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的探索：一个历史考察

文/程霖 张申 陈旭东

近年来，以中国经济学为核心的系列概念在我国社会科学领域频繁出现，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与广泛争鸣。相关概念思潮的兴起是我国在经济改革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并实现经济学术长期积累后的历史必然，符合我国崛起的大国地位和民族复兴诉求。然而，相关讨论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中国经济学的概念虽日渐清晰，但提法较多，且界定宽泛，不少研究所指的“中国经济学”实质上更贴近“中国的经济学研究”或“经济学在中国”；二是在学术探索积累已较丰硕的情况下，学界对已有成果的系统梳理阙如，很多学者对中国经济学各有表述，缺乏充分整合，导致中国经济学概念共识未能达成，影响了中国经济学构建的推进与实现。

近代以来三次中国经济学讨论

事实上，整理中国经济学概念界定的工作不应限于当前，而须放眼历史。20世纪以来，我国至少明确进行过三次中国经济学讨论：

第一次是在近代被迫打开国门而启动现代化经济转型背景下，国人重新审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在引进和应用舶来经济学说过程中，萌生了建立中国经济学的祈愿。梁启超提出“拟著一《中国生计学史》，搜集前哲所论，以与泰西学说相比较”，可视作探索中国经济学的先驱。当时更普遍的努力是以舶来经济学说为基础，尝试对中国现实经济问题展开研究，并据此进行理论创新。近代留学生在该领域作出了大量贡献，特别是20世纪40年代“学术中国化”思潮使得国人建立中国经济学的诉求愈加强烈，直至1946年王亚南出版《中国经济原论》，较具典范意义的中国经济学研究正式形成。此外，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转型中也蕴含了中国经济学的探索。因而，近代学界产生了形式多样的中国经济学讨论，甚至明确了“中国经济学”的提法。虽然此时尚未形成统一意见，但不少学者均主张：无论是对舶来经济学说还是对中国固有经济思想，均应秉承服务于中国本土的准则，持批判性吸收的态度，力图有所发展创新；同时，应高度重视对当下情况的识别，指出从封闭到开放、从传统到现代背景下的中国经济亟待解决的问题，致力于改造中国经济关系和指明未来发展道路。所以近代的探索尽管不乏歧见，但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第二次讨论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在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厘清计划与市场的意识形态之争后，西方经济学的传播和应用加快。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中国改革实践中的新现象与新问题呼唤指导实践的经济理论有所革新。在理论与实践双重冲击下，中国经济学界针对传统苏联范式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等的选择和引进展开了激烈的争鸣。其间，很多学者对长期以来在舶来经济学说影响下的中国经济学术进行反思，最终构成“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的世纪发问，有关建立中国经济学的主张随之生成。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作为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可能理论来源再次得到关注，中国经济改革发展实践经验亦首次被纳入探讨并受到重视。所以，在本阶段争论虽较上一阶段为多，但其将构建中国经济学这一命题再次置于主流学术视野内，并且各方在辩论和碰撞中还找到了更多共通之处，即进一步锁定当代国情的特殊性，同时依据中国现实，实现了诸多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探索。总之，中国经济学相关研究在观点各异的讨论中不断推进，很多立足中国本土的经济理论创新成果也在其中涌现，为此后探索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铺垫。

第三次讨论则发生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以及经济学术研究的国际化、高水平发展，使得学术界关于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总结梳理迭出，第二次讨论后一直未中断的中国经济学探索由此步入新阶段。党的十八大后，党中央多次提出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提出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助推了新一轮中国经济学探索高潮的兴起。这次讨论更加强调要扎根本土，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经济学说。因此，也更加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同时注重对西方经济学有益成分的吸收借鉴以及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继承创新。由此，当前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提法上，并且在以往基础上达成了更多共识，更强调“中国”定语下的立足中国实践、解决中国问题的内涵，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立场，并且更关注中国经济学的体系构建探索。自此，中国经济学的概念虽仍未得到完全界定，轮廓却更为清晰。

可见，中国经济学构建是一项以民族伟大复兴为祈愿而致力开拓的百年命题，其探索与实践历史构成了近代以来中国经济思想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脉络。其中，每次讨论都对中国经济学概念有所表述并形成丰富论证。所谓概念，是反映对象特有属性的思维形式，由人们从对象诸多属性中抽象出其特有属性概括而成。对中国经济学而言，概念界定的形成离不开对其研究对象、目的和方法等特有属性的深入探索，从而明确概念界定，澄清学理分歧，对在统一范畴下加快推进中国经济学构建具有积极意义。

本研究经系统梳理和分析史料后发现，百年间中国经济学的概念界定在探索线索上，是从近代西方经济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三条线索各自孕育的，发展到当代新增了中国经济改革发展实践理论化线索并产生激烈争论，直至党的十八大以来，四条线索共同深入推进。与此同时，数次争论中，无论是在提法还是观点上，皆呈现一定收敛、聚焦趋势。在具体提法上，是从近代零散、多样的表述，发展到当代开始以“中国经济学”为主题、但争议较大，直至当前多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集中；在关注重点上，是从近代认识到中国经济学应服务于本土经济发展研究，发展到当代争议“中国经济学”能否成立，直至当前高度认同中国经济研究的特殊性和必要性，从而将争议聚焦于中国经济学的范式定位。

中国经济学争论为何持续出现

百年间在中国经济学术探索中反复出现建立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动议，主因在于，自近代国门被迫打开后，中国经济长期处于落后地位，经济建设成为中国发展所面临的重大历史课题。在此背景下，经济学受到高度重视，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长期处于前科学状态，无法指导受现代商品经济冲击而剧烈转型的中国经济，不得不借助于舶来经济学说。故经济学在中国的初期发展主要依靠学习和引进。在舶来经济学说具体作用于中国本土后，由于社会基础和经济背景的差异，以及其自身的局限，连同近代学术界研究水平的整体落后，其适用性存在不足。单一的舶来经济学说本土化对于夹在已有理论和中国经济现实间的众多学者而言，显然是不足够的，这便引致了要建立与中国经济高度适应的经济学的诉求。在中国自近代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商业社会转型、20世纪80年代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以及当前中国经济改革与建设取得成果进而步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三个阶段，该诉求都很强烈，进而反映为中国经济学探索的三次高潮。该探索是以中国经济百余年的建设与实践为背景的，自然难以一蹴而就，同时作为后来者的中国经济研究，也须有一个学习、选择、发展进而创新的过程。所以，建立中国经济学的动议就成为中国百余年经济思想史上一个反复出现的学术现象，其认识也在探讨中不断深入。另外，该动议还包含一个树立民族自豪感与自信心的情感需求。这种需求在近代时期国人遭受西方冲击时就已产生，而今在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的趋势下，又愈加强烈。

与之相伴的问题是，为什么建立中国经济学的命题长期存在争议？本研究认为，这主要与经济学的二元学科特质有关，即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拥有社会性、历史性和阶级性特征，但在规范和方法上又与自然科学高度接近。经济学在追求科学性的同时如何保证其与真实世界的紧密连接，至今在西方经济学界仍存争议。无论否定抑或肯定中国经济学的提法，诸多学者都阐述了各自对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之分的理解。可见，学者们对经济学的二元学科特质都有相当程度的认识。只是，反对者大多更强调经济学对一些基本经济运行规律的揭示，认同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的一致性对于学科发展的重要意义，以及数学与统计方法对于实证研究一般性与系统性的贡献。相应地，他们对于将经济学冠以国别和突出强调阶级性的提法较警觉，担心这种提法会影响中国经济研究对基本经济运行规律的深刻揭示，也担心对已有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施以不必要的全盘否定。与之相对，支持者大多更看重经济学在具体环境下所发挥的作用，强调中国经济在历史及制度上的特殊性和研究所应秉持的阶级立场，担心不强调中国特性的经济研究会对中国经济发展丧失解释力和指导性，甚至可能将中国经济发展引向歧途。更重要的是，着重于不同研究对象的经济学术探索可能提供有别于现有经济学所刻画的特征事实，并对已有理论适用性造成潜在冲击。这种可能性在中国经济持续崛起的背景下，被进一步扩大。当前，围绕经济学二元学科特质的看法在中国学术界乃至世界范围仍很难达成一致，不过这并不会制约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中国经济研究的特殊性和历史使命性是国内学界普遍达成的共识，这赋予了中国经济学成立之基础，赋予了中国经济学理论之形态，亦赋予了中国经济学创新之可能。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共同聚焦于此，才有发展中国经济学的前提。

关于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学的诸种提法，本研究认为，虽然表述多样，但除却在近代较显零散，当代的提法经分类统计处理后，已然呈现了一定的变化趋势（图1）。当然，鉴于所选数据统计来源和方法，纳入统计的文献大多是支持中国经济学相关表述的，但仍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学界关于中国经济学探索的思潮起伏。

图1 各类以中国经济学相关内容为篇名的文献统计（1979—2019）

在总体数量上，提法数量的变化符合前文关于当代探索情况的判断，即在20世纪80年代相关探索尚未启动，直至80年代末才有研究零星出现。随后在1995年后研究集中兴起，并在2008至2009年间这一标志性时段和特殊国际背景下再次形成热议。至2015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被正式提出后，关于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飞跃，相关研究数量大增，代表着第三次探索的开启。

在主要提法上，在20世纪80年代至党的十八大以前的第二阶段，“中国经济学”是学界主要用语，故而概念界定多以此展开。不过，带“有中国特色”定语的提法也是一大类，且出现得更早，只是其在80年代中后期多集中在具体分支学科上，表述较多样化。至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第三阶段，“中国特色+经济学”大类提法，已基本集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上，并成为相关研究主要用语。换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已成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一面旗帜，印证了前述的提法收敛趋势。这也反映出，虽然能否以国别属性而建立经济学长期存在争议，但鉴于其特殊背景和发展使命，中国经济学探索总会以某种形式出现在学界视野。

中国经济学概念界定的尝试探讨

如前所述，概念是事物所具备的特有属性的抽象集合。作为一项争论已久、且仍处于发展中的学术体系，中国经济学概念在目前仍很难被完全地预先界定，自然难以在当下就给出高度完备的排他界定，只能更多地将在其自身实现发展过程中，不断提炼抽象出其特有属性而加以概括。但在以往三次探索的基础上，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学应至少满足以下几方面要求：

第一，从事这项学术研究的主体应主要为中国人士，此点在很多论述中被直接点明，有些则没有，但都被作为默认前提。如同法国重农学派有魁奈、杜尔阁等，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有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等，德国历史学派有李斯特、罗雪尔等，美国经济学中心的形成也在于其凝聚了大批具有世界影响的美国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学要在经济学说史上有一席之地，也须得有一批得到世界公认的中国经济学家代表。

第二，这项学术研究的对象应主要为中国经济，既要关注与西方国家有共通性的经济现象和问题，更要关注有别于西方国家的典型事实，以及无法用现有经济理论解释的经济现象，尤其是那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对中国经济有重大影响的独特理论与现实问题，其中蕴含极其丰富的研究素材，皆应构成重点关注的对象。也正因如此，中国经济学对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可皆有所涉及和贡献。

第三，这项学术研究的方法，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前提下，应对古今中外各种经济思想及理论皆有所开放、批判地吸收，并在此基础上实现进一步的创新。所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土化、西方经济学本土化、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以及中国经济改革发展实践理论化这四条线索，都是值得肯定的创新方向。而无论采用何种理论并进行创新，都应始终将以人民为中心，作为研究立场。

第四，这项学术研究应致力于揭示中国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解释中国经济现象，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并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起到指导和预测作用。但是，中国经济学不能停留在自说自话，应更进一步地经过从中国问题到一般理论的提升，寻求对更具一般性的经济规律的提炼，从而增强对更广泛范围的经济问题的解释力，为世界经济理论体系贡献学术新知。

第五，在充分满足以上要求的基础上，如若这项学术研究形成了一套内在逻辑自洽的理论体系，对中国经济所面临的若干基本理论和具体问题均有一定的科学阐释，而非停留在对个别问题的考察抑或经验总结层面上；不仅实现了研究对象的扩充，而且实现了研究范式上的突破以及研究结论上的创新；由此确立了一种独特、成熟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学术体系；那么，这项学术研究就可被称为“中国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