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式专家的当代图景及价值引导

文/张祝平

（作者系杭州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摘自《河北学刊》2018年第1期）

问题的提出

在传统社会，民间信仰仪式专家主要指专为民间信仰仪式服务，沟通人鬼神三界的执事人，因其具有预测人的命运、驱疫求吉、主持祭祀活动和人生礼仪以及主持神判、处理纠纷等方面的职能，往往被塑造成民众信仰空间建构的权威，并在地方社会日常生产、生活乃至于“国之大事”中发挥着作为那个社会知识精英的作用。近20余年来，民间信仰仪式专家群体广泛进入学术研究视域，人们从发生论、功能论、互动论等视角，对民间信仰仪式专家的生成、功能及社会属性、角色定位等作了较深入地探讨，也较好地揭示了民间信仰仪式专家的传统样态及其与民族民间文化的关系，并形成了一些共识。比如：（1）民间信仰仪式专家具有时代性、地域性和一定的专属性等基本特征，是当时当地文化知识的产物和承载者；（2）民间信仰仪式专家掌握着专属性知识，非一般人可以充当，是各种纪念、祭祀仪式与神灵交流、交通的关键；（3）信众认同和社会认同是民间信仰仪式专家权威性建构的基础，从单家独户转向群体社会，从私人性质转向公共性质是民间信仰仪式专家历史变迁的总体性趋势，也是他们巩固和扩大自身在乡村社会生活中权威性的重要选择；等等。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已有的研究多从个案出发，偏重于历史叙事而缺少现实关怀，专注于对传统意义的阐释而疏于对当代社会总体价值观的观照。中国当代社会民间信仰仪式专家的整体样态是怎样的？在中国经济社会变革和满足民众日益多元的信仰文化需求中他们是如何调适的？以及如何有效引导和促进他们增进文化自觉，在适应民间信仰社会功能的现代转型和加强国民礼仪教育中更好地发挥作用？等等，这些问题仍迫切需要学术界作出理论上的总结和回应。本文拟基于对浙闽一域民间信仰仪式专家及其仪式活动的考察，对上述问题作一探讨。

民间信仰仪式专家的当代图景及其衍化趋势

（一）民间信仰仪式专家的现实样态

第一，聘请民间道士主持村庙祭祀（斋醮）仍为惯习，但民间道士群体的传承已然难以维系。浙闽一域民间信仰风气浓郁，几乎村村皆有庙，一村多庙的情况也极为常见。每逢重大节日举行平安醮会，是传统村落的头等大事，而聘请一位“好的”先生（即仪式专家，通常为民间道士）操持其事，则是要中之要。在村民看来，“好先生”的标准至少包括：有一定的资历；有好的知识涵养；仪式仪轨操持流程熟悉，唱、念、画能力强；有较强的组织力、号召力，能有序引导村落主事人员和虔诚信众主动参与融入其间等。然而，“好先生越来越难找”。

第二，主流知识分子主动参与并主导乡村庙会仪式成为新景象，政府、操持者和民间社会各取所需，但有效融合需假以时日。中国民间信仰的当代复苏，既有其内在机理，也与知识文化界的同情、理解和支持分不开，特别是一些曾在乡土文化中浸淫的主流知识分子在区域性民间信仰仪式的当代重建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他们既熟悉本乡本土的人文风物，又对传统信仰习俗留有美好记忆，加之作为主流知识分子的身份，能更好地阐释传统信仰仪式重建之于地方社会的意义，方便与地方政府沟通，获得活动开展的正当性认同或实际的支持。在仪式展演中，他们不仅是策划者、组织者或主持者，还是仪式主要环节的实际操演者，而传统仪式专家成为积极的配合者，基层政府则逐渐由作为秩序维护的参与者转变为信仰文化资源挖掘利用的实际操纵者。其间，各参与方各取所需，常有冲突，有效融合的难度较大。

第三，体制内行业精英的积极介入导演，推动民间信仰仪式转向官方祀典及其与民间社会的疏离。行业性神灵祭祀是中国民间信仰的重要内容，其多限于行业内部，仪式的操演与行业规范教育紧密结合，有它的特殊性和特色性，对于行业精神的传承和地方传统产业文化的涵育具有积极的意义。调查发现，由体制内的行业精英（比如，相关行业协会会长等）操持行业神灵祀典几乎成为常态。究其原因：一是体制内的行业精英“半官半民”，有其身份上的灵活性优势；行业精英通常是该行业领域的专家，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和号召力；由体制内的行业精英操持也是各地互相借鉴效仿的结果。只是，在这种仪式情景中，地方官员往往成为了主持人，体制内行业精英成为了祭司，而大多民众（包括本行业从业者）是被动员参与表演的演员、跑龙套者和观众。

第四，乡土文化专家既游离于民间信仰仪式之外，又融入于民间信仰仪式之中，或成为发挥实际作用的真正的民间信仰仪式专家。在中国乡村社会有一批热爱本土传统文化、熟悉本土传统文化和研究本土文化的文化人，他们著书立说，长年累积乡土文化知识，对地方风物无所不知，也洞察世事，通常被人们称为“乡土文化的活字典”。同时，他们清贫乐道，具有传统知识分子的清高品性。对地方社会各种民间信仰仪式活动，他们很少主动参与和过问，但凡征询他们的意见，必知无不言，言之凿凿。调查发现，几乎各地乡村无论公祭民祭之祭文多出于他们之手，并常受邀指导祭文诵读之要领、参祭人着装、祭拜仪礼等，成为发挥实际作用的真正的民间信仰仪式专家。

第五，被承包的仪式和仪式专家。当代民间信仰仪式专家的服务领域越来越宽泛，服务手段和呈现样态更加多样化。其中与商业旅游活动的结合，或以商业运作理念经营仪式是民间信仰仪式专家当代衍化中又一值得关注的动向。主要表现如，为商业活动“助力”、为庙旅开发“站台”或承包场所经营仪式等。调研发现，一些民间信仰仪式专家由于在当地信仰场所复建中发挥了实际作用，在信众中树立了权威，而成为信仰场所的实际享有者，他们往往以神灵之名垄断庙宇的香火经营和仪式服务等；或以弘扬中国传统宗教文化的名义，开设道场、广纳义工，聘请专业教职人员共同传授宗教经典和祭拜礼仪，同时接受各方捐赠。

第六，巫觋群体的衰微。传统巫觋在少数乡村仍有零星的存在，多为中年以上的妇女，但她们作为“迷信陋俗的催生者”几乎已成社会共识。在一些传统村落的民间信仰活动中，她们也常会出现在祭神的相关仪式活动中，往往是作为非主要仪式的配角，其鬼魂附体时的言行举止，反倒会增加信仰活动的趣味性，让人们觉得“好玩，有意思”，少数虔诚信众求助于她们大多也只是当作一种抚慰性的手段，完全听凭于她们者少之又少。在村落社会中，她们往往也处于相对底层，日常生活中常常被其他村民有意无意的疏离。

（二）民间信仰仪式专家当代衍化的趋势

民间信仰仪式专家既是祭祀仪式的操持者，也是传统信仰观念与仪式精神的维系者、传播者和信仰方式变革的推动者。在传统社会，他们总是通过自己所掌握的技能不断进行知识和信仰的再造与创造，在努力适应现实社会需求中重构自己的社会角色和社会意义，与民间信仰变迁在总体上呈现出互为条件、互相制约、互相映衬的关系。综观中国当代社会民间信仰仪式专家的变迁图景，其趋势和特征也是显而易见的。第一，在乡村社会总体信仰方式建构中祛除巫魅的理性力量逐渐增强的背景下，仪式本身及仪式专家的神秘主义色彩趋于淡化；第二，民间信仰国家在场突显，仪式专家的实际身份由体制外纯民间型逐步转向体制内与体制外共存混合型；第三，仪式专家的知识技能来源由家庭代际传承或师徒传授的经验型方式逐步转向自主学习探究式获取；第四，仪式专家的服务方式由往常的“全能型”“单兵作战式”逐步转向“合作型”“组团式”；第五，仪式专家的服务面向由个体化或家庭家族型转向公共化、群体式或社区型、地域型；第六，仪式专家的服务目的由谋生驱动型或功利主导型逐步转向自我价值实现导向型；第七，仪式专家社会权威的获得主要由“权为神授”（即依靠所依附之鬼神的能量来决定）逐步转向取决于自身的知识涵养、德行操守，以及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实际地位、影响和对地方公共利益的增进等。

观照当下，乡贤的介入而衍化成新型仪式专家并渐成主导与传统型仪式专家权威性的不断解构并渐次隐退，已成为民间信仰仪式专家当代变迁的一个重要趋势。新型仪式专家的生成及其地位的日渐凸显，既与浙闽一域浓厚的民间信仰氛围不可分割，也与其自身较深厚的乡土文化情结、知识文化修养以及道德涵养等密切相关。更重要的是，相比于香头、民间道士等传统型仪式专家，新型仪式专家见识广、识时务，有更加广泛的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较好地契合了民间信仰民俗化取向的转型需求（见下表1）。也因此，他们常常被官方所吸纳利用，或被视为地方政府重视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重要表征，成为地方性传统信仰仪式活动的“合法性”组织者。

表1 新型民间信仰仪式专家与传统型民间信仰仪式专家的比较

民间信仰仪式专家当代转型的意义彰显与价值引领

民间信仰仪式的发生并非是孤立、单一的，其背后，“不仅涉及习俗和传统，更反映了现实生活中人们的思考和期望”。在当代社会，人们的文化理性精神逐渐凸显，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认识更加全面、系统、客观，文化定位和建设导向更加清晰、准确、理性，这些既为民间信仰仪式的传承展演营造了氛围，也提供了基本的路径指引，民间信仰仪式专家当代转型及其仪式展演的价值取向和实践理路越加清晰、逐步彰显。

首先，增进社群团结。“每一个人对世界都有一种实践知识，并且都将它运用于他们的日常活动之中”。民间信仰仪式专家在当代民众信仰活动中的“在场”—“退场”—“在场”，其实是历经深刻经济社会变革洗礼的乡村民众的一种“策略性实践”，仪式专家群体及仪式的多样态呈现，并不是对曾经遭遇断裂的传统元素的简单捡拾拼接和复制，更多地是基于民众对自身价值目标或“集体效益”的反复选择而进行的重构与再造，是一种特定情境下的“策略性互动”。这样一种仪式实践，经由仪式专家有效的强化，既有益于集体性“实践知识”的累积、传承、创新，也有益于人们进行自我惩戒、自我否定，增进文化自觉意识和社群认同意识。

其次，优化民间信仰空间。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在当代社会得到了普遍的重视，但民间信仰及仪式活动的空间仍常遭挤压，甚至“正当性”“合法性”都很暧昧，仍然需要脱敏。而民间信仰仪式专家在促进人神沟通和人人沟通中往往能起到独特的中介作用。一方面，作为人神交通的中介，民间信仰仪式专家可以更好地满足信众交往神灵、宽慰心灵的需求；另一方面，作为民间知识精英，民间信仰仪式专家可以在官方信仰和民间信仰之间进行有效地沟通、交换、整合，有益于建构地方社会象征符号和优化民间信仰社会空间。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民间信仰仪式专家当代衍化有相当一部分“是由某种地方民间力量推动的社区认同营造及其试图获得官方认可的运动引起的”。

再者，推进自我“净化”。中国当代社会民间信仰及仪式活动的复苏与再造，其力量不仅仅来自于民间社会内部，也是一些地方政府弘扬民族民间文化和致力于文化经济化的努力使然。由此，民间信仰仪式专家必然需要自我改造、自我重塑乃至于自我淘汰。有调查表明，在当代乡村社会，民间信仰仪式专家如果只满足于其“神异性”的展现以获取个体谋生资本，而无视其作为地域社会成员之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诸事务的参与和责任，其结果只能是落入社会边缘人的境遇。而真正能获得民众信任、赢得尊重和威望的民间信仰仪式专家更多地转移到“类乡绅”的人物身上，重道德伦理、有文化、有眼界、有深厚的乡土文化情怀等是他们共有的特质。他们常常能在民间信仰仪式活动的展演、民间信仰仪式价值的阐释、民间信仰仪式意义的示范以及民间信仰仪式文化的修复等方面发挥正向的主导性作用。

最后，传承“礼敬”精神。恰当的仪式是礼的外在表现。在当代社会，人们常常发出“重拾丢失的仪式感”“重建丢失的仪式”等吁求，其背后所反映的恰是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明断裂所致“礼敬”精神的缺失。实际上，“礼敬”文化精神一直存在，仍然非常浓郁的蕴藏于民间信仰诸仪式及民间信仰相关的传统节日中。无论是祭拜自然、祖先还是先贤圣人、民间俗神，所体现出的庄严隆重、神圣肃穆，以及繁冗的程式，再经由仪式专家的强化和阐释，有益于增进民众的敬畏感和仪式感，质上也是对传统文化中“礼敬”精神的传承。弘扬和培育“礼敬”精神，首先要“礼敬”传统、礼敬自然与生命，其本质在于增进天人和谐、人人和谐、身心和谐，这也是中国民间信仰文化的精髓，应当成为民间信仰仪式专家当代意义建构的重要指向。

小结

民间信仰仪式专家的产生，可以说是传统社会祭祀活动日趋繁盛的结果，实际上反映了先民的文明状态和文化意识。中国当代乡村社会历经近40年改革开放的洗礼，民众身心状态、信仰动机以及社会认知认同等已然发生显著改变。在全面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新时期，民间信仰仪式专家应当自我建构、走向自觉，在民族民间优秀礼仪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中彰显价值。同时，在政府与社会层面，应以更开放、包容的姿态尊重民间信仰仪式专家的现实存在和衍化趋向，辩证地看待民间信仰仪式专家的现实社会意义。在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背景下，一些民间信仰仪式专家被确定为“非遗”传承人而获得“特殊关照”，然而还有大量民间信仰仪式专家游离于制度之外。为此，应当分层分类加强政策引导和社会引导。首先，对于广受民众欢迎的“类乡贤”类人物，应当更好地发挥政策激励与导向作用，促进形成尊重和培育地方社会文化精英的良好氛围。其次，对于传统的家庭服务型仪式专家，或以驱鬼、施以神药等为幌子开展迷信活动者，或假借鬼神之名引发恐慌情绪者，多无益于民众身心健康、社区团结，也无助于文化精神的传承，对此既要依法施治，也需积极引导，给予必要的关怀。其实，他们大多数处于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底层，是需要特别关照以摆脱困境者。再者，对于民间信仰仪式专家的商业化倾向，应加以区别对待，要以是否有损公共与公众利益和贬损传统文化精神等为考量标准；而对于仪式专家以弘扬传统文化（宗教文化）之名，承包场所，聚合信众，传播“正信”“正义”等现象则应引起足够警惕，防止仪式私人化、权力化以及民间信仰宗教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