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唯物史观东方逻辑出场的思维方法

文/张丽霞 任平

唯物史观东方逻辑的出场，是因为马克思晚年意识到对“唯物史观整体”的把握离不开唯物史观东方逻辑的研究，即唯物史观东方逻辑与唯物史观西欧逻辑的研究，都是试图将一般规律唯物史观这个理性抽象上升到理性具体的研究。该研究不仅根源于人类学的思维方法，而且还根源于人类文明传承的思维方法和社会发展水平差异理解的思维方法。

唯物史观东方逻辑出场的人类学方法

由于本论文所指代的人类学方法是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相对应的思维方法，所以，本论文所指代的人类学方法就是指社会人类学方法，而不是指体质人类学的方法。人类学方法的学术目标就是要通过对人类在现实生活世界的社会关系进行分析，以便概括和总结出人类生存方式意义上的基本规律。就人类学方法的这种学术目标而言，它正是唯物史观东方逻辑的研究目的。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观促使表征人类学方法的唯物史观东方逻辑出场

人类学方法的唯物史观东方逻辑是在“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这一现实基础上产生的，也即是说，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这一事实是人类学视域唯物史观出场的现实根据。究其原因，既是因为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对未来社会的预言需要实证科学（人类学历史经验）的证明，也是因为马克思世界历史观的理论主旨与人类学逻辑思维的唯物史观东方逻辑目标具有一致性。从世界历史观对未来社会的预测需要实证科学证明的视角理解，世界历史的发展为唯物史观东方逻辑出场提供了可能性，即随着世界历史趋势的加强，闭关锁国的状态被打破，各个国家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学习更加频繁。为此，马克思曾指出，“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学习的内容既可以是经济，也可以是文化，当然还可以是哲学和历史。马克思晚年转向对人类史前社会的探讨，不仅学习俄国学者马·科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而且学习美国学者路易斯·亨·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等著作。无疑，正是世界历史研究的进步与发展，为马克思学习其他国家历史创造了条件，有力地推动了基于人类学研究视域的唯物史观东方逻辑出场。从世界历史观的理论主旨与人类学理解的唯物史观目标一致性视角理解，正如共产主义只有在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下“才有可能实现一样”，马克思唯物史观旨在实现的人类解放，既不是某个国家的解放，也不是某一个民族的解放，而是指世界历史意义上的全人类的解放。马克思晚年将其关注点转向了东方社会，而东方社会问题的研究离不开人类学视域的介入。由此可以理解，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研究是马克思“全面系统地研究人类社会历史及其规律的必然要求”。

（二）马克思社会体制观促使表征人类学方法的唯物史观东方逻辑出场

马克思社会体制观就是指马克思主张建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社会体制观念，即马克思社会体制观是围绕建立“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制度而形成的理论。唯物史观东方逻辑更加注重探讨如何建构共产主义体制的问题表明，作为唯物史观东方逻辑重要组成部分的马克思社会体制观也是如此。也就是说，如果说人类学方法的唯物史观东方逻辑是基于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建构而展开的，那么，它必然内含有如何才能架构合理社会体制的科学性的认知逻辑。根据马克思为人类谋幸福这一始终如一的目标可以理解，无论早期《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人的真正现实性关注，还是晚年《人类学笔记》等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探讨，无一不是以探究共产主义社会体制如何才能落地生根为最终目的。正是基于这一事实，马克思社会体制观能够催生人类学方法的唯物史观东方逻辑出场。

（三）马克思社会实践观促使表征人类学方法的唯物史观东方逻辑出场

马克思社会实践观之所以要求人类学方法的唯物史观东方逻辑出场，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就客观方面的原因而言，马克思社会实践观之所以呼唤人类学方法的唯物史观东方逻辑出场，是为了解决共产主义建设的实践需要。查苏利奇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希望马克思就共产主义如何实现的问题进行答疑，即就“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阶段这种理论阐述自己的看法”。面对以查苏利奇为代表的进步人士关于俄国社会发展的困惑及询问，马克思为了寻求问题的解答，转向了人类学视域研究唯物史观东方逻辑的问题。这既可以说，是为了解决俄国未来发展前途这一实际问题推动了马克思晚年研究的转向，也可以说，解决俄国社会实践问题的需求呼唤具有人类学方法的唯物史观东方逻辑出场。就马克思个人方面的原因而言，马克思研究人类学相关著作的原因之一在于，能够“不断地修正和完善已有的唯物史观”。这就是说，从唯物史观西欧逻辑需要丰富和完善的角度理解，唯物史观东方逻辑不仅应该内含对未来社会走向的分析，而且更应该关涉未来社会如何发展或建设问题的研究。由于史前社会蕴含着丰富的共产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思想，因而，对于未来社会如何建设的问题可以借鉴其他人类学家描述的史前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马克思社会实践观可以而且亦应该研究史前时期社会运转的历史经验，由此推动人类学方法的唯物史观东方逻辑出场。

唯物史观东方逻辑出场的人类文明传承方法

与人类学思维相比较，人类文明传承思维是从属于人类学思维的思维方法。就人类文明传承思维的内涵理解，人类文明传承思维属于人类学思维方法中的价值逻辑要素，即人类学思维以人类文明传承逻辑作为自己架构社会体制的精神文明诉求。从马克思的人类文明观理解，人类社会是一部从野蛮走向文明和更为文明的人类文明演变史，即后人总是站在前人的文明成果基础上概括自己时代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而人类文明传承逻辑的思维方法，正是属于能够有助于研究如何才能确立具有自己时代文明特征的科学的认知方法。

（一）马克思人类文明观促使表征人类文明传承逻辑的唯物史观东方逻辑出场

马克思人类文明观之所以能够呼唤人类文明传承逻辑的唯物史观东方逻辑出场，不仅因为马克思人类文明观具有继承性，而且还因为马克思人类文明观具有发展性，换言之，具有人类历史传承思想的唯物史观东方逻辑与马克思人类文明观都具有继承性、发展性的特征。从文明观具有继承性的视角理解，马克思人类文明观认为，人类的文明具有继承性，这一点马·科瓦列夫斯基在阐释之所以对印度、阿尔及利亚等国家公社感兴趣的原因时提到，“首先是因为在这些国家里，土地占有制的古老形式至今还保存着”。制度作为人类文明的一部分，从某种意义上理解，土地制度的继承性反映出人类文明也具有继承性。从文明观具有发展性的视角理解，“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这就是说，文明不是一经形成就永恒不变的东西，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即资本主义文明也只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马克思人类文明观主张人类社会的文明是从低级到高级不断发展的过程，因而，资产阶级文明时代只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必将被更高级的文明（共产主义文明）所取代，即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必将取代资本主义社会。

（二）马克思历史演变观促使表征人类文明传承逻辑的唯物史观东方逻辑出场

马克思历史演变观能够促使具有人类文明传承逻辑的唯物史观东方逻辑出场，意味着马克思历史演变观与人类文明传承逻辑的唯物史观东方逻辑具有共性的理论逻辑。就其产生的根本原因来理解，两者产生的根本原因相同，即无论是马克思历史演变观，还是人类文明发展与传承，都是由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所推动。就社会历史如何进行演变来分析，“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在本质上进行理解，社会形态的演变恰恰是人类文明传承的表现形式之一，或者说人类文明内含社会形态这一内容，因而，人类文明的传承也要遵循这一基本矛盾运动。就其产生的具体原因来理解，二者产生的具体原因也有相同之处，即都是在对以往社会成果继承基础上发展的，即无论是社会历史的演变，还是人类文明的传承，都是在遵循时代背景的基础上借鉴了以往历史遗留的积极因素。对于这一现象，马克思曾指出，人们创造历史是有前提性条件的，即“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的。按照这一逻辑来理解，无论是社会形态的演变，还是文明的传承，都是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基于此理解，马克思历史演变观能够促使人类文明传承逻辑的唯物史观东方逻辑出场。

（三）马克思社会秩序观促使表征人类文明传承逻辑的唯物史观东方逻辑出场

马克思社会秩序观之所以能够呼唤人类文明传承逻辑的唯物史观东方逻辑出场，是因为马克思社会秩序观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可以为未来社会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资源。换言之，探寻未来社会的发展可以向过去的社会历史寻求历史资源。从客观方面的原因理解，马克思晚年时期，丰富的人类学资料使得马克思可以学习、掌握大量的历史资料，有利于寻找共产主义有序社会建设的依据，即19世纪70年代丰富的人类学资料为马克思人类学研究提供了可能性。如科瓦列夫斯基、摩尔根、梅恩、拉伯克、菲尔等人所写的人类学专著的发表，有利于马克思从这些著作中，透过对以往社会发展的分析，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和谐社会秩序建构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从主观方面的原因理解，马克思的笔记习惯使得他摘录了大量的人类学笔记，这些笔记帮助他构建自己的社会秩序观。从英国学者麦克莱伦对其笔记的评价看，笔记“有益地推动了他思想的发展”，意即马克思晚年关于史前社会的摘录和评注对丰富其社会秩序观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唯物史观东方逻辑出场的社会发展水平差异理解方法

唯物史观东方逻辑能够出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对共产主义建设的发展道路是否存在差异性的问题进行反思和探讨。经过人类学研究成果的帮助，即马克思在阅读了大量的人类学著作后，提出了因不同的国家或民族间存在着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所以，每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就不应该完全相同的理念。基于此，社会发展水平差异思维就是人类学思维的社会实践性思维，即是对现实生活世界的唯物主义认知。

（一）马克思社会历史观促使表征社会发展水平差异逻辑的唯物史观东方逻辑出场

马克思社会历史观之所以能够呼唤表征社会发展水平差异逻辑的唯物史观东方逻辑出场，既可以从历史环境差异角度去分析，也可以从现实社会发展状况中把握。从历史环境差异的视角来理解，西欧与俄国具有不同的历史国情，就俄国而言，那时“还在全国范围内存在着的农村公社能够逐渐摆脱其原始特征”，并可作为集体生产发展的因素，即还没有进入资本主义时代。这就是说，俄国保留了古老而又具有“公有制特征”的农村公社这一特殊的历史国情，使其不必像西欧那样靠着资本的原始积累发展起来，即俄国可以不必像西欧国家那样必须经历资本主义这一阶段。从现实社会状况的视角来理解，世界历史的发展打破了过去国家、民族间的封闭状态，从而使得俄国可以在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的情况下，能够利用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取得的巨大成果。关于这一点，马克思认为，这是源于“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存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世界历史视域下的俄国可以借鉴和利用资本主义社会的积极成果，相反，如果俄国违背本国国情，遵照西欧发展模式而走向欧洲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就会“一样地受那些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基于以上理解，无论是历史环境差异，还是现实具体状况不同，都是尊重社会发展水平存在差异的体现，意即马克思社会历史观能够呼唤表征社会发展水平差异逻辑的唯物史观东方逻辑出场。

（二）马克思社会建设观促使表征社会发展水平差异逻辑的唯物史观东方逻辑出场

马克思社会建设观之所以要呼唤表征社会发展水平差异逻辑的唯物史观东方逻辑出场，原因在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不仅是影响社会应该如何进行建设的条件，还是衡量社会建设目标是否实现的依据。就社会发展水平差异影响具体社会建设的视角理解，共产主义社会体制的选择是基于一定社会生产发展前提的结果，如俄国不能单靠农村公社走上“跨越卡夫丁峡谷”之路，原因之一就是生产力水平未达到实现共产主义体制的条件。就社会发展水平差异影响社会目标实现的视角来理解，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共产主义，即生产力水平低下时不能够实现真正的共产主义。这就是说，如果生产力不发展，即使达到了所谓的平均，也不是“社会实践”意义上的公平，而之所以生产力发展是必要性的条件，是因为这样的平均“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这一观念表明，只是贫穷主义的“共产主义”，不可能实现人的自由。真正的共产主义实现，必须是真正的公平和自由的产生。基于此可以判定，以阶级统治为政治原则的资本主义体制下不可能实现人类的真正自由，人类真正自由的实现只能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和人们的觉悟极大提高的共产主义发展阶段。

（三）马克思发展跨越观促使表征社会发展水平差异逻辑的唯物史观东方逻辑出场

马克思发展跨越观之所以要求表征社会发展水平差异逻辑的唯物史观东方逻辑出场，原因在于社会发展水平能够影响国家道路的选择。以俄国为例，俄国的社会发展与英国社会发展水平不同，不能将属于发展较完善的英国社会道路照搬到俄国社会发展中。马克思根据俄国社会的发展实情判定，俄国可以有自己的发展道路，如果照搬则必将徒劳无用。徒劳无用的原因在于西欧的社会条件“是同俄国的整个社会条件相抵触的”。不仅俄国的土地公社本身特点导致其需要跨越发展，而且世界历史的发展使跨越有现实的物质条件。就前者看，农民合作劳动需要满足经济上的需求。与过往的“小地块农民的时期”不同，现在土地贫瘠和发展需求，要求农民必须“合作劳动”。对此，马克思指出，“现在他们连种两三俄亩土地都还缺乏各种最必要的东西，难道把他们的耕地增加到10倍，他们的状况就会变得好些吗”，即马克思认为现实发展状况使他们只能选择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合作劳动。就后者看，俄国可以借鉴资本主义“集体劳动的一切条件”。尽管俄国社会发展水平远不及西欧等资本主义国家，但世界历史的发展使得它可以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条件推动自身的发展。此外，俄国天然的土地优势使得农民合作成为了可能，这也为俄国的共产主义道路带来了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