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研究中科学方法的缺陷

文/王政达

运用科学方法研究国际关系对国际关系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但是，这种研究方法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运用走向了极端，把其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作用夸大到了不适当的程度，突出表现为不顾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差异，把研究自然现象和自然规律的方法机械照搬到作为社会现象的国际关系研究中来，造成这种研究方法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出现“水土不服”的问题，致使以科学方法建构起来的理论体系带有严重的理论缺陷。

理论建构方法的缺陷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运用科学方法进行理论建构在概念界定、因果链条建构、变量选择、假设检验和演绎法理论建构路径等环节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缺陷。

（一）概念界定和变量简化方面的缺陷

科学方法在进行概念界定时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往往对国际关系领域复杂的客观存在进行简化处理，仅仅保留其中可观察、可操作化和可通约的因素，而对那些不可观察、难以操作化和不能通约的要素，尤其是那些关涉价值判断的要素则予以舍弃。

概念界定要准确把握事物的本质，靠真实、完整的概念而不是过度简化的概念研究国际关系。国际关系研究同任何社会科学研究一样，应该做到理论与事实相符。如果某个理论模式忽视了一些至关重要的因素，那么这个模式就是片面的，很容易使人误入歧途。但是，科学方法在建构理论时努力把自己的理论自然科学化，概念界定越来越脱离经验现实，使其理论超越人的直觉经验以增强其普遍意义，在简化概念的基础上建构一个容易计算但不真实的可能世界。这种概念界定方法在理论上是允许的，但理论世界对于真实世界至少应该是可以通达的可能世界，否则理论就不可能周延，导致其解释力减弱，甚至得出错误的结论，因为简化后的概念舍弃了诸多必要的存在论条件，可能致使逻辑世界与真实世界不能相互贯通。

（二）假设约定方面的缺陷

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科学方法借鉴了约定论思想，其理论假定本质上也是一种理论约定，但理论约定不能不受约束地随意发挥或杜撰。科学实践中所发现的科学事实并不是按照人们的想象随意创造出来的，当人们在对一切可能的约定进行选择时，既受经验事实的制约和引导，又受避免理论体系矛盾要求的影响和限制。不同的理论约定可以演绎出不同的理论体系，甚至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

作为理论约定，国际关系研究科学方法中的理论假定或命题同样不能脱离事实的制约和引导，为了理论建构主观杜撰理论假定或命题。建立在脱离现实的主观约定基础上的理论大都能够做到形式系统内部的逻辑自洽，但逻辑上能够自洽的理论未必符合并能够解释客观现实，而可能与客观现实相分离，理论价值必然降低。

（三）逻辑链条建构方面的缺陷

科学方法建构国际关系理论的具体路径是尽可能简化核心概念和减少变量，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演绎，寻求单一自变量导致单一因变量的简单因果关系，这种一因一果型的因果关系是最为简单的因果关系。对于国际关系体系理论来说，体系特征和体系单位的关系是体系特征对体系单位产生影响，体系特征和体系单位之间是一因导致一果的简单因果关系类型。

在国际关系理论建构中，简化概念和减少变量以降低理论建构难度和追求理论简约的建构路径始于沃尔兹，他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是以简化概念和减少变量而牺牲理论解释力的典型的理论建构案例。结构现实主义的建构路径虽然通过减少变量做到了理论简约，但牺牲了理论的解释力。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都遵循了和结构现实主义相同的理论建构路径，自然也就带有相同的理论缺陷。在“科学革命”的意义上建立命题，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等量齐观，试图以少量结构甚至单一结构来推导出“一般性”假设的理论建构路径，完全违背了知识论常识。

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核心就是国际体系结构决定国家行为，即国家行为是体系压力的结果。但是，为了理论简约的需要，它没有进一步对体系压力如何决定国家行为的机制作出进一步的揭示。国际关系分析不仅仅是结构决定国家行为那么清晰、简单，但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却武断地通过简化掉体系压力作用机制的方法，勉强得出国际体系结构决定国家行为的结论。以简化概念、减少变量和简单化变量关系的路径建构起来的体系理论虽然做到了理论简约，但牺牲了理论的解释力，违背了科学方法所提倡的科学精神。

（四）假设检验方面的逻辑缺陷

科学方法常常使用简单枚举归纳法检验假设，但这种不完全归纳推理的结论所断定的范围超出了前提所断定的范围，推理的前提并不蕴含结论，其结论可能为真，也可能为假。具体到国际关系科学研究方法的案例检验，在存在大量案例的情况下，如果不对所有的案例进行深入分析，在漏掉哪怕是一个反例的情况下草率得出结论，就会出现轻率概括的逻辑错误。如要避免这种逻辑错误，就只能采用穷举法进行案例检验。但在简单枚举的过程中，研究人员掌握的资料往往是有限的。国际关系研究涉及的资料量大面广，有关资料的巨大数量超出了研究人员的掌握能力，很多资料无法得到或永远也得不到，因此研究人员常常是从不完全的证据中得出一般性结论，这些证据除了不完全之外，还可能是不可靠的，从而导致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作为社会科学的国际关系理论假说都是普遍性命题，而用以检验假说的案例都是一定时空条件下数量有限的经验事实，其案例检验始终不过是一种搜集个例的归纳证明，属于形式逻辑的范畴，所得结论不具有普遍意义。

（五）演绎法的局限性

国际关系研究科学方法运用演绎法进行理论建构，首先建立理论假定，然后根据理论假定进行理论演绎，最后得出结论。用演绎法得出的理论结论是否可靠，取决于理论假定的可靠性和演绎过程的逻辑性，而演绎法的局限性常常出在其理论假定中。如上文所述，科学方法提出的某些理论假定脱离了经验事实，只是一种不可靠的理论约定，而在此基础上演绎出的理论即使演绎过程遵循逻辑规律，所得结论也是不可靠的，甚至是错误的。

案例选择方面的缺陷

科学方法运用案例检验假设存在理论缺陷，主要表现在选择性使用案例、对案例选择缺乏明确的说明和案例反映的历史经验过于狭窄。

（一）选择性使用案例

选择性使用案例即研究者在检验假设的过程中，对能够证明自己假设的案例就采用，对削弱甚至推翻自己假设的案例则弃之不用，运用这种经过“精心”选择的案例来检验假设，会降低结论的可靠性，甚至得出错误的结论。

选择性使用案例与自然科学研究中的通过数据造假或修改数据来硬性靠上结论的手法如出一辙。这种理论建构方法很可能是先预设结论，然后以研究人员固有的价值判断而非以价值中立的态度精心选择符合预设结论的案例进行假设检验，而选择性忽视不符合预设结论的案例。

（二）对案例选择缺少必要的说明

科学方法在用案例检验假设时，往往对案例的选用缺少明确的说明，即为什么选择这一案例而不选择那一案例，只选择确证性案例检验假设，案例选择缺乏随机性，检验过程仅仅被简化为确认或说明假设，推理缺乏一般性和周延性。一般来说，应该使案例内部或不同案例之间的因变量取值存在较大差距，以便确定因变量的变化是自变量的变化所引起的。如果研究者在选择案例时仅仅按照因变量的取值选择完全符合理论预期的案例，这不是在进行理论检验，而不过是对理论假设运用简单枚举法进行举例说明。

（三）案例涵盖的时空维度偏小

一般来说，任何强有力的理论都应该追求尽可能大的时空维度上的普遍价值以解释尽可能多的经验事实，从而使其结论具有普遍意义。但在进行假设检验时，国际关系科学研究方法所使用的历史案例涵盖的历史时期往往过于狭窄，作为证据的历史事实大多集中于特定的历史阶段，因此据此得出的结论缺少宏大时空维度上的普遍意义。在对假设进行检验时，即使扩大案例的时间维度，所得结论也未必可靠。原因在于，即使在间隔较长的某一历史时期用两个案例验证了假设，也还是不能保证在这一历史时期的中间阶段因变量依然保持相同的取值。

实验法和统计法的局限性

科学方法也以实验法研究国际关系，虽然这种方法的可靠性高于单纯的逻辑方法，但这种方法存在变量控制困难的缺陷。由于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通过人工控制的方式搜集、分析案例并严格地检验假说，所以以科学方法研究国际关系所得结论的可靠性必然不高。事实上，在很多社会科学理论中，由于其预测结果没有重复出现的可能性，而且也无法进行反复的受控实验，致使科学方法的运用带有很大的先天局限性。因此，由于学科性质的差异，国际关系科学研究方法也只能从形式上而很难从实质上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

统计分析法也是科学方法的常用国际关系研究方法，可以对国际关系中的某类具体事件或事实进行分析和检验，这种方法是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的定量分析，对于更加准确地描述和分析国际关系具有一定的作用。但是，这种研究方法也有其不可克服的缺陷。一是变量赋值的主观性。运用统计分析方法研究国际关系需要对国际事件进行赋值，进而对国际关系进行定量分析，但对于赋值的依据并不加说明，赋值的主观性很强，这就不可避免地对研究结论的准确性带来负面影响。将主观性赋值得到的数据进行处理用以分析国际关系，即使所得结论正确，也很难说不是一种巧合。二是国际关系中的有些数据难以进行量化，有的数据则根本不能量化，这就给研究的可操作性带来了困难。三是因果机制不明确。统计法在对数据的处理和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研究结论，缺少清晰的因果机制分析，因此很难断定研究结论和统计分析之间究竟是因果关系抑或仅是相关关系。

证伪方法不适用于国际关系研究

科学方法把自然科学哲学领域发展起来的证伪方法移植到国际关系研究中来，但是，由于国际关系研究与自然科学存在本质上的不同，证伪方法并不适用于国际关系研究。在对国际关系进行因果解释的时候，通常只能找到导致因变量出现的部分自变量，而这些部分自变量有的可能是促使因变量出现的充分条件，有的可能是必要条件，而只有在存在充要条件的情况下才能对命题进行证伪。

（一）必要和充分条件下的证伪问题

国际关系命题中的因果关系可能包含必要条件与充分条件，因此不能对其进行简单证伪。

必要条件的逻辑模式是无之必不然，有之未必然。如美国国内储蓄不足、中美产业比较优势的差异、国际分工和跨国公司生产布局的变化、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和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等是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我们假定上述五个因素都是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必要条件。在这一假设下，如果研究发现美国对华高技术出口限制这一单一因素没有导致中美贸易不平衡，也不能据此证伪中美存在贸易不平衡这一命题，因为上述五个因素都是中美贸易不平衡出现的必要条件，只有五个因素同时存在才会导致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结果。

充分条件的逻辑模式是有之必然，无知未必不然。如错误估计危机和战争的结果与成本、攻击方优势、相对权利的变化、保护资源、征服容易等都是战争爆发的原因，都是战争爆发的充分条件，因此即使每个国家都能正确地估计危机和战争的结果与成本，也不能证伪国家之间不会爆发战争，因为其他原因仍然会导致战争。

（二）辅助假说与证伪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成熟理论的核心命题和辅助假说使得证伪存在困难。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许多命题都由核心命题和辅助假说构成，如果发现反例，证伪的也不是核心命题，而是包括核心命题和辅助假说在内的研究纲领，因为有可能是辅助假设存在错误，因而反例出现，但并不能由此简单地认为核心命题存在错误。增加辅助假说增强了理论的解释力，但是，增加辅助假说使理论更加难以证伪，这使它陷入科学方法所遵循的“不能证伪的理论即非科学理论”的尴尬境地。

（三）或然性命题的证伪

或然性命题本身不排除部分反例或异常案例的存在，因此不能以单个反例证伪具有概率性质的国际关系命题。自然科学的主要命题大都表现为全称命题，而作为社会科学的国际关系命题大都是或然性命题，即表现为统计模型或作为其变体的概率命题，其因果关系的经验证据通常表现为统计形式，这类命题并不是逻辑上的全称命题。虽然有的命题表面上是全称性质的命题，但实质上是对大多数个体或情景作出的概括性陈述或预测，命题的或然性性质使其不可能被证伪。

从逻辑上讲，全称性质的国际关系命题可以被单个反例证伪。但是，作为或然性命题的国际关系命题只是对某类国际关系现象的部分个体作出的性质判断，这就意味着该类国际关系现象的另一部分个体的性质超出了这个命题的覆盖范围。因此，不能以命题判断范围之外的反例去证伪一个命题。如果一个国际关系命题是案例数量有限的统计命题，那么可以对命题所包括的全部个体通过重新检验进行严格证伪，也可以通过抽样检验进行概率证伪，但不能通过单个反例进行波普尔意义上的证伪。

结论

虽然跨学科借鉴与互动推动了国际关系学的创新与繁荣，但是，在借鉴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过程中，必须极为慎重地考虑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对于国际关系研究，尤其是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对于国际关系研究的适切性问题。如果把不适用于国际关系研究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机械地借用到国际关系研究中来，必然降低理论的可靠性和科学性。存在这种缺陷的根本原因在于科学方法把社会科学等同于自然科学，无视认识的相对性，缺乏必要的质疑态度和批判精神。忽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固有差异而进行研究方法的简单移植，就必然会出现“橘枳之变”的消极后果。

国际关系学科的繁荣与进步得益于研究方法的创新与发展，但也不能把科学方法视为理论圭臬而自我封闭。国际关系研究应该从实践出发，不应依靠形而上学的不可靠假定和概念的自我循环，而应该立足于现实的国际社会，从国际关系的历史和现实中汲取思想理论资源；对影响国际关系的诸因素进行全面分析，而非为了理论简洁的偏执追求一味简化概念、减少变量而导致出现对国际关系的片面解读，否则就会陷入“沃尔兹陷阱”而不能自拔，使国际关系研究异变为缺乏思想、脱离现实、走不出书斋的纯粹技术性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