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居民家庭的消费趋势及特征

文/万晓琼 王少龙

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增速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而有所放缓。自从2018年中美贸易争端发生以来，通过外需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式也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的影响；同时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阶段，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也在逐步减弱；而2019年底暴发的新冠疫情给中国乃至世界的经济发展都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影响。为了实现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转换以及实施“国内大循环”的发展战略，提升居民消费使其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对于我国当下及未来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然而我国居民消费率自从加入WTO后一直呈下降趋势，在主要发展经济体中消费率处于较低水平，虽然近些年中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有所回升，然而到2019年也仅为38.79%，我国消费率偏低的现象与我国作为第二大世界经济体的地位明显不符。

相关消费理论表明，家庭收入、财富以及不确定性等都能对消费产生较大的影响，我国近20年来经济高速增长，居民家庭资产快速增多，然而家庭面临的医疗、教育等不确定性因素依然较多，相关研究表明流动性资产对于居民家庭消费有明显的平滑作用，所以有必要针对受到不同流动性约束和拥有不同家庭净资产的居民家庭收入、消费等情况展开深入研究。

文献综述

针对中国居民消费率偏低的现实情况，相关学者和专家很早就进行了研究，认为高房价、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收入不确定性等都会抑制居民消费，从而导致总需求减少。随着微观数据可得性的增强，从微观层面研究中国居民消费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增多。张大永和曹红研究了中国居民家庭房屋价值、金融财产等财富对消费的影响。甘犁从流动性约束和收入分布相互作用的角度对中国高储蓄率进行了研究。易行健等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对我国数字金融发展对消费的影响机制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实证检验。

家庭收入和财产是影响居民消费行为的重要因素。Kaplan和Violante根据家庭资产数量和流动性资产组合，分析了美国居民家庭的消费异质性。臧旭恒和张欣结合流动性约束视角和预防性储蓄视角，并根据家庭资产结构划分了不同类型的消费者，以此探讨分析了不同类型消费者行为的差异。蒋涛等将中国居民家庭依据流动性资产和非流动性资产情况分为四种类型，分析了四类家庭不同的消费特征。

也有学者从消费结构方面研究了家庭消费。郭晗和任保平基于AIDS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国2004—2010年的消费特征。王志刚和许前军基于嵌入时间路径的LA/AIDS模型研究了我国农村居民食品消费结构的变化规律。胡日东等通过扩展的LA/AIDS模型研究发现城乡收入差距显著影响了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郑志浩等采用两阶段QUAIDS模型估计了2000—2010年城镇居民的实物消费与收入的关系。元惠连等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对中国农村居民家庭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进行了分析。唐琦等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分析了中国城镇居民家庭的消费结构。

伴随着中国经济近20年的高速增长及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中国居民家庭的资产也在不断地增多，但是居民家庭的教育、医疗、房价等负担依然较重，面对的不确定性因素依然较多。考虑到中国居民家庭所面临的现实情况，本文将流动性资产是否大于居民家庭两个月收入作为家庭是否受到流动性约束的标准，同时以家庭人均净资产作为划分家庭贫富状况的标准，将中国居民家庭分为四种类型，使用QUAIDS模型对中国居民家庭消费结构进行估计，以此分析中国不同类型家庭的消费趋势及变化特征，深化关于中国居民家庭消费的研究范围。

统计描述

本文基于QUAIDS模型对家庭消费结构进行估计，该模型可以纳入家庭特征函数，以刻画家庭特征对于消费的影响。文章所用数据为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负责调查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库中（CFPS）2010年、2014年、2018年的数据，并将居民家庭消费划分为食品、衣着、居住、家庭用品、医疗保健、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和其他消费共计八类消费，同时将居民家庭划分为贫穷—流动性约束（类型1：25.56%）、贫穷—非流动性约束（类型2：14.46%）、富裕—流动性约束（类型3：23.60%）、富裕—非流动性约束（类型4：36.38%）四类家庭，共计50976个家庭样本。

从收入分布情况来看，不同类型的家庭都经历了收入水平的提升，2010—2018年低收入家庭明显减少，收入分布更多体现出厚尾特征，表明中高收入水平的家庭在不断增多，特别是2014—2018年类型3和类型4家庭里高收入家庭分布明显增多；而且2014年和2018年类型3家庭和类型4家庭的收入分布表现出两头大的特征，也从侧面反映出在相对富裕家庭其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

从总消费情况看，2010—2018年不同类型的家庭总消费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多，整体上也都呈现出消费水平上升的趋势。而在四类家庭中，相比于类型1和类型2家庭，类型3和类型4家庭的整体消费水平明显更高；类型1和类型2家庭在2010—2018年整体消费提升不是很明显，表明贫穷家庭的消费行为仍然受到较大约束。

从八大类消费占比情况来看，2010—2018年食品消费占比呈现逐年下降态势，然而随着家庭收入的提高，食品消费占比并没有表现出下降的趋势，这可能是因为随着收入的提高，一些之前对家庭来说属于奢侈品的食品消费进入家庭消费。衣着消费占比在2010—2014年间上升，而在2010—2018年间逐渐下降，但随着家庭收入的提高都呈现逐渐上升趋势。居住消费占比在2010—2018年间大幅度上升，从2010年的5%左右上升到2018年的15%以上；2014和2018年随着家庭收入水平的上升，居住消费占比呈现下降趋势，表明中低收入家庭的居住消费负担较重。家庭用品消费占比从2010—2018年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趋势，但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用品消费占比也逐渐增大，表明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人们开始注重生活质量的提升。医疗保健消费占比从2010—2018年间逐渐表现出下降的态势，并且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占比在不断下降，一方面表明我国医改成果较好，减少了整体居民家庭的医疗负担，另一方面也表明中低收入家庭仍然承受较大的医疗负担。交通通信消费占比除了2010年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呈现增大的趋势外，其余年份并没有表现出一定的变化规律，同时2014年和2018年的占比也变化不大。教育文化消费占比从2010—2014年间呈现小幅下降态势，而2010—2018年消费占比变化不大，在不同收入的家庭间并没有表现出一定的趋势，因为教育支出对于家庭来说属于刚性支出，因此其占比变化不大。其他消费占比在2010—2018年间并没有表现出上升或下降的趋势。

实证结果

本文实证分析主要有三部分：首先是基于QUAIDS对历年家庭八类消费占比进行了估计；其次基于QUAIDS估计结果计算出历年八类消费的支出弹性；最后通过对比历年四类家庭八类消费品支出弹性总结家庭在消费支出弹性方面的变化特征。

（一）QUAIDS模型回归结果

从估计结果来看，2010年除食品和其他消费占比会随着自身价格的上涨而减小外，其余消费占比对于自身价格的变动并不敏感。2014年和2018年食品、医疗保健、交通通信、教育文化消费的占比随着自身价格的上涨而在支出中占比增加，表明这些消费缺乏弹性；居住消费占比则随着居住价格的上升而下降，可能是因为房价的快速上涨使一些本来打算买房的人延迟买房所致。

就家庭支出而言，2010—2018年随着支出的增加，食品、家庭用品、医疗保健消费占比同向增加，而交通通信和其他消费占比则逆向减少，一是表明中国居民家庭更加注重生活品质的提升，二是表明随着通讯技术的发展，在交通通信方面的支出占比不断下降。支出对于居住消费占比的影响在2010年显著为负，而在2014年和2018年显著为正，表明随着支出的增加，居住占比也在不断增加；而支出对于教育文化的影响与居住刚好相反，表明由于房价的上涨可能使中国居民家庭教育文化的支出占比有所下降。

就户主年龄来看，随着户主年龄增加，2010年、2014年和2018年食品、衣着、交通通信、其他消费略有增加，家庭用品、医疗保健消费则略有减少。2010年户主年龄对居住消费影响为正，到2014年和2018年对居住消费影响不显著。户主年龄对教育文化在2010年和2014年的影响显著为负，而2018年虽然系数很小，但显著为正，也表明随着户主年龄增长，教育文化消费需求增加。

2010年、2014年和2018年随着家庭成年人数的增多，食品、交通通信消费略有减少，教育文化则随着家庭成年人数的增多略有增加。2010年家庭成年人数对于家庭用品、医疗保健的影响显著为负，而在2014和2018年对家庭用品、医疗保健的影响显著为正，反映出了家庭对于生活品质提升的追求。孩子数量在2010年对食品、居住、家庭用品、医疗保健、交通通信等消费的影响显著为正，对衣着、教育文化、其他消费影响显著为负，而在2014和2018年孩子数量对很多消费影响不再显著。家庭孩子数量对教育文化在2010年和2014年的影响显著为负，而2018年则显著为正，反映出居民家庭对孩子教育的重视，在教育支出上随着孩子数量的增多而增加。

（二）各类消费的支出弹性

从各类消费支出弹性来看，食品的支出弹性在2010年大于1，表现出奢侈品特性，而在2014年和2018年的支出弹性小于1，表现出必需品特性。衣着的支出弹性在2010—2018年都大于1，2014年支出弹性有所增大而在2018年支出弹性有所减小，总体上表现出奢侈品的特性。2010年居住的支出弹性为负，而2014年和2018年支出弹性均小于1，居住消费表现出必需品的特性。家庭用品支出弹性在2010—2018年都大于1，并且弹性有所下降，表明家庭用品的“奢侈度”在下降，表明一些之前属于奢侈品范畴的商品逐渐变为生活必需品，也从侧面反映出我国居民家庭消费结构的升级。医疗保健支出弹性在2010—2018年都大于1，并且弹性呈现下降态势，随着医疗改革的不断深入，更多的居民家庭享受到医疗保障，因此其支出弹性有所下降。交通通信支出弹性一直呈现下降态势，在2010年小于1，而在2010—2018年却小于0，表明随着技术的升级，交通通信成本在迅速下降，因此可能随着家庭支出的增多，交通通信支出反而在减少。教育文化支出弹性在2010年为负，而在2010—2018年间为正，并且支出弹性在增大，表明随着家庭支出的增多，中国居民家庭在教育文化上消费越来越多，表现出教育文化的“奢侈品”特性，也表现出中国居民家庭越来越重视教育的特征。

（三）不同家庭的支出弹性

2010年食品、居住、家庭用品和教育文化的支出弹性随着流动性约束的减少和家庭富裕程度的增加在不断减少。而食品、家庭用品支出弹性在四类家庭中都大于1，表明对于四类家庭来说都属于“奢侈品”，然而随着流动性约束和富裕程度的减少，其奢侈度有所下降。而居住和教育文化的支出弹性则为负值，表明越富有和越不受流动性约束的家庭其支出增多后，居住消费和教育文化的支出则呈现减少的趋势，并且类型4家庭在居住和教育文化上的支出随着总支出的增多，减少的程度更大。

2014年和2018年，家庭用品、交通通信的支出弹性随流动性约束的减少和家庭富裕程度的增加在不断减少，表明家庭用品对于富裕—非流动性约束的家庭其“奢侈度”有所减小；而交通通信的支出弹性是负值，且2010—2018年其支出弹性有下降态势。教育文化的支出弹性则随着流动性约束的减少和家庭富裕程度的增加在不断增加，并且2010—2018年其支出弹性有上升的态势，表明随着总支出增加，教育文化支出增加更大。从2014年和2018年交通通信和教育文化两类支出弹性看，随着流动性约束的减少和富裕程度的增加，交通通信支出的下降可能更多地用于教育文化类支出和其他消费品的支出。

结论及政策建议

从整体上看四种类型家庭低收入群体在逐年减少，中高收入群体有所扩大，但富裕型家庭里高收入群体也在增多，反映出我国居民家庭收入差距有扩大的趋势。从消费层面看，2010—2018年不同类型家庭消费水平都有所提升，相比于贫穷家庭，富裕家庭消费提升更明显。

从八大类消费来看，中国居民家庭消费结构整体上呈现出升级态势，但生存型消费中居住消费占比逐年增加，并且中低收入家庭居住消费占比更高，反映出我国居民家庭仍然有较重的居住支出负担；对中低收入家庭来说，虽然发展型消费逐年下降，但其医疗负担仍然较重；享受型消费家庭用品和交通通信的消费占比则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多而增加，表明中国居民家庭消费的升级更多体现在中高收入家庭。

QUAIDS分析结果表明，2010—2018年医疗保健、交通通信、教育文化的消费占比随着自身价格的上涨而增加，表明这些消费缺乏弹性。同时户主年龄、家庭的成年人人数和孩子数对于八大类消费占比也产生了较显著的影响。从支出弹性来看，衣着、家庭用品、医疗保健的支出弹性都大于1，且教育文化的支出弹性从2010年的负值转变为2014年和2018年的正值，并且都大于1，这也表明近些年我国居民家庭在教育、文化上的支出增多，反映出人们逐渐注重生活品质的提升。居住消费的支出弹性在2014年和2018年小于1，表现出房子对于居民家庭而言的必需品特性。

分家庭类型来看，四类家庭主要在家庭用品、教育文化、交通通信支出弹性上表现出差异性，表明中国居民家庭在追求物质生活时也更加追求精神生活，同时越富有和越不受流动性约束的家庭在教育文化方面消费更多，反映出中国居民家庭的消费升级在富裕家庭中表现更为明显。

根据上文分析，建议采取以下针对性措施提高居民家庭消费水平：第一，继续以提高居民收入为政策着力点。国家应该继续稳步提高中等收入家庭占比，同时注意防范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以提升中国整体居民消费率。第二，进一步出台相关政策努力扩大社会保障覆盖深度。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给予低收入家庭住房、教育补贴，同时进一步降低其医疗负担，降低这一类家庭面临的不确定性影响，进一步释放其消费潜力。第三，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教育、文化、医疗保健等消费方面的供给。近些年中国居民家庭在家庭用品、医疗保健和教育文化上的支出弹性较大，表明中国居民对这几类消费需求依然旺盛，可以出台相关政策促使这几类消费产品的供给升级，进而增加居民消费，使消费早日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综上所述，政府应该在稳步提升居民收入、扩大社会保障覆盖度以及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继续发力，使我国居民家庭在收入提高的同时其生活负担能够减轻，使其敢于消费、乐于消费，以提升我国的整体居民消费率，加快推进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