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史研究的科学、区域与观念视角——以明末鼠疫为例

文/赵现海

作为自然环境影响人类历史的表现之一，瘟疫长期而巨大地影响了人类历史的具体进程。与灾荒相比，瘟疫不仅同样对于人类社会有巨大的冲击力，而且在古代时期，由于医疗技术不发达、医疗救助体系不健全，政府对于瘟疫的救治远逊于对于灾荒的救助，在很大程度上，民众只能仓皇、无助地面对着瘟疫的爆发。瘟疫史研究不仅是了解中国古代医疗技术的重要路径，而且对于揭示中国古代思想观念、治理能力也是重要的切入点。

为了全面勾勒瘟疫史的历史面相，未来应在科学、区域与观念视角上，展开多方位、综合性研究。首先，瘟疫作为一种疾病，对其种类的判定，应从之前依据少量的、单一性的资料进行简单的推定，转变为结合大量的、多类型史料和根据现代医学展开多文本互证，开展瘟疫科学史研究。其次，中国古代瘟疫在不同区域具有不同的种类和发生机制，对瘟疫史的研究，应从之前笼统地论述全国或某一地区瘟疫的叙述模式，转变为从地域特征出发，结合不同地域瘟疫的种类、发生特征，开展瘟疫区域史研究。最后，中国古代的瘟疫观念，具有不同于现代社会的特征，与宗教信仰掺杂在一起。因此，未来的瘟疫史研究，应从传统的瘟疫观念而非从现代瘟疫观念出发，来开展瘟疫观念史的研究。本文尝试以明末鼠疫为个案，对以上三种研究范式展开探讨，揭示其可能性与潜力。

明末鼠疫的研究现状与判定标准

以往研究大都认为明末北方乃至全国普遍流行的瘟疫是鼠疫。伍连德在《鼠疫概论》（卫生署海港检疫处、上海海港检疫所，1937年）一书中，依据《潞安府志》关于崇祯十七年（1644）瘟疫的记载，“病者多腋下、股间生一核，或吐淡血而即死，不受药饵，虽亲友不敢吊”，指出这是他所看到的有关中国肺鼠疫的最古老的记载。1975年，美国学者邓海伦在英文版《清史研究》上发表了《晚明瘟疫的初步研究》一文，指出崇祯时期的瘟疫可能是鼠疫。1997年，曹树基发表《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变迁（1580—1644年）》（《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一文，认为明末鼠疫不仅造成人口的大量死亡，而且削弱了明朝的统治根基，是明朝灭亡的因素之一。张剑光《三千年疫情》（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一书也认为明末瘟疫是鼠疫。

虽然以往研究大都得出了该次瘟疫是鼠疫的判断，但除了伍连德以外，其他研究基本是根据死亡率和症状的笼统记载所展开的推定。事实上，以上研究所利用的地方志关于人口死亡率的记载不仅有笼统、夸张的成分，而且包含了其他因素导致的死亡人口，难以作为直接证据。同时，以上研究所关注的症状，是少量资料所记载的表面症状，这些症状在其他瘟疫种类中也普遍存在。因此，对于明末瘟疫种类的判定，应结合现代医学，利用多种性质文本，围绕典型症状，展开深入分析。

清宣统二年（1910），余伯陶辑成《鼠疫抉微》（《中国医学大成》第6集，岳麓书社，1990年）一书，集中体现了清末传统医学在借鉴现代鼠疫诊疗观念的基础上，对鼠疫形成的全面系统的认知。在《辨症浅说》一节中，余伯陶指出，至迟在清末，鼠疫有一个专门的传统名称——“核瘟”。之所以称“核瘟”，是“言是症之必见结核也”。结核的位置是在腋下或股间。鼠疫之所以会形成结核，余伯陶指出：“盖疫毒恶血，凝结成核，核痛甚剧。审是，则鼠疫之必夹核，核瘟之必夹瘀，益明矣。”在该书中，余伯陶指出，在判断瘟疫是否属于鼠疫时十分简单，那便是看其是否符合两项标准中的一项。“总之，有鼠无鼠，有核无核，界限分明。”即：一是鉴于鼠疫首先在鼠间传播，因此是否发现死鼠是鼠疫的一项标准；二是鉴于鼠疫都会导致淋巴结肿痛而结核，有无结核是鼠疫的另一项标准。如果符合其中一项标准，便可以确定是鼠疫。余伯陶之所以认为符合其中一项标准，便可确定是鼠疫，是因为鼠疫在发生时，有可能仅出现其中一项现象：或者虽有死鼠发现，但人类感染者尚未来得及结核；或者人类感染者已经结核，但由于种种原因，死鼠尚未暴露出来。相应，如果不符合其中任何一项标准，那便应谨慎判定，以免误珍。

明末鼠疫的多文本互证与科学化研究

崇祯末年流行包括“潞安瘟疫”“疙瘩瘟”“瓜瓤瘟”“探头瘟”“羊毛瘟”在内的多种瘟疫。明清医学家对于“疙瘩瘟”症状有详细记述。吴有性在《瘟疫论·杂气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中，记载了“疙瘩瘟”的症状。“或时众人瘿痎，俗名为疙瘩瘟是也。”清刘尚友著《定思小记》（《丛书集成续编》第24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8年），记载：“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赘肉隆起，数刻立死，谓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间又有呕血病，亦半日死，或一家数人并死。”清周扬俊与雷丰，对于“疙瘩瘟”的症状描述更为细致。周扬俊在《湿热暑疫全书·疙瘩瘟》（《续修四库全书》第100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中指出：“所称疙瘩瘟者，遍身红肿，发块如瘤者是也。”雷丰在《时病论·温疫不同论》（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年）中记载：“发块如瘤，遍身流走者，为疙瘩瘟。”从症状上看，“疙瘩瘟”与“潞安瘟疫”较为相似，所谓“发块如瘤”，是“核”的另一种描述形式。周扬俊也指出“疙瘩瘟”症状外露，与其他瘟疫有所不同。“所称疙瘩瘟者，内非不病也，特现于外耳。”因此“潞安瘟疫”“疙瘩瘟”都是肺鼠疫。

清胡介祉《茨村咏史新乐府·京师疫》（清末诸暨郭氏学种花庄刊行，天津图书馆藏）记载，崇祯十六年（1643），还有“西瓜瘟”“探头瘟”等瘟疫种类。“自后遂有疙瘩瘟、西瓜瘟、探头瘟等症，死亡不可胜计。”“西瓜瘟”又名“瓜瓤瘟”，之所以有此称，徐树丕在《识小录·甲申奇变》（商务印书馆，1916年）中指出，是因为“其人吐血一口，如西瓜状，立刻死”。“瓜瓤瘟”“探头瘟”在症状上与“潞安瘟疫”相似，都有突然吐血的症状。《瘟疫论·杂气论》指出：“或时众人疟痢，或为痺气，或为痘疮，或为斑疹，或为疮疥疔瘇，或时众人目赤肿痛，或时众人呕血暴下，俗名为瓜瓤瘟、探头瘟是也。”周扬俊也指出：“瓜瓤瘟者，胸高肋起，呕血如汁者是也。”雷丰同样指出：“胸高肋起，呕汁如血者，为瓜瓤瘟。”

“羊毛瘟”与“疙瘩瘟”的症状一同出现，二者之间应有一定关系。“羊毛瘟”患者生白毛如羊，因此叫“羊毛瘟”。清郭志邃在《痧胀玉衡书·羊毛瘟痧》（扬州有义堂康熙十四年刻本，国家图书馆藏）中记载道：“此症胸前生羊毛数茎。”但这并非是说皮肤上直接长毛，而是皮肤上长斑，将斑挑开，可以看到白毛。清魏之琇在《续名医类案》（人民卫生出版社，1997年）一书中，记载道：“其前后心间，有黑点数十如疙蚤斑，知为羊毛瘟也。用小针于黑处一挖，即出羊毛一茎。凡取数百茎乃少安。”王士雄也在《温热经纬·薛生白湿热病篇》（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年）记载道：“羊毛瘟者，病人心前背后，有黑点如虼蚤斑者是也。以小针于黑处挑之，即有毛出，须挑枚净尽乃愈。”

“瓜瓤瘟”“探头瘟”“羊毛瘟”都有突然吐血的症状，“吐淡血而即死”“呕血暴下”“呕血如汁”，近似于鼠疫。而且“胸高肋起”的症状，反映出肺部出了问题，应该是肺鼠疫。而根据王士雄《温热经纬·薛生白湿热病篇》的记载，以上三种瘟疫可以确认为鼠疫：“曩崇祯十六年，自八月至十月，京城大疫，猝然而死，医祷不及。后有外省人员到京，能识此证，看膝弯后有筋肿起，紫色无救，红色速刺，出血可无患，以此救活多人，病亦渐息，是亦医者所当知也。盖血出则疫毒外泄，故得生也。”

这条记载十分重要，直接指出了崇祯末年的瘟疫，有两项重要症状，一项是“膝弯后有筋肿起”，另一项是皮肤呈现紫色。前者是股间结核的反映，而后者属于典型的黑死病症状。王士雄在《随息居重订霍乱论》（人民卫生出版社，1993年)一书中，也记载了相似的症状。“崇祯十六年，有疙瘩瘟、羊毛瘟等疫，呼病即亡，不留片刻，八、九两月，死者数百万。十月间，有闽人晓解病由，看膝弯后有筋突起，紫色无救，红则速刺，出血可活。至霜雪渐繁，势始渐杀。”

不仅如此，虽然崇祯年间的“羊毛瘟”并未记载有死鼠现象，但清代道光年间，昆明发生羊毛瘟时，伴随着死鼠出现的现象，却可以作为旁证。清桂馥在《未谷诗集·天灯》（清道光曲阜桂氏刻本，国家图书馆藏）记载道：“甲子秋冬之际，昆明疫气大作，死者无数，鼠先人死。病人皮肤中生羊毛，蔬果亦生之，俗名羊子，即吴梅村《绥寇纪略》所谓羊毛瘟也。”许起在《珊瑚舌雕谈初笔·羊毛痧》（《续修四库全书》第1263册）中也记载道：“嘉庆甲子秋冬之际，昆明疫气大作，死者无数。鼠先人死，病人皮肤中生羊毛，蔬果亦生之，俗名羊子，即所谓羊毛瘟也。”当时流传着描写这一现象的诗句，同样反映了瘟疫先在鼠间爆发，而后蔓延至人间的现象：“羊毛着物能生死，鼠鬼随人有后先。”

此外，以上瘟疫发病极快，死亡率高，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最酷烈的瘟疫。吴有性在《瘟疫论·杂气论》指出：“至于瓜瓤瘟、疙瘩瘟，缓者朝发夕死，急者顷刻而亡，此又诸疫之最重者，幸而几百年来罕有之证，不可以常疫并论也。”

综合以上瘟疫的典型症状来看，崇祯年间流行的瘟疫，实为所有瘟疫之中，最为酷烈的肺鼠疫。通过以上研究可知，传统医学对于鼠疫症状的记载，大都较为简单，并不全面。当前的瘟疫史研究，应结合现代医学，采取多文本互证的方式，聚焦典型症状，才能真正实现科学化研究。

明末鼠疫的起源地与区域史研究

从史料记载可以看出，崇祯末年鼠疫首先是从山西爆发的，逐渐传播至北方各省，甚至南方地区。山西之所以会首先爆发鼠疫，应是蒙古高原的野鼠南下的结果。

鼠疫易发于热带、温带的半干旱荒漠草原与半湿润草原（包括高寒草甸和草原）和湿热沿海森林。广袤的内蒙古草原，是啮食草根及其他植物的野栖性鼠类即野鼠的生活天堂。鼠疫菌最初便寄生在野鼠及其他啮齿类动物之间，通过鼠蚤传播。但在干旱、变冷的环境下，草原上的草类及其他植物无法满足野鼠的食物需求，野鼠于是开始离开自然疫源地，进入到南边气候温暖、人类集中的地区寻找食物，于是开始将鼠疫菌传播于没有抗体的家鼠、家禽甚至人类身上。人类之间通过呼吸、接触，从而造成人间鼠疫的传播与爆发。曹树基、李玉尚《历史时期中国的鼠疫自然疫源地——兼论传统时代的“天人合一”观》（《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9年）一文指出：“历史时期北方鼠疫自然疫源地的南界即当时的农牧分界线。”

中国历史上的农牧分界线，大体与400毫米等降水线重合，这一等降水线大致经过大兴安岭—张家口—兰州—拉萨—喜马拉雅山脉东部，是半湿润与半干旱区分界线。可见，农牧分界线分布于北方边疆地带，最明显的标志便是长城。北方边疆在历史上是瘟疫尤其鼠疫的高发地带。首先，由于处于400毫米等降水线的位置，北方边疆对于气候变化反映最为敏感，降雨量的微小变化便会导致旱灾等一系列自然灾害的发生，最终影响社会体系乃至政权统治的稳定；同时也可能会导致生物界产生连锁反应，缺少食物的啮齿类动物尤其野鼠进入到人类社会，从而引发鼠疫的发生与流行。其次，北方边疆的长期拉锯战争，会导致大量人口的死亡，促使大量民众流离失所，容易遭受饥饿、寒冷的侵袭，直接引发瘟疫的产生。最后，在各种自然灾害、战争与国家赋役压力之下，北方边疆容易爆发大规模农民战争，从根本上摧毁地方秩序，引发大规模的人类灾难与瘟疫流行。

明代在气候上处于小冰河期，干旱少雨的气候促使北方边疆长期处于生态恶化的临界状态；明朝、蒙古之间的长期战争，不仅促使北方边疆动荡不安，而且给这一地区带来了极为繁重的赋役压力。最终，晚明时期，在大规模旱灾与国家赋役压力下，农民战争在陕北率先爆发，最终席卷了北方边疆，不仅灭亡了明朝政权，而且造成北方地区大量人口死亡，引发了大规模瘟疫的普遍流行。而在这一进程之中，啮齿类动物尤其野鼠，在遭遇旱灾的情况下，由于食物大量减少，开始南下进入人类社会，从而最终引发了鼠疫的发生。

地理不仅是空间的舞台，更在其中扮演着能动角色。因此，研究历史不仅应注重历时性，还应该充分关注空间性。中国古代长期维持了广阔疆域，不同的地理空间在历史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北部边疆的角色之一，便是中国古代鼠疫爆发的重要疫源地。未来的瘟疫史研究，应改变以往笼统地论述全国或某地瘟疫的叙述模式，改而从不同区域的地理特征出发，审视不同区域社会的瘟疫种类、发生频率及其与区域社会的互动关系，从而开展瘟疫区域史研究，推动瘟疫史研究走向深入、具体。

明末瘟疫的救治与观念史研究

明末鼠疫爆发后，明朝一方面也如现代社会一样，积极救治这种疾病。但由于医疗条件所限，明末鼠疫救治效果十分有限。即使在首善之区的北京，也是如此。《崇祯实录》只出现了一次国家救治瘟疫的记载，这便是命令太医院负责救治患者，并发下两万两白银，作为收葬死者的费用。由于救治效果有限，人口大量死亡。

值得注意的是，在传统观念影响下，明末上到中央，下到地方，政权救治瘟疫的方式之一，是举行宗教仪式，请求上天、神灵不再降下瘟疫。崇祯时期，朝廷采取了缓和社会矛盾的措施，释放罪行较轻的罪犯。崇祯十七年（1644）在“瓜瓤瘟”流行的恐怖氛围中，江南官员也纷纷跪拜神灵，期望借此消除瘟疫。《识小录·甲申奇疫》记载道：“而吴江一神甚灵，至坐，察院、县令日行香跪拜。又放告拏人，一同上司行事。国将亡，听命于神，哀哉！”然而这种群体活动，不仅无助于消除瘟疫，反而由于群体聚集可能加剧瘟疫的传播与爆发。因此，未来的瘟疫史研究，应从传统瘟疫观念，而非现代瘟疫观念出发，揭示传统社会关于瘟疫的理解及由此而形成的社会现象。

结语

瘟疫作为一种传染性疾病，搅动了整个社会，吸引了国家的关注，衍生出了众多的社会现象。相应，瘟疫不仅应是医疗史研究的对象，也应是社会史研究的对象，还应是社会动员史研究的对象。因此，未来的瘟疫史研究，应结合现代医学，对不同区域的瘟疫种类、发生机制、社会应对展开综合考察，这便要求综合科学史、区域史、观念史三种研究范式，实现对瘟疫的种类判定、起源探讨与观念分析，从而揭示中国古代瘟疫史的完整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