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哲学的去乡与回乡

***在2018年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若借助马克思论述的，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东方屈从于西方”“农村屈从于城市”，进而近代西方城市文明战胜了东方乡村文明。那么，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意味着反映东方文明的中国哲学必然在处理城乡关系及其关涉的中西关系等方面发生了巨变，并因这种巨变引导中国进入最好的发展时期。

本文试图以城乡关系为牵引，运用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谱系学方法，在对比分析百年前中国哲学的基础上，考察百年来中国哲学发生的历史变迁。

前现代中国哲学的乡土性

从城乡关系上理解中国哲学的原貌，可以发现学术界存在着认识的两种面向。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代表了乡土性的面向，他论述的差序格局、男女有别、私人道德、礼治秩序、无为而治等传统的儒家和道家哲学都植根和承载于乡土社会之中，反映了儒道文化向下层社会的迁移。当代新儒家学者陈来借助雷德菲尔德的文化观念推重的“大传统”，代表了城市文化的面向，为学、为政、劳心、治国、平天下等都承载于城市社会之中，揭示了中国古代社会中城市的存在，以及与农村的区别，反映了传统儒学适应上层社会的努力。

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曾指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随着城市的出现，必然要有行政机关、警察、赋税等等，一句话，必然要有公共的政治机构，从而也必然要有一般政治。”由此可见，城市与乡村的分别是精神劳动与物质劳动的分别，或者说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别。在古代社会，农村主要从事农产品的物质生产，政治治理和精神生产则主要归于城市。但由于中国古代社会是农业文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城市中还未形成大工业的生产方式，当时的城市对于乡村的统治主要是对农业文明的统治，城市文化带有鲜明的农业文明的色彩和特征。由此我们可以把前现代的中国哲学视为主要是与农业文明相适应的农业哲学，视为以乡土性为显性特征的乡土哲学。

从思想内容上看，中国古代哲学的乡土性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自然观上主张“天人合一”。由于农业直接与自然打交道，大自然的馈赠决定农业的收成，反映在哲学上便形成天人合一和道法自然的思想观念。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王阳明讲“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第二，运动观上主张“与时偕行”。由于农业生产需要依据天时、顺应时变，反映在哲学上便形成因时而变和与时偕行的观念。老子讲“动善时”，孔子讲“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易传》讲“损益盈虚，与时偕行”。第三，社会观上主张“仁爱和谐”。由于农民需要以家庭、家族和社会的合力从事农业生产，抵御天灾人祸，以及农业无法承受沉重的赋税和战争，反映在哲学上便形成仁爱、和谐、和平、薄赋税等观念。孔子讲“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有子讲“礼之用，和为贵”，老子讲“夫兵者，不祥之器”和“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第四，政治观上主张“德主刑辅”。由于传统农业以家庭或家族为生产单位，伦理道德可以内在性和预先性地在家庭和家族的私人领域形成社会约束力，因此中国传统哲学主张德主刑辅。《尚书》讲“明德慎罚”，孔子讲“为政以德”，董仲舒讲“前德而后刑”。第五，人生观上主张“乐生爱生”。由于农业能够滋养生命，使人享受丰收的喜悦，于是在哲学上形成乐生爱生的观念。老子讲“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孔子讲“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曾用童年指称古代的中国，马克思则将古代的中国比作“早熟的儿童”。以前现代的乡土性哲学为支撑，中国曾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也为欧洲的启蒙运动创造了思想革命的有利条件。然而却如马克思所言：“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中国哲学在近代与西方哲学的剧烈碰撞中走向式微，根源就在于前现代的中国哲学反映的中国传统农业小生产方式无法创造出比大工业生产方式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从而造成中国相较于西方落后的局面，造成马克思所谓的“乡村屈从于城市”和“东方屈从于西方”。中国要摆脱落后和被动挨打的局面，就需要借鉴西方发展工业文明的经验，走现代化的道路再造自身的文明。

现代中国哲学的去乡土性

在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历史与哲学话语中，现代是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时代，马克思尤其注意到与工业运动相适应的工人阶级的产生。由此观念出发进而来审视中国，由于明清之际的江浙地区已经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王夫之、顾炎武和黄宗羲等人开始接触西方，形成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民主和科学思想，因此中国哲学现代性的生成应当在明清之际。然而，正如萧萐父和许苏民所言的“死的在拖住活的”，封建体制的束缚使早期启蒙中途夭折。鸦片战争以降，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入侵中国形成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向西方学习，探索救民族于危亡的科学真理，然而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等中国资本主义的启蒙运动最终都未成功。因此，我们考察现代中国哲学的生成需要放到更为晚近的五四运动时期。

百年前的五四运动之所以能够成为一场新的中国启蒙运动，不仅仅是它在民主、科学和爱国的旗帜下反帝和反封建，呈现出李泽厚等所言的文化的断裂性和反传统属性，而且还在于工人阶级广泛参与进来并发展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并成立中国共产党。五四运动虽被认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然而政治上救亡图存的任务压倒启蒙，使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主要地放到了社会革命上来，而不可能放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现代化建设才成为党和国家工作的中心。毛泽东指出：“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邓小平也指出：“把我们国家由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先进的工业国。”把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工业国，这种历史任务决定了现代中国哲学的去乡土性。

从思想内容层面看，现代中国哲学的去乡土性表现在五个方面。第一，自然观上崇尚科学。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工业一起变革了整个自然界，结束了人们对于自然界的幼稚态度和其他的幼稚行为。”如果说传统农业依赖经验且带有附魅成分，那么现代工业则依靠科技并主张祛魅，它在现代中国哲学中的经典表达便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第二，运动观上强调发展。发展的观念源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它在演化过程中形成进步和发展的观念。如果说传统农业强调的时变带有循环论的特征，那么现代工业则因追求财富增长而强调进步和发展，它在现代中国哲学中的经典表达便是“发展才是硬道理”。第三，社会观上提倡竞争。竞争是进化论和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内容，如果说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依赖家庭的和睦组织生产，那么面向市场的现代工业则通过参与市场竞争增加利润。邓小平讲：“现在国际垄断资本控制着全世界的经济，市场被他们占了，要奋斗出来很不容易。像我们这样穷的国家要奋斗出来更不容易，没有开放政策、改革政策，竞争不过。”改革的方向是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第四，政治观上主张法治。如果说古代的乡土社会强调的是礼治，那么现代公民社会则强调的是法治。邓小平讲：“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江泽民讲：“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第五，人生观上强调富裕。如果说乡土社会以节制主义或知足常乐的方式维系了内心的平衡安宁，现代社会则以发展生产的方式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邓小平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

现代中国哲学是适应工业化和城市化要求建立的去乡土化哲学，我们可以称之为工业哲学或城市哲学。现代中国哲学作为主流意识形态指导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在实践中推动了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向先进工业国的转变，通过市场使中国与西方乃至世界融为一体，使中国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我们必须看到，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也出现生态环境破坏、贫富分化、道德缺位、精神空虚和乡村凋敝等问题。解决上述问题要求建立后现代的中国哲学，引导人们用人类反哺自然、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乡村、德治补益法治、精神文明补益物质文明的方式，保持人与自然、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德治与法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同发展。

后现代中国哲学的回乡土性

在福柯和哈贝马斯等的哲学话语中，后现代是黑格尔之后的时代，它内含着对于工业化时代建立起来的人类理性的反思，对于自然、农业、乡村、传统文化价值的重新发现。尽管马克思的思想中包含对大工业生产方式的进步性的认同，具有现代性的特征，但也对资本家利用工业生产方式控制自然、剥削工人给予了严厉批判。马克思不仅主张消除工农、脑体、城乡差别，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解，还强调“农业劳动是其他一切劳动得以独立存在的自然基础和前提”。后现代哲学要求人与自然、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等的视域融合，而不再是彼此之间的隔绝和对立。由于后现代哲学尊重自然、农业、乡村、传统文化和东方等的价值，因此是具有回乡土性的哲学。

由此后现代的观念来看中国和中国哲学，五四运动同时具有后现代性。这不仅在于五四运动内含着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统治和破坏生态环境的批判，而且五四学人也把目光由城市投向农村，进入农村开展农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秉承了五四精神的毛泽东就把目光投向农村，他的革命理想之一便是使耕者有其田，恢复农业生产。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和新农村建设以及邓小平提出的植树造林、江泽民提出的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胡锦涛提出的发展清洁能源和环保产业，都呈现出后现代性。进入新时代，***在人与自然关系上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在城乡关系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提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要坚持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文化自信。这些思想都显著地呈现出后现代特征，因而后现代中国哲学显著蕴含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中。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蕴含的后现代中国哲学，其回乡土性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自然观上倡导环境优美。与现代性的控制自然不同，***主张“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为了防止对大自然造成伤害继而伤害人类自身，就要遵循自然规律，建设美丽中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第二，运动观上强调永续发展。区别于现代性的片面追求物质财富增长的发展观念，***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为此，我们必须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利用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像珍视生命一样珍视生态环境。第三，社会观上主张城乡融合。与现代性的城乡对立不同，***主张“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通过城乡之间产业、生态环境、社会保障等的融合发展，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第四，治理观上提出德法结合。与现代性的片面强调法治不同，***主张“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依法治国体现的是中国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以德治国最重要的是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第五，人生观上追求生活美好。与现代性的片面追求生活富裕以及部分人、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不同，***提出“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为此，我们要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共同发展；要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和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补足人与社会发展的最大短板；要按照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各个国家及其人民的共同发展。

由于后现代性或后现代哲学都呈现出向自然、乡村和传统文化的敞开，因此我们可以把后现代的中国哲学作为生态哲学、城乡融合哲学。如若聚焦于***提出的滋养说和文化自信来理解上述的敞开，可以发现滋养说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根源在于滋养的本义是自然和农业能为人类提供空气、水、粮食等的滋养，由此衍生出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意义。文化自信源于中国的制造业总产值已超过任何一个发达国家，在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人的基本生活需要已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便可进一步以人类反哺自然、以工业反哺农业、以城市反哺乡村的方式，创建一种超越人与自然、城市与乡村关系紧张的工业文明，实现人与自然和解、城乡之间融合发展的新型文明，中华文化将更加自信，中华民族将实现伟大复兴，这便构成了中国哲学回乡的重大意义。***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时指出：“我们应该遵循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寻求永续发展。”于是，滋养说与文化自信论便在创建新型生态文明、城乡和谐型文明上形成有机统一，并使中国哲学的回乡具有世界意义。

结语

立足于城乡关系并用谱系学的方法考察中国哲学的发展史可以发现，前现代的中国哲学具有乡土性，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与时偕行的运动观、仁爱和谐的社会观、德主刑辅的治理观、乐生爱生的人生观适应了农业生产和乡土社会的要求。现代中国哲学具有去乡土性，崇尚科学的自然观、强调发展的运动观、提倡竞争的社会观、主张依法治国的治理观和生活富裕的人生观，适应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要求。后现代中国哲学具有回乡土性，环境优美的自然观、永续发展的运动观、城乡融合的社会观、德法结合的治理观、生活美好的人生观，适应了工农城乡协调发展的要求。百年来的中国哲学呈现出去乡与回乡的交织，又体现了由原乡到去乡再到回乡的历史演进。中国哲学的回乡通过促使人与自然、传统与现代、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等的矛盾走向和解，引导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整体性地走向复兴。智造业与生态产业在中国的共同勃兴，便使中国哲学拥有足够的底气和自信，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