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注意力经济的逻辑运演及其批判

文/马俊峰 王斌

注意力经济是互联网中的图像、数据等通过自身的演绎捕获人们的注意力，激发与刺激人们的内在欲望，并通过自身行为来实现这种欲望的经济活动。也正因如此，人们把这种行为称为追求幸福生活的活动。但是，注意力经济是把幸福欲望的实现与精准的大数据分析相关联起来，试图借助大数据分析和智能化识别技术，在人们所控制的领域中实现追求幸福的欲望。只有这样，主体生命的数字化构序才不会被“他者”遗忘。然而，注意力经济却以彰而不显的方式实现了与资本的联姻，形成了不受任何约束的生命政治控制权。对此，我们只有回归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视域，构序注意力经济何以可能的理论框架，同时以马克思对资本的生命政治批判的理论构式来批判注意力经济所隐含的生命政治控制权，才能廓清注意力经济勾画生命政治活动、实质性吸纳主体生命的叙事图景。

数字景观：注意力经济的出场语境

在数字化时代，提到各类购物网站，我们并不陌生。然而，一旦我们浏览这些购物网站并下单成功时，我们便会不自觉地关注商品发货信息及物流配送数据的更新情况。可以说，尽管诸多购物网站方便了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却被购物网站衍生出的系列数据所支配和主宰，而这里的系列数据便表现为我们时代特有的数字景观的积聚。数字景观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熟悉的图景，我们深谙它的支配逻辑，却并无充分的理由来拒斥它、摆脱它。数字景观之所以具有支配我们生活世界的巨大魔力，在于它的支配逻辑捕获了我们的注意力，又深嵌于我们注意力的深层结构中。互联网依托于庞大的大数据与云计算技术，通过收集诸多用户的网络浏览信息，并对网络用户的关注点或者注意力进行大数据分析和解码，这样我们的网络注意力也被视作大数据分析的数据对象，不断地被整合进大数据计算的算法中。

当然，我们每一次浏览网络信息且关闭网页，我们的注意力就会被当作数据流投放进大数据的计算中。一旦大数据得出的数字结果与我们的注意力相共谋，数字便凌驾于注意力之上，成为支配我们注意力的中介力量。更关键的是，如果数字算法未获得注意力这一前提性基础的支撑，数字算法便缺失了可计算、可分析的对象物，注意力也不能被大数据对象化，那么大数据就不能通过分析我们的网络浏览踪迹，提供精准的行为预测，数字景观支配逻辑的合法性便也不能得以确证。那么，奠基于数字景观支配逻辑的注意力就显得尤为重要，并成为各大网站及购物平台相继争夺的“稀有资源”。因而，作为推行注意力经济发展的各类网站及购物平台将主体的注意力视如珍宝，凭借网红直播、Vlog、抖音等媒介形式劫掠大众的注意力，进而强化注意力经济对我们生活世界的渗透力、影响力。

注意力经济的运行逻辑构架

所有被置于图像、数据之中的人们，作为一个潜在的生产者（观看即劳动）在创造着互联网经济，这样，被互联网所牵引的人们，其闲暇时间或自由时间都被互联网所显现的符码、图像、数据所占有，时间被无限侵蚀。那么，作为注意力经济合法、正当运营的监控者，为通过注意力攫取更多剩余价值，他们将会与权力联盟，共同推进注意力经济，以操纵主体生命构序方式来获得利益与权力的最大化。

第一，注意力劳动的生产性构成注意力经济的前提基础。注意力劳动是生产性劳动，主要体现在注意力劳动为注意力经济提供了生产资料，而这种生产资料在数字时代则是以“一般数据”的形态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当我们在网络上进行搜索、购买、视频、游戏等活动时，注意力经济将消费者的注意力转变为有关其消费习惯、偏好、趋势、生活方式等的恒定信息源。在恒定信息源生成的过程中，我们实际上完成了一次系统的数据生产活动，网络平台会根据消费者的性别、爱好、职业、收入等数据信息，整合出具有普遍意义的个人数据化信息，形成以流动的数据流或者动态的数据群存在的“一般数据”，而这些“一般数据”会通过云计算不断生成以信息画像与数据抽象存在的大数据，进而推送相关联的广告信息，吸引更多消费者的注意力。如果这些广告信息被关注，点击率和观看率暴增，那么就意味着由消费者生产的广告信息即“一般数据”实现了为网络平台创造剩余价值的使命，消费者的注意力劳动自然而然地就成为网络平台获利的盈利场。从注意力劳动生产“一般数据”的过程来看，这里以信息画像与数据抽象存在的大数据便构成注意力经济的生产与再生产必不可少的生产资料，这些生产资料又会为注意力劳动成为“生产性劳动”提供可供使用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

第二，注意力时间的有限性创造注意力经济的价值源泉。在数字时代，我们耗费在智能手机、支付宝、微信、直播软件上的注意力时间呈现出碎片化、扩大化趋势，不仅未能超越马克思指出的必要劳动时间生产价值与剩余劳动时间生产剩余价值的形式，相反，在注意力经济的带动下，衍生出了必要注意力时间与剩余注意力时间分别生产价值与剩余价值的新形态。必要注意力时间指的是借助互联网购物、下载资料、观看视频，而不得不投入必要性的时间来关注各类数据。一旦我们连续点击、浏览各种商品的链接，网络后台就会将我们在线浏览、购买历史、审美取向等数据内容转化为数据商品，出售给广告商。广告商购买的数据内容越多，网购消费者被迫投入的剩余注意力时间也就越多，这意味着网购消费者的剩余注意力时间创造剩余价值的完成，同时也使得注意力经济的时间性日益趋向有限性，这种有限性强化了数字时代网络消费者对剩余注意力时间的依赖性，扩大了网络消费者的剩余注意力时间。

但是，数字时代大数据对生活世界的支配越来越广泛和深入，我们的劳动时间与生活时间界限的模糊逐渐内化于人们的意识中，生产注意力价值的必要劳动时间逐渐被创造注意力剩余价值的剩余劳动时间所抵消，注意力经济的发展也被置于一定的时间域和空间域中。大多数人的工作时间与休息时间的边界已被抹除，在休息的过程中，我们仍然从事着注意力劳动，一天24小时都被工作时间所征用。我们不断地提供了注意力劳动，为注意力经济大量地生产了剩余价值，为注意力经济进行价值增值创造价值源泉。

第三，注意力的数据化管控生成注意力经济的权力机制。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管控是凭借“肠胃管理”来实现的，它的直接结果就是促使雇佣工人为资本家生产更多的剩余价值，这便是资本权力控制和身体训诫相共谋的结果。而资本权力控制和身体训诫相共谋作用发挥的过程表明雇佣工人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本身就是一种强制性的劳动过程。这种“强制性”主要表现为雇佣工人将自身的劳动力与人的注意力一并售卖给资本家，进而为资本家实现价值增值服务。

然而，在数字时代，资本家对雇佣工人“肠胃管理”的权力管理机制已被注意力经济对人的注意力的数据化管控机制所取代，但注意力仍然是权力管控的重要对象。注意力经济只有将人的注意力视作个人的兴趣与欲望的意图表征，将人的注意力当作数据分析的对象来对待，同时通过大数据算法的计算，识别出个人的消费行为、偏好和政治倾向，注意力经济才能将注意力对象化生成的数据反馈到生产领域，生产领域根据注意力信息进行生产调控与再生产，进而将消费者的注意力吸纳进由大数据管控的空间和场域中，使他们的注意力顺从大数据的支配和宰制。这样一来，注意力经济就可以作为一种动力装置来管理和配置人的注意力，成为对主体的兴趣和欲望进行数据分析的权力工具。那么，注意力经济作为一种微观的权力运作机制，就能够依托对人的注意力信息的收集和管控，将人的注意力作为大数据分析的数据来源与数据对象，透过人的注意力数据信息分离出政府对特定人口进行治理的有效信息，从而构序个体服从社会秩序和社会管理的合理性权力形态。

注意力经济的生命政治批判

对注意力经济的运演逻辑进行剖析后，我们发现，注意力经济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变种，呈现的是资本与劳动者之间不平等的剥削关系。而这种剥削关系使得劳动者的生命政治活动囿于被资本“纳入性排除”的境地，构序的并不是注意力经济对大众生命政治活动实质性吸纳和人类生活经验价值化的图景。因而，我们要回归到马克思对资本的生命政治批判的谱系中来看待注意力经济。

马克思揭示了资本宰制下工人的生命政治境况，为注意力经济的生命政治批判提供了分析的理论框架和价值构式。在他看来，工人只有与资本相勾连，将自身的劳动力售卖给资本家，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工人才能实现自身生命的生产与延续。然而，一旦工人的劳动力成为商品，工人就会被资本异化为被统治阶级。如果说抽象作为一种统治力量可以支配一切，那么资本就可以作为一种权力构成褫夺工人自然生命的政治化手段，进而促使工人的生命从属于资本权力，蜕变成非存在的存在者。

我们看到，注意力经济实现了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全面覆盖和渗透，达成了与资本权力之间的有效联姻，强化了资本权力的支配欲望，使数字时代我们的生命存在的本真形态退隐于生命价值的核心区域，生命也沦陷为被资本权力剥夺与奴役的赤裸裸的对象。在这里，注意力经济充当了资本权力的马刺，导致了数字时代赤裸生命的诞生。

首先，注意力经济加速主体的赤裸化祛序。由于注意力经济实现了对注意力劳动的收割和捕获，因而呈现出剥削注意力劳动的隐匿化特性，从而加速了主体生命走向赤裸化境地。主体一旦置身于注意力经济的构序中，他们就成为注意力经济剥夺的对象，构成资本奴役和支配的对象化产物。当主体以消费者的身份通过淘宝、当当、京东、唯品会等网站浏览、查看、购买产品时，主体无形中就生产了大量的个人资料、交流、行为、内容的数据，而这些数据则是被网络平台无偿使用和占有的。在主体由数据的生产者向数据的消费者身份的转换中，主体不仅未能获得劳动补偿；相反，主体还要有偿地消费由他们自身生产的数据产品。主体生产的数据越多，就越成为注意力经济剥削的对象，越容易成为赤贫者。

然而，主体的生命却沉浸于注意力经济营造的虚假幻象和魅力光影中而不能自拔，悄然地为注意力经济背后资本的无节制增殖而筹划一切。此时，注意力经济获取了剥夺主体生命的合理化基础，压缩主体生命的异质性空间，扩展权力对主体生命原初形式宰制的场域，实现资本权力对生命管控的普遍化，使主体的生命沦落为赤裸裸的生物性生命得以可能。这样一来，注意力经济背后隐匿的资本逻辑就显示出更深的支配性和奴役性，而那些无数的赤裸生命只能发出近似牛哞的痛苦哀嚎，这竟然是现代社会中普遍性的生命政治现象。如果赤裸生命普遍化成为现实，那么由注意力经济衍生而来的隐而不显的异化与剥削，就会造成不同阶级之间的暴力性对抗，使主体的生命变为漂浮不定的非生命存在。

其次，注意力经济消融主体的个性化。注意力经济给主体的生活带来便捷的同时，也带来了时间叠境的时代困扰。在注意力经济的主宰下，似乎24小时都是工作时间。然而，随着注意力经济不断填充主体的休闲时间，他们的睡眠时间都被刷微博、看抖音、发朋友圈所征占。在注意力经济剥夺主体睡眠时间的过程中，主体的生命不断被消耗，生命结构不断地被现代数字媒介所动摇，生命呈现的只能是屈从于资本权力统治一切的目标，被形塑为服从资本逻辑规训的“驯顺主体”，被贬损为赤裸的生物性生命。

正是由于注意力经济对主体生命时间的任意劫掠，他们才丧失了主体生命的个性化，生命的同质化属性才取代了主体生命的鲜活性。在数字时代，注意力经济改头换面，通过智能设备和网络平台来吸引主体生命的注意力，以他们的注意力吸纳进数字化操作界面的形式复现，进而实现将主体生命嵌入数字化网络平台的赛博空间中。注意力经济并不满足于对主体生命时间的剥削，而是以所有人的时间记忆为构境对象，试图将人类的时间记忆都纳入进机械的工业化生产体系中。如此一来，主体的注意力及意识结构被工业化生产体系结构化为机械的、雷同的事物，鲜活的生命等同于沉寂的死物，显现不出任何生命的情感张力。这意味着主体生命个性化的丧失与摧毁，最终会因生命缺场而掏空主体生命的丰富性，使注意力经济宰制下的主体生命成为没有思想的空心人，祛序为毫无差异性的“大家”。

最后，注意力经济消解主体的革命性。注意力经济可以吸纳现代人的注意力，促使他们关注感兴趣的人与物，以此凭借精妙的计算法则，实现对所有人的操控和规训。随着我们成为智能化监控技术的对象化产物，我们实际上默认了无形的数字和算法对我们生命操控的事实，承认了我们的生命是被无形的线牵绊的风筝的生命政治境况。这样，我们就被数字和算法浸染为“无用的大众”，成为完全受注意力经济奴役的物的存在。

注意力经济是“无用的大众”生成的外部性驱动力量，是消解他们反抗资本主义制度革命意识的隐性意识形态表达。在数字时代，“无用的大众”的注意力仅聚焦于由注意力经济营造的虚拟数字世界和游戏世界中，他们就像牲畜一样，被饲以看似花样翻新却内容相同的景观。那么，他们就悬置了抗拒和抵抗政治权力的意志，自愿选择受隐性数字化治安权力的监控。可以说，他们的政治想象力已然贫瘠到极限，更无力想象可能的政治生活图景。那么，整个现代社会就必将实现普遍性的去革命化，无产阶级的内部构成将会被重组，甚至会被资本逻辑敲打得支离破碎。现代社会的主体性生命便退化成生命意识结构中无权利和无任何期望的生物性生命。由此，可以说资本在注意力经济的掩护下成为了规制主体阶级意识的政治权力，进而使资本实现了对“无用的大众”的绝对支配和深度异化。

结语

如果注意力经济在资本主义整体框架下维持正常运作，那么就需要屈从资本逻辑，但在资本的支配与控制下，注意力经济释放的活力将会被资本吞噬与耗尽，作为承载与助推注意力经济的主体生命的构境力量也将会随之枯竭。资本为实现利润最大化，将借助注意力经济产生的“消费不足”，从国内转向国际，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转向国际，由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竞争激化的矛盾，最终便以革命的方式来重构国际秩序。这意味着只有将注意力经济置于新型的社会形态中，每个人才能获得做人的尊严，构序与生命本身初遇的美好图景，人的生命被资本支配与控制的生命政治境况才能彻底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