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追梦

我回归的打算其实早已有之。我在读博士、做博士后时，都有学成回国的念头。我还记得我做博士后时，曾跟妻子讨论学成回国的想法。那时，她担心我回国后不受重用，不能施展自己的才华。我当时就说没关系，至少我可以回到中学当英文或数学老师。她和一些朋友就对我说：“那多浪费啊！”我自己却没觉得是一种浪费。我始终认为，一个人活着不在于位置有多高，甚至不在于作出多少物质贡献，而贵在有一些精神思想能够影响他人，改变社会。孔子一生不就是传播思想吗？他对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太大了。培养和教育学生，就是影响社会的一种很好的方式，我很向往。

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这个人很爱说，尤其是爱跟学生说。我到一个地方做讲座，不是很在乎教师或其他人的多少，但是如果研究生很多的话，我会很高兴。前几天，我去了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做学术讲座。我很高兴，因为听众都是研究生。我觉得研究生也好，本科生也好，大家的观念可能还没有完全定型，很多东西可能看不太清楚，就像我本人一样——到博士毕业都没看清楚。因此，我觉得跟大家多多交流一下，推心置腹谈一谈，大家可能对有些东西会再多想一点。但我绝不是希望你们步我后尘，走我走过的路，这是不可能的。我觉得每个人的条件和情况完全不一样。通过今天下午的聊天，我觉得你们最大的收获可能是，你们会觉得很多事情也不过如此，你们也可以做到，然后找出一条更适合自己的路。这一点，是我希望大家能意识到的。

刚才饶毅讲到了我以前的一个博士后柴继杰，其实我在多个场合也说过，我对柴继杰非常满意。柴继杰的训练非常好，将来必定也能做得更好。我前年在清华讲课，柴继杰有几个学生来听我讲课。讲完课以后，我就跟那几个学生聊天。其中有一个学生就评价我讲课的风格和我说话的方式。我说，我希望把我的这种风格传授给我的学生和我的博士后。我还说，我觉得柴继杰就已经把我的一些风格基本学到了。

上面扯远了些，我继续谈回国的问题。其实，早在2006年5月，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希就开始跟我接触，希望我回国，当时我没敢直接答应，说跟妻子商量之后再给他答复。当晚，我给妻子打电话时，她就说支持我，这是我没想到的。所以，第二天我就对陈希说，我答应全职回到清华，但是需要一个过渡期。随后我才发现，在回国问题上，我和妻子有点误会。妻子支持我回国工作，但是没想到我还要把家也搬回来。为此，我们讨论了一年，最终妻子还是决定全力支持我回国。就这样，我回来了。虽然清华的科研条件和科研环境比普林斯顿大学差一些，但是我不觉得我的研究会比以前差，因为科研始终还是人做出来的。

我回来后，妻子和孩子也一起回来。我觉得他们在自然环境和物质条件上会有一些损失，妻子则更是为了我完全付出。但我认为，回国对孩子的教育有好处。虽然美国的教育条件比中国好些，但在美国长大的中国孩子存在一个身份认同问题。我希望我的两个孩子在中国接受早期教育，有民族认同感。

在美国，有些一流大学请我做系主任或是院长，我似乎有很光明的前途，但我觉得美国有没有我，关系不大。而中国正处在快速发展中，我回来后，能够有更大的作为，也会相应地有更强的成就感。还有就是，回到清华，我能够影响一大批年轻人，我从清华退休后就会很满足。我认为自己是一个有些理想主义的人，不像多数清华人那样深沉。我始终充满激情，做什么事都干劲十足。我也希望大家能做一个有理想的人。中国的未来属于在座各位，希望各位踏踏实实做事，将来挑起国家的重担，成为祖国的栋梁。

（选自2020年第34期《北广人物》，本刊有删改）

人生总是有许多选择。面對这些选择，我们应该怎样做呢？王选和施一公的演讲或许会给我们一些启示。王选在《我一生中的重要抉择》的演讲中，谈到第六个重要抉择时，认为要“花大的力量来扶植年轻人，让年轻一代出来逐步取代我的作用”，并结合具体事例说明了扶植年轻人的重要性。施一公在北大演讲，分享了自己回国追梦的经历。他在国外已经功成名就，完全可以拥有更好的科研条件和物质生活，但依然没有放弃“学成回国”的念头。王选和施一公的人生抉择，都是崇高的。无论是在学习方法、科研道路方面，还是在做人方面，这两篇演讲都给我们带来深刻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