际运用，而语境是确定语言意义的具体环境。对外传播就是运用语言的过程，但这个过程不仅要把握语言的特性，而且要能够通过相应的语言来构塑可对话、可理解的话语和语境。

外交是对外传播最特殊的一种方式，尤其强调语言的运用技巧和特殊的语境。同时，外交实际上又是一场场特殊且复杂的话语斗争。这就决定了无论是对外传播还是具体的外交实践，在运用语言和话语的时候千万不能模式化、刻板化。不同的场合决定了不同的语境，也决定了不同的语言技巧和话语方式，这样才可以通过沟通、对话、说服来使受众认同和接受。

普遍性的社会科学知识产生于西方，但普遍性的知识并不具有解决普遍性问题的功能，具体实践中的问题对“社会科学本土化”提出了要求。但是，本土化知识又必须要转化为普遍性知识，这样才能使本土性知识具有普遍性意义。对外传播就是本土性知识普遍化的过程，如果这个过程能够顺利实现，那么就意味着对外传播是成功的。为了达到目的，对外传播就需要进行语言沟通、话语对接、符号置换，这样对外传播力才能得到相应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