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4-24
文/原倩
围绕现代货币理论展开的大辩论是2019年以来国内外经济学界引人注目的一场“现象级”事件。正如20世纪90年代末克鲁格曼(Paul R.Krugman)针对墨西哥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等一系列危机的相继爆发所发出的“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呼吁一样,当前现代货币理论的崛起是在时隔20多年、距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也逾10年的世界里萧条经济学复兴的“第四波”。
所谓萧条经济学,是指研究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同类型的一系列经济萧条、衰退与危机问题的经济学理论观点。该理论观点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承认经济运行将经常性地出现“萧条”状态,并以此为研究对象展开理论分析和政策研判。凯恩斯对“大萧条”的研究是萧条经济学的开山之作。20世纪90年代末,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基于亚洲金融危机、日本经济停滞、墨西哥经济震荡等一系列与主流经济学预测完全相反的经济现实,再次复兴了萧条经济学的研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其后经济的持续低迷,第三次有力促进了萧条经济学的进一步振兴。2019年以来,现代货币理论的兴起,则是萧条经济学的“第四波”。与萧条经济学相对的是繁荣经济学,该派观点以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等当前主流宏观经济学为代表,在理性人和有效市场假说基础上,坚信市场自发调节的完美性,对经济萧条问题采取回避的态度,认为“萧条”只是经济中极少发生的极端状态,“繁荣”才是经济生活的常态。萧条经济学与繁荣经济学的划分不是基于学派和范式的划分,而是依据对“‘萧条’还是‘繁荣’才是经济运行常态”这一问题的不同认识;而这一区别又与不同理论流派、研究范式以及具体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之间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从经济学说史看,关于“经济萧条已经被彻底克服”的断言难以通过现实的考验,因为经济现实的演进一次次暴露出主流宏观经济学的理论“盲点”,而这个“盲点”恰恰就是对萧条经济的忽视。目前,经济萧条是当今世界挥之不去的阴影。后危机迄今已逾十年,世界经济非但未能摆脱衰退风险,反而一步步陷入“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高杠杆”的怪圈。在现实和政策层面,主流经济学的诸多警告越来越显得与实践脱节。带有明显“繁荣经济学”色彩的主流经济学在世界经济萧条的现实面前集体“失语”,为萧条经济学的复兴提供了重要舞台。
作为后凯恩斯主义的重要分支,现代货币理论从本体论、方法论及研究对象等角度均将萧条经济作为经济体系的本质特征和理论研究的关键对象,与作为主流宏观经济学之一的新古典经济学形成鲜明的对立。然而,与同为凯恩斯理论的继承者和萧条经济学的支持者、又作为主流宏观经济学组成部分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相比较而言,现代货币理论与其具有十分微妙的联系。首先,二者在对经济萧条的重视和认知上具有相通之处。早在2011年,克鲁格曼与现代货币理论辩论时就不忘指出:“在与奥地利学派等展开的政策辩论中,现代货币理论站在我这一边。”这里克鲁格曼所说的“一边”就是对经济萧条可能性的承认、对政府干预必要性的认可,以及对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的支持态度。其次,与新凯恩斯主义相比,现代货币理论的萧条经济学性质更为彻底,这不仅体现在现代货币理论反对将凯恩斯的理论与新古典经济学进行折衷上,而且体现在其分析视角、研究主题和方法论等方面。因此,一方面我们不能排除少数新凯恩斯主义学者在个体层面对萧条经济的高度重视和“先见之明”;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新凯恩斯主义在学派层面更趋向繁荣经济学而不是萧条经济学。因此,在“萧条—繁荣”的经济学光谱中,新凯恩斯主义处在后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宏观的中间地带。
2019年以来,现代货币理论以其独特的理论主张引发国内外广泛关注和讨论。只有回到其理论本身,才能真正理解现代货币理论一系列观点和政策主张背后的深层逻辑。从理论体系的角度看,现代货币理论是一个三层“金字塔”结构。底层是作为“公理”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中层是一系列理论推论或“定理”,顶层是现代货币理论独具特色的政策主张。
在基础理论和方法论层面,现代货币理论坚持税收驱动货币、功能财政、货币内生性、贷款创造存款以及三部门资产负债表平衡方法。政府开支不必量入为出,而是应该采取“功能财政”原则。货币是内生的,经济体系中的货币量内生于经济主体贷款需求,货币当局只能控制利率,无法控制货币量。在存贷款的关系上,是贷款创造存款而不是相反。在方法论上,现代货币理论采用三部门资产负债表平衡方法研究不同部门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认为政府扩大开支产生的债务扩张将增加私人部门金融资产。
在重要理论观点层面,现代货币理论坚信,政府的钱是“花不完”的,通过在央行资产负债表上“敲击键盘”便可以用本币偿还任何规模的债务而不会破产。政府支出的重要依据就是熨平经济周期波动,实现经济平稳发展。
在政策主张层面,现代货币理论是扩大政府支出的坚定支持者。该理论主张实施“最后雇主”就业保障计划,作为经济萧条时期的稳定器和防护网。为扩大货币政策自主性,浮动汇率政策是合意选择。在贸易政策方面,现代货币理论认为贸易顺差除了能够积累外汇储备,进而在一定限度内增加货币政策的自主性这一点之外,没有其他值得称道的地方,因为贸易顺差对应的债权仅是政府资产负债表上的一个数字。在金融稳定问题上,现代货币理论主张通过扩大政府开支和政府负债来“置换”私人部门金融负债,从而改善金融稳定性。
萧条经济学与繁荣经济学的核心差异包括认识前提、分析侧重、研究对象、方法论等四个方面,这些方面也提供了把握现代货币理论萧条经济学本质的主要视角。
萧条经济学认为经济萧条和非充分就业是经济生活的常态,这一观点由凯恩斯首开先河。凯恩斯认为,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的错误并不在于其理论逻辑,而是其关于经济通常处于充分就业状态的假设前提太特殊了——非充分就业状态才是经济运行的常态。因此,凯恩斯用“通论”为其著作命名,意在表明新古典经济学推崇的“萨伊定律”只适用于特殊情况,自己的理论才具有普遍适用的性质。区别萧条经济学与繁荣经济学的最根本的“本体论”认识在于是否承认萧条作为经济生活的一般现象而普遍存在。现代货币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很少达到充分就业,各经济体通常是在生产能力闲置的情况下运转的;正是在这个认识之上,以扩大政府开支等方式推动的总需求扩张才能够扩大产出而不会带来过大的通胀压力。
坚持总需求分析以稳定经济增长是萧条经济学的重要理论特征。以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侧重供给侧分析,基于生产函数方法,强调外生技术冲击等因素在解释经济周期问题上的重要作用。现代货币理论既然将萧条和非充分就业作为经济运行的一般状态,自然也就反对将新古典经济学的供给侧分析视角纳入其理论体系。当前学界存在一个将现代货币理论与20世纪80年代曾风靡一时的供给学派相提并论的倾向。尽管现代货币理论与供给学派都主张减少税收、扩大政府赤字,但供给学派强调的是减税对企业和个人生产积极性的促进作用,是从供给侧入手得出的结论;而现代货币理论强调的则是减税和扩大赤字对总需求的促进作用,是从需求侧入手得出的结论;二者具有根本性的区别。
“一阶矩”是指研究经济增速高低的问题,这一问题与金融危机等因素造成的经济萧条与繁荣的周期性变化具有密切关系,是萧条经济学的核心关注对象。“二阶矩”是指研究经济增速的方差或波动性问题,该问题是繁荣经济学的关注对象,因为其认为经济萧条已经被克服了,“一阶矩”问题也已经解决了。然而,危机的爆发不止一次地将经济学研究主题从“二阶矩”拉回“一阶矩”。作为萧条经济学,反萧条、促增长、稳就业是现代货币理论与生俱来的任务,这就决定了其研究主题是经济增长和就业的“一阶矩”即平均水平,而不是“二阶矩”即方差或波动性。与此相对应,现代货币理论始终将就业问题作为理论研究的核心和目标,其重视就业的“一阶矩”问题、不重视经济波动性等“二阶矩”问题的特征带有萧条经济学的鲜明色彩。
主流宏观经济学继承了边际主义分析传统和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理论是其重要成果。然而,凯恩斯则是从另一个角度理解经济萧条。凯恩斯认为,不确定性是经济分析的关键点,经济主体的“动物精神”和知识的有限性决定了其投资和消费等决策容易受不确定性的影响,对投资损失的担忧导致其减少投资。现代货币理论在分析方法上也反对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强调经济的不确定性、人们对未来的悲观预期和动物精神等因素在经济波动中具有重要作用,认为建立在生产函数方法和理性预期假设等基础上的一般均衡模型无法刻画和处理这些问题。
萧条经济学是现代货币理论的本质特征,现代货币理论是萧条经济学的“第四波”和“激进派”,其理论上的“得失”大都与此有关。对现代货币理论的评价,应结合经济现实和实践需要,科学加以研判。
承认经济“萧条”的存在是西方宏观经济学的一大进步,这也正是现代货币理论最重要的现实意义所在,对此,连现代货币理论的坚定批评者都不否认。比如,克鲁格曼承认,在经济萧条时期,由于能够实现充分就业的利率为负以及货币政策存在“流动性陷阱”问题,扩大政府开支是合理的选择。从方法论上看,与拥有精美数学模型的主流宏观经济学相比,现代货币理论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和政策导向性。2011年4月,萨默斯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达了对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反思。他指出:刚刚经历的金融危机表明,明斯基、金德尔伯格等非主流经济学家比主流经济学家更有洞察力,而具有深厚微观基础的主流经济学,及其所推崇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理论,却已经脱离时代而对现实政策过程没有任何重要影响。
不可否认,现代货币理论也存在比较明显的现实局限性。该理论虽然意识到财政扩张存在一个“度”的问题,并且也认同如果超过这个“度”,就会发生通货膨胀的判断,但并未具体回答这个“度”究竟在哪里以及如何把握,因而缺乏现实可操作性。一旦财政赤字过“度”,主流经济学所担忧的通货膨胀、汇率贬值、挤出效应等问题都将涌现出来。考虑到后果的严重性,在扩大政府开支之前必须对“度”的问题有足够精准的分析,而不能采取“干中学”的态度。
现代货币理论主张用政府力量直接干预经济,客观上存在对市场机制重视不够的风险。同时,该理论反对主流经济学采用“微调”和相机抉择方式间接干预市场的做法,主张政府应当持续性地直接干预经济循环。然而历史地看,从依赖行政命令直接干预经济,转向运用市场、法律手段间接干预经济,是宏观调控方式的一种进步。一旦过度滥用行政力量干预经济运行,资源配置效率将遭受损失。
现代货币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总需求管理经济学,它假定经济处于“过剩”状态。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短缺经济”才是它们面临的主要问题。从开放经济角度,由于发展中国家通常存在外汇储备不足、汇率体系脆弱等问题,因此其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所受到的汇率贬值等外部约束要比发达国家严重得多。因此,在将现代货币理论应用于发展中国家时,应保持足够的警惕和慎重。
现代货币理论从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金融债权债务关系角度入手,研究经济金融问题,并未重点关注私人部门内部各类主体之间复杂的金融关系,而后者对于当前经济中杠杆率高企、金融不稳定等问题同样是不容忽视的,对此,现代货币理论自身也有清醒的认识。在借鉴现代货币理论关于金融稳定问题的理论主张时,应当留意其分析视角的特定性,并结合私人部门内部的金融资产负债等重要问题加以综合考虑。
***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并不排斥国外经济理论的合理成分。西方经济学关于金融、价格、货币、市场、竞争、贸易、汇率、产业、企业、增长、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有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一面,要注意借鉴。”对于现代货币理论,也应采取这样的态度,立足中国现实进行比较借鉴和科学扬弃,在新发展阶段的新形势下,为应对席卷全球的经济萧条提供有益启示。
第一,牢牢把握扩大内需战略基点。进一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推动财政政策加力提效,紧扣国债这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结合部,扩大国债发行规模,完善赎回机制,增强国债金融属性,推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更好的结合。第二,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不断提高宏观调控水平的同时,加快推动新一轮体制机制改革,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切实提升创新能力,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卡脖子”问题,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第三,坚定不移地扩大就业。加强就业培训,提高劳动力供需匹配度,降低结构性和摩擦性失业。加强就业促进与扶贫攻坚相结合,做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加强农民工就业、青年就业服务支持力度,促进返乡农民工就近就业。第四,多策并举维护金融稳定。着力促进私人部门内部自我去杠杆,双管齐下降低杠杆率,切实维护金融稳定。合理控制外债规模,有效控制并化解各类内外部金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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