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悖论的森林里

[法国]勒·克莱齐奥

尊敬的瑞典文学院各位院士，女士们、先生们：

为什么要写作？我想，对这个简单的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回答。人人都有自己先天的禀赋，有各自所处的环境和条件，当然，也有自己的缺点。当面对现实，发现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我们就会选择另外一种反应方式，另外一种交流方式。我们会给自己留下一定的距离、一定的时间去思考。

审视自己创作灵感来源的环境——这并不是简单的自我陶醉，而是希望能够更准确些——我能够清楚地看到，对我来说，一切的起点都是战争。这里所说的“战争”，并不是指某个特定时刻的时局骤变，或者其中所发生的某些历史事件。比如说法国在瓦尔米战场上的胜利，代表德国一方的歌德和代表革命军一方——我的祖先弗朗索瓦对之都有记述。那一定是个充满喜悦和哀伤的时刻。不，对我来说，战争意味着平民所经历的那些——尤其是小孩子的感受。对我来说，战争似乎从来没有意味着什么重大历史时刻。我们挨饿，我们害怕，我们受冻，仅此而已。我还记得，曾经看见隆美尔元帅率领的军队路过我的窗下，彼时他们正朝着阿尔卑斯山脉进发，试图找到通往意大利和奥地利北部地区的通道。对于那次军事行动，我并没有很清晰的记忆。然而，我却清楚地记得，在战争后的岁月里，几乎所有的物资都匮乏，尤其是书籍和书写材料。因为缺少纸和墨水，我最早是拿木匠用的红蓝铅笔，在配给票证簿的背面画画和写字的。正因为有这样的经历，我尤其喜欢粗糙的纸张，喜欢普通的铅笔。没有儿童书籍可看，我就读祖母的字典。那些插图、地图和不熟悉的词条，就像一道向我开启的神奇大门，召唤我踏上探索世界的旅程，去徜徉，去梦想。在六七岁的时候，我写了第一本书，名字叫《环球旅行》。紧接着，我又写了一本人物传记，主人公是一位虚构的国王，名叫丹尼尔三世—— 也许他是瑞典人。再后来，还写过一个以海鸥视角叙述的故事。那是一个足不出户的时代，孩子们很少能被允许到户外玩耍。在我祖母家附近的田地和花园里，到处都是地雷。还记得有一次我溜达到海边，走到一个由带刺铁丝网围起的封闭区。铁丝网上挂着用法语和德语写的禁止入内的告示，上面还画着一个骷髅头。一切都昭然若揭。

在这样的环境下，人很自然有逃避的冲动——去梦想，去把这些梦想写入文字中。另外，我的姥姥是讲故事的好手。在那些漫长的下午，她会讲很多故事。这些故事充满想象力，发生在大森林里——或许是在非洲大陆，或许是在毛里求斯的玛伽贝森林里。故事的主角是只猴子，非常淘气，却总能在危急时刻化险为夷。后来，我到非洲旅行，在那里呆了一段时间，去探索真正的森林，而那里却几乎没有什么动物。但是与喀麦隆接壤的奥布度村的一位村官，曾教给我如何倾听附近山上的大猩猩拍打胸膛时发出的嗡嗡声响。非洲的旅程所赐予我的，并不是以后小说创作的主旨，而是第二人格——爱做白日梦，同时又深深关注现实。这种人格已经伴随了我一生，并构成了一个矛盾的维度。这是对自身的陌生感，而有时也是痛苦的源泉。生命是迟缓的，我必须努力，才能够理解这种矛盾的意义。

后来，书籍进入了我的生活。当年我父亲在毛里求斯的摩卡被家族驱逐并分得一份财产的时候，他争取到了几间藏书室。也就是在那时，我理解了对孩子来说还比较模糊的一个真理，那就是：书籍是比不动产或者银行账户更加珍贵的财富。就是在这些书卷中——大多数是古老的装订大部头——我发现了世界文学的伟大著作：由托尼·约哈诺插图的《堂吉诃德》《托美思河的小拉撒路》《印戈耳支比家传故事集》《格列佛游记》；维克多·雨果的伟大而发人深省的小说，如《九三年》《海上劳工》和《笑面人》；还有巴尔扎克的《滑稽故事集》。而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些旅行者的故事文集，里面的故事大多数发生在印度、非洲、马斯克林群岛，还有迪蒙·迪尔维尔、罗颂神甫、布干维尔和科克的伟大探险史，当然还有《马可·波罗游记》。在非洲度过了一段自由岁月之后，阳光中慵懒的外省小镇上生活平淡，是这些书让我尝到了冒险的滋味，感受到了真实世界的旷达；让我通过本能和知觉，而非知识去探索世界。在某种意义上，这些书很久以前就让我意识到儿童生活的矛盾本质：一个孩子，要竭力守住他的庇护所，因为那是让他忘记暴力和竞争的地方；然而他又乐于透过玻璃窗，去观察外面的世界。

就在我得知瑞典文学院授予我如此殊荣之前不久——当然对于我来说，这个消息是令人惊讶的，我正在重读斯蒂格·达格曼的一本书，名为《忧伤的独裁》的政治文集。这本书我爱不释手。重读这本尖刻、苦涩的书并不是纯粹偶然，而是因为我正准备去瑞典接受由斯蒂格·达格曼之友协会于去年夏天授予我的一个奖项，还要去参观作者童年时居住过的一些地方。我一直很喜欢达格曼的作品，因为他能够把孩童般的稚嫩天真与讽刺嘲笑结合起来。我还欣赏他的理想主义，以及他用来评判这充满磨难的战后岁月的睿智——那是他的成年阶段，也是我的童年时期。书中有句话特别吸引我的注意力，在此时此地，这句话似乎是专门对我说的，因为我刚刚出版了一部名为《饥饿前奏曲》的小说。那句话，或者说那一段，是这样说的：“怎么可能这样呢？一方面，就好像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比文学更重要；而另一方面，却不可能意识不到，在世界各地，人们都在与饥饿作斗争。对于这些人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无疑就是在月底之前究竟能够赚到多少钱回家。因为这就是他（作家）所面临的一个新悖论：尽管他希望能够为饥饿的人写作，然而，却只有那些饱食终日的人才能有闲心意识到他的存在。”（《作家和意识》）

斯蒂格·达格曼所说的“悖论的森林”，正是写作的处境。艺术家决不能逃脱这个地方，相反，他必须“驻扎”在那里，以考察每一个细节，探索每一条道路，说出每一棵树的名字。这并不总是一次令人愉快的逗留。他认为他已经找到了栖身之地，而她在向她的纸张倾诉，把它看作是自己亲密而宽容的朋友。而现在，面对着现实，这些作家不能仅作为见证人，而应作为演员。他们必须选择自己的立场，保持距离。西塞罗、拉伯雷、孔多塞、卢梭、斯塔尔夫人，或者近现代的索尔仁尼琴、黄皙暎、阿卜代拉蒂夫·拉阿比或米兰·昆德拉：他们都不得不走上流亡之路。对于像我自己这样一直享受自由活动的人——除了短暂的战争阶段，如果无法自己选择生活的地方，就犹如被剥夺了自由一样令人无法接受。

但是自由活动的特权却导致了悖论。让我们来看看作家生活的森林中心那棵长满了尖刺的树：他，还有她，忙碌着写作，在编织着梦想，他们难道不属于那幸运而又幸福的少数人吗？让我们暂时停顿下来，想象一下那种极端的、令人恐惧的情况——我们这个星球上的绝大多数人都会认为自己处于这种境地。很久以前，在亚里士多德或者托尔斯泰时代，那些没有地位的人——欧洲中世纪的农奴、仆人、佃农，或者在启蒙运动时期从非洲的海岸被抢劫来，又在戈雷岛、艾尔米那、桑给巴尔等地被卖掉的那些人，都面临这种境遇。那就是，即便是现在当我向大家演讲的时候，仍然有些人没有言论自由，仍然有些人处在语言的另一端。我深受达格曼悲观思想的影响，而不倾向于葛兰西的战斗性或者萨特幻灭的赌注。当我面对那些能够读书识字的人讲话的时候，文学仍然是统治阶级的奢侈品，文学创作所源自的思想和形象，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仍然是陌生的——这也是我们大家感受到不适的原因。当然，我们愿意影响那些被排除在外的人们，慷慨地邀请他们参加文化的盛宴。为什么这会这么难呢？那没有文字的民族，正如人类学家所称呼的那样，已经成功地发明了一种全方位交流的方式，那就是通过歌曲和神话故事。而对当今我们这个工业化社会来说，为什么这就变得不可能了呢？我们必须重塑文化吗？我们必须回到那种及时而直接的交流方式中去吗？我们很愿意相信在当今时代，电影充当了这个角色。或者流行音乐也能实现这个功能，因为它有着自己的节奏和韵律，还有舞蹈加以助兴。在其他地区，卡里普索歌曲、玛洛亚音乐和塞卡舞等也都是交流表达方式。

这种矛盾一直就存在。最杰出的法语作家佛朗索·瓦拉伯雷很久以前就在索邦神学院对学者们的迂腐炫学发起了挑战。他用从大众语言中挑出来的话当面嘲弄他们。他在为那些饥饿的人说话吗？食量过人，饕餮好酒，纵情享乐。他描述了那些压榨农民和工人血汗的人的无止境欲望，一个假面舞会的时代，一个黑白颠倒的世界。革命的矛盾，就像一个忧伤骑士的壮丽出征，活在作家的意识当中。如果说作家手中的笔必须具备一条美德的话，那就是：它永远不应该被用来颂扬那些富贵权势之人，哪怕是以最随意的口吻。即便一位艺术家遵循了这条美德，也并不意味着他绝无问题。他的反抗、他的否定和他的诅咒无疑都倾向一侧，即权势语言的那一侧。也许有几个词或者几句话例外，但其余的呢？那是一卷长长的可以擦掉重写的羊皮纸，一段优雅而遥远的拖延。有些时候还有幽默，但并不是绝望的礼貌，而是那些深知自己不足的人的绝望，是非正义的激流退去时显露的海岸。

那么，为什么要写作呢？一段时间以来，作家们已不再自以为是，以至认为他们能够改变这个世界，或者通过他们的故事和小说，给生活树立一个好的榜样，告诉我们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他们只不过是见证生活，见证悖论森林里的其他树木。虽然作家愿意做生活的见证人，但是实际上，绝大多数时间他只不过是一个窥视者罢了。

但是的确有一些艺术家成为了生活的见证人：但丁写了《神曲》，莎士比亚写了《暴风雨》——以及艾梅·塞泽尔对该剧的出色改编。故事中，凯列班跨坐在炸药桶上，威胁要与他所鄙视的主人们同归于尽。的确有一些无懈可击的见证人，例如写作了《腹地》的库尼亚，还有普里莫·列维。我们在《审判》或者卓别林的电影中看到世界的荒谬，在柯莱特的《黎明》中看到世界的不完美，在乔伊斯创作的爱尔兰小说《芬尼根守灵夜》中看到世界的千变万化。彼得·马西森的《雪豹》和阿尔多·李奥帕德的《沙郡年记》中闪耀着世界的美丽，那是无法抗拒的美。威廉·福克纳的《圣殿》和老舍的《初雪》描述了世界的邪恶。达格曼的《蛇》让我们看到童年的脆弱。

作为见证人的最优秀的作家，是不知不觉中做了见证的，也许他并不情愿。悖论在于，他见证的不是自己见过的东西，甚至不是自己创作的东西。因为在控诉时，他无法在场，所以他会感到心痛，甚至是绝望。托尔斯泰也许能够向我们展示拿破仑的军队给俄国带来的苦难，然而，历史却得不到任何改变。杜拉斯写了《欧瑞卡》，哈丽特·比彻·斯陀夫人写了《汤姆叔叔的小屋》。然而，只有那些被奴役的人们自己才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够反抗，与非正义作斗争。在巴西，在法属圭亚那，在西印度群岛，有着马龙人的反抗；在海地，有着第一个黑人共和国。

行动起来——毕竟，那才是作家的意愿。行动起来，而不是去做见证人，去写作，去想象，去梦想。让他的语言、创作和梦想对现实产生影响，去改变人们的思想和心灵，为创造更美好的世界做准备。然而就在那一刻，一个声音悄悄对他耳语：那是不太可能的，他的言语在社会中会随风而去，他的梦想只不过是幻想。他有什么权力认为自己更优秀？真的需要作家来为我们寻找解决方案吗？他难道是《医学的不幸抑或胜利》中的那位猎场总管，想去阻止一场地震吗？如果作家知道的只是如何去记录，他又怎能去行动呢？

（未完待续）

（选自2009年第7期 《散文选刊》，本刊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