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与现实

郭沫若

上

昨晚月光一样的太阳照在兆丰公园的园地上。一切的树木都在赞美自己的幽闲。白的蝴蝶、黄的蝴蝶，在麝香豌豆的花丛中翻飞，把麝香豌豆的蝶形花当作了自己的姊妹。你看它们飞去和花唇亲吻，好像在催促着说：“姐姐妹妹们，飞吧，飞吧，莫尽站在枝头，我们一同飞吧。阳光是这么和暖的，空气是这么芬芳的。”

但是花们只是在枝上摇头。

在这个背景之中，我坐在一株桑树脚下读泰戈尔的英文诗。

读到了他一首诗，说他清晨走入花园，一位盲目的女郎赠了他一只花圈。

我觉悟到他这是一个象征，这盲目的女郎便是自然的三美室。

我一悟到了这样的时候，我眼前的蝴蝶都变成了翩翩的女郎，争把麝香豌豆的花茎做成花圈，向我身上投掷。

我埋没在花圈的坟垒里了——

我这只是一场残缺不全的梦境，但是，是多么适意的梦境呢！

下

今晨一早起来，我打算到静安寺前的广场去散步。

我在民厚南里的东总弄，面着福煦路的门口，却看见了一位女丐。她身上只穿着一件破烂的单衣，衣背上几个破孔露出一团团带紫色的肉体。她低着头踞在墙下把一件小儿的棉衣和一件大人的单衣，卷成一条长带。

一个四岁光景的女儿踞在她的旁边，戏弄着乌黑的帆布背囊。女丐把衣裳卷好了一次，好像不如意的光景，打开来重新再卷。

衣裳卷好了，她把来围在腰间了。她伸手去摸布囊的时候，小女儿从囊中取出一条布带来，如像漆黑了的一条革带。

她把布囊套在颈上的时候，小女儿把布带投在路心去了。她叫她把布带给她，小女儿总不肯，故意跑到一边去向她憨笑。

她到这时候才抬起头来，啊，她才是一位——瞎子。

她空望着她女儿笑处，黄肿的脸上也隐隐露出了一脉的笑痕。

有两三个孩子也走来站在我的旁边，小女儿却拿她的竹竿来驱逐。

四岁的小女儿，是她瞎眼妈妈的唯一的保护者了。

她嬉玩了一会，把布带给了她瞎眼的妈妈，她妈妈用来把她背在背上。瞎眼女丐手扶着墙起来，一手拿着竹竿，得得得地点着，向福煦路上走去了。

我一面跟随着她们，一面想：唉！人到了这步田地也还是要生活下去！那围在腰间的两件破衣，不是她们母女两人留在晚间用来御寒的棉被吗？

人到了这步田地也还是要生活下去！人生的悲剧何必向莎士比亚的杰作里去寻找，何必向川湘等处的战地去寻找，何必向大震后的日本东京去寻找呢？

得得得的竹竿点路声……是走向墓地去的进行曲吗？

马道旁的树木，叶已脱完，落时在朔风中飘散。

啊啊，人到了这步田地也还是要生活下去！……

我跟随她们走到了静安寺前面，我不忍再跟随她们了。在我身上只寻出了两个铜元，这便成了我献给她们的最菲薄的敬礼。

（选自《梦与现实》，吉林摄影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

品读

厄运常常是必然的，好梦必然是要做的。生活如果只是波澜不惊的一潭死水，那便不是生活了。作者这篇文章让我由衷想到对比情境下的生活。上篇我在桑树脚下读诗。读到泰戈尔的“一位盲目的女郎赠了他一只花圈”，作者想象到这是一个适意的美梦。美梦没有成真，它就是一个象征。下篇写自己在静安寺碰到的盲人母女，女儿把布带子扔开，和妈妈开着玩笑。“瞎眼女丐手扶着墙起来，一手拿着竹竿，得得得地点着，向福煦路上走去了”，在这样现实的情境中，“我身上只寻出了两个铜元，这便成了我献给她们的最菲薄的敬礼”。

生活是残酷的，相信作者看到的这一幕，现实中也会重现。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会吝啬手中的硬币，去帮助一颗飘零残破的心。

不要为好梦所蒙蔽，泰戈尔的诗是象征的，是一个个天真的幻梦。现实却是活生生的，苦难从来就没有离去。世界上苦难没有国界。而同情心也没有国界。《悲惨世界》里的冉阿让，为了实现芳町临死前能见一面自己亲生女儿的愿望，他不惜再一次越狱，尽管他付出了终身不得出狱的代价，可是他坚持不渝地完成他对芳町——一个毫不相干的死人的诺言，救出珂赛特！

让我们保持一颗可贵的童心，关爱他人，感恩世界，拥有一颗纯洁高尚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