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基建”助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

文/刘凤芹 苏丛丛

引言

基础设施建设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石，是新形势下我国稳定经济增长、调节产业结构的有效政策工具。随着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世界经济遭受巨大冲击，我国在消费、出口等方面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波及，其不利影响短时期内难以消除。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基建投资成为我国逆周期调节政策的主要抓手之一，对经济有着显著的托底作用。然而伴随着传统基建投资边际效益的下降，以及科技信息与产业革命在全球的兴起，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将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新基建”兼顾短期逆周期调节及中长期高质量发展要求，不仅能对经济增长形成有力支撑，还能为创新驱动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信息科技与产业变迁融合的大趋势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方向。一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新基建”投资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并将数字基础建设确定为“新基建”的核心；2019年中央更是多次强调要推进“新基建”进程，把其重点列入政府工作报告；2020年***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经济界委员联组会时，又特别指出要以“新基建”为支撑，加快数字经济建设，以数字经济“赋能”内循环，推动我国经济形成“双循环”发展格局。由此可见，“新基建”已成为基建投资领域新的发力点，对促进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把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两方面结合起来，对“新基建”赋能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和路径作更深入剖析，进一步阐释“新基建”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

“新基建”的内涵与特征

1.“新基建”的内涵

目前，对于“新基建”的解读趋于多元化，本文将从技术和用途两个方面诠释“新基建”的含义。“新基建”在技术上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以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为代表的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的数字化基础设施，这些新技术成为数字经济时代发展的有力支撑；第二层是在数字基建的基础上拓展的全新基础设施；第三层则是针对我国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暴露出的不足，为弥补其“短板”而进行的数字化改造和转型。“新基建”在用途上可归为三类。第一类是关系到社会发展的具有技术前瞻性的基础设施。在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不断推进下，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智能化升级符合信息时代社会发展需求，5G、特高压、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前瞻性技术领域投资的增加不仅能拉动一国经济的增长，还能增强国家在国际间的优势地位，实现对发达国家的“弯道超车”。第二类是投向支撑新技术发展的核心制造业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对精密制造、精细化工等关键制造业领域的投资，以智能制造代替传统制造，为产业转型升级打下基础。第三类是与人民日常生活相关的基础设施补充。“新基建”除对城市基础设施进行改善外，还对乡村基础设施进行全面覆盖，这必将大大提升乡村经济的综合实力。

2.“新基建”的特征

与传统基础设施建设相比，“新基建”拥有许多新亮点。一是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基础设施建设。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来临，数字技术已渗透到各行各业，并逐步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主要驱动力。在人工智能和互联网的支撑下，数字技术得到深入和广泛的应用，“新基建”毫无疑问能为产业数字化升级提供基础技术支持。二是拓展科技创新相关的投资领域。在主打科技战的现代经济社会，各国都争相对高新技术领域进行投资，然而我国对于这方面的投资远远不足，“新基建”开拓了对高新技术研发基础设备领域的投资，同时为今后尖端科技投资领域的进一步拓展打下了基础。三是增强了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关的补短板领域的投入。此外，随着我国城市群建设的推进，“新基建”也开拓了与我国新型城镇化相关领域的投资，使轨道交通、城际铁路、教育、医疗等提高城市治理水平所需的基础设施投资与日俱增。四是使实体经济拥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五是融资渠道多元化。相比而言，“新基建”在融资方面更富有弹性，允许民营企业、产业投资基金等社会化资本加入，整体倾向于“去中心化”的开放式包容发展模式。

“新基建”助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分析

目前，全社会已对高水平基建对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作用形成广泛共识。传统基建投资已经不能更好地适应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需求，随着技术和产业革命的不断升级，数字化转型成为抢占未来经济高质量发展制高点的重要手段，而以数字信息为主的新型基础设施将成为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推动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不仅在短期内有助于熨平经济波动、降低经济运行风险，起到稳定经济增长的目的；从长期来看，“新基建”还能激发国内新需求、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业态，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运行载体和驱动引擎。“新基建”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途径主要表现为：

1.“新基建”带动传统基建数字化转型

当今数字经济时代下，原先依赖于物质资源投入的生产方式已由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生产方式所替代，以“铁公鸡”和房地产为代表的传统基础设施建设路径已经不能满足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赋予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新基建”更符合我国经济发展趋势的内在需求。相对于传统基建，“新基建”的核心数字技术更具有广泛性、创新性和显著的溢出效应，其所形成的数字产品具有生产上边际成本为零或趋近于零、消费上非竞争性或小部分竞争性等特征。“新基建”还能为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提供信息技术支持，提高传统基建的边际报酬或降低其边际报酬递减的速度，从而推动经济长期稳定增长。

2.“新基建”促进新旧动能转换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化和社会资源有限的背景下，唯有提高资源利用率、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新旧动能转换才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动力转变。而“新基建”的特性符合我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条件，其对产业的带动作用是全方位、多层次的。“新基建”中的信息技术、大数据管理和人工智能渗透到产业的各个生产环节，有利于提高产业内部分工和专业化程度，促进产业朝数字化、高端化方向发展，形成现代产业体系。同时，“新基建”在要素禀赋结构方面也优于传统基建，对于资本的供给能力有显著提升作用。因此，以“新基建”为基础的新兴产业形态切合产业升级的高溢出、高附加值以及绿色低碳的方向性要求，产业升级后供给能力的提升也将不断催生出新的经济增长点。

3.“新基建”推动产业融合发展

“新基建”将有利于产业链整体良性发展，通过引导和带动上下游产业链的需求，形成“一业带百业”的倍扩效应。“新基建”将不同的产业联结在一起，形成新的产业体系，可以发挥产业聚集效能。此外，“新基建”还为新能源、新材料和先进制造业的形成和交叉融合提供信息技术平台，使各产业在“新基建”的带动下实现跨界融合、业态与模式创新，从而衍生出更多的新技术、新模式和新产业，推动形成现代产业融合发展的新模式。由此可见，新型基础设施并不是某一个单独的数字化基建部门，它是对整个社会进行的数字化改造，深入渗透到各行各业，通过数字技术使产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数字产业集群，对经济增长形成强大的溢出效应和牵引效应，充分发挥出数字信息技术对于经济发展的倍增和融合作用。

4.“新基建”融资渠道多元化

传统基建大多是由政府出资建设，而“新基建”的资金来源既包括政府投资又鼓励吸收民间资本进入，构建以政府领导和市场主导相配合的新型投资模式。“新基建”之所以能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加入，是因为以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将会产生长期性、大规模的投资需求，并且这些基础设施建设大多是产业化、市场化运营的，专业性相对比较强。因此，仅仅靠政府出资难以支撑其庞大的资金需求和高端的技术支持，民间资本的加入不但能缓解政府的负担，提高资金来源的多样性，而且市场化的运作方式还能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有利于促进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5.“新基建”投资的乘数效应

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具有乘数效应，它通过一系列复杂的产业关联和传导机制，能带来几倍于投资额的国民收入和社会需求，从而拉动经济增长。传统的基建投资更多的是投向房地产、传统制造业等领域，而目前房地产投资很难再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主力军，传统制造业则表现出显著的顺周期性。而“新基建”投资着眼于新型智能消费领域，其投资顺应数字化、智能化和网络化的发展大趋势，从消费入手创造更多的社会需求，从而形成强大的投资溢出效应，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空间。

“新基建”助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证研究

本文将利用投入产出模型对“新基建”与传统基建在拉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异进行比较，从而证明“新基建”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本文采用投入产出局部闭乘模型来进行定量计算，即把投入产出表中第二象限的总消费和第三象限的劳动报酬归并至第一象限，多增加的部分为各部门的消费列和工资行。这样的局部闭乘模型将原本是外生变量的消费和劳动报酬内生化，将投资作为外生变量，建立以总产品和消费为研究对象，以最终需求中的投资为外生变量的投入产出模型。

其中，

X

为局部闭乘模型中n维总产品列向量，

Y

为局部闭乘模型中n维最终产品列向量，（

I

-

A

）为投入产出局部闭乘模型投资乘数。

其中，Δ

X

为新增产出列向量，Δ

Y

为投资列向量，Δ

GDP

为投资拉动的增加值列向量，（

I

-

A

）为投资对总产品的乘数效应，

A

为各部门增加值系数对角阵。

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和完整性，本文通过《中国统计年鉴》2017年投入产出表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在“新基建”投资结构模式下，等量投资可以拉动GDP增长显著高于传统基建投资的拉动力。由于规模报酬递减，传统基础设施投资达到一定规模以后，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降低，两者呈现倒U型关系，而“新基建”改变了传统基建投资结构，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更显著的推动作用。

（2）在相同基建投资额度下，传统基建在采掘业，金属及非金属制品业，电力、热力、燃气和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等方面拉动产业增加值比重高于“新基建”。而在农林牧渔产品业，食品和烟草业，纺织、服装鞋及皮革羽绒制品业，木材加工、家具、造纸印刷和文教工美用品业，炼油、炼焦和化学产品业，机械设备、交通运输设备、电子电气及其设备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的产业增加值拉动表现上“新基建”更为突出。由此可见，传统基建注重资金密集型产业，“新基建”更倾向于技术密集型产业。此外，从整体来看，“新基建”比传统基建拉动的细分行业数量更多且包容性更强，尤其是制造业，其产业增加值总体占比最高，其次是服务业和农业。实证结果基本符合我国经济结构现状，近年来我国重工业、建筑业等资金密集型产业面临着产能过剩的问题，如果继续沿用传统基建思路，将不利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而“新基建”以数字技术为核心、以大数据和互联网为基底，能有效促进新旧动能转换、加速产业转型升级，使产业发展结构更具包容性和创新性。

政策建议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将成为新兴产业和新一代科技革命的基底，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赋予新动能。为了更好地发挥“新基建”赋能效应，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合理优化基建投资结构，充分发挥“新基建”拉动产业增值效能。通过对传统基建投资结构与“新基建”投资结构拉动产业增加值的对比，可以看出“新基建”投资结构不仅能提高原有产业增加值，还能拉动更多产业产值增长，从而实现包容性的经济发展模式。这是因为传统基建主要集中在重工型产业和资金密集型产业，以煤炭、钢铁、重化工、水利工程、建筑等产业为主。近些年产能过剩现象主要集中在这些行业，使得传统基建投资结构效率降低，重复浪费现象频发。而“新基建”侧重于战略新兴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以数字技术为核心，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将硬件设施与软实力相结合，在产业间起到联结和协同的作用。因此，未来我国应合理布局基建投资结构，加大科技创新相关领域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关的补短板领域的基建投资比重，充分发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第二，加快制造业数字化布局，实现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目标。制造业是我国实体经济的重要支柱，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制造业正在向智能化、平台化及多业态融合的方向转变，数字化制造业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新基建”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关键支撑，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制造业的全要素、全产业链、全价值链的融合应用。因此，为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应加大“新基建”建设力度，构建高效率、高质量、信息安全度高的基础设施体系。提高5G、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等基础设施在制造业中的全面覆盖率，促进制造业数字化全流程建设。完善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打造数据共享、企业互通的“云”上产业链。通过“新基建”加速对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实现新旧动能转换，从而实现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第三，建立完整规范的制度保障体系，推动“新基建”赋能效应。目前我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处于初期阶段，面临着诸多的市场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素，传统的监管方式也不完全适用。因此，我国应大力推进“新基建”制度保障体系建设，不断完善企业与政府的协作共建机制，在推进“新基建”的进程中持续优化制度安排。与此同时，在监管政策上要坚持包容审慎的原则，具体政策要以具体问题需求为导向，因势利导、因城施策。通过高质量的制度供给和政策支持有效促进“新基建”的良性运行，建立起政府负责、制度保障、社会协同的治理体系，打造共治共建共享的治理格局，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