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东西方马克思主义：比较与启示

文/冯燕芳 刘东丽

在20世纪众多理论思潮和流派中，马克思主义一直是思想乐章的主题之一。马克思主义在东西方不同的社会环境中，面对不同的时代问题，产生了分化。东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分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二者所赖以产生的土壤不同，东方马克思主义产生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前资本主义社会，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这导致东西方马克思主义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不同。东方马克思主义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条件下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以及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西方马克思主义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文化批判或意识形态批判。由于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不同，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必然从经典马克思主义中选取不同的理论资源。西方马克思主义强调马克思的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思想，依据的主要是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东方马克思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规律性，依据的主要是马克思中晚期著作和恩格斯的著作。比较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分歧和差异，对于我们重新认识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继续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等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东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根植的社会土壤不同

东西方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产生分化，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们各自所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于经济文化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东方马克思主义产生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前资本主义社会。

西方马克思主义初步形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批判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

1929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与之相伴随的是一系列的政治危机和精神危机。这场危机促成了纳粹上台和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出现，并最终酿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西方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超越正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分析和阶级分析的方法，从心理倾向或性格结构层面出发研究法西斯主义形成的根源。

以原子能技术和电子计算机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兴起。在这次科技革命的影响下，当代资本主义也因此进入“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被称为“晚期资本主义”、“富裕社会”、“后工业社会”等。但资本主义社会的“病态”并未克服，反而更加严重。

70年代以后，西欧、北美出现了生态运动、女权运动、和平运动、种族主义运动等各种新社会运动。新社会运动是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发起的一种新型抗议，被某些西方理论家视为通向社会主义的新的斗争方式，是新时代的“革命高潮”。当新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把这些运动纳入自己的理论范畴时，西方马克思主义发生了当代演变，演变为更加多样化的后马克思主义。

东方马克思主义是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社会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对于俄国来说，首先，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沙皇虽然进行了农奴制改革和土地改革，但沙皇专制的封建制度基本未被触动，农奴制经济关系的残余大量存在。其次，在沙皇政府的支持下，俄国资本主义工业迅速发展，但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依然不够发达。第三，在俄国工业的发展过程中，尽管产业工人数量迅速增加，但依然没有占到人口的多数。工人半数以上是文盲，觉悟低下，没有组织。

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后，俄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新政权面临的困难是多方面的。1919年底，在列宁的领导下，苏维埃俄国粉碎外国武装干涉、平定国内反革命叛乱的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1920年秋，延续了三年之久的战争终于结束，苏维埃俄国进入恢复国民经济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新时期。但当时的国内经济和政治形势仍十分严峻。在城市，由于原料极端缺乏致使大部分工厂难以开工；由于粮食极端缺乏致使工人生活难以保障。在农村，广大农民贫困交加，温饱都是问题，余粮收集制受到抵制。

东方国家的国情具有一致性，在经济文化落后这一点上，中国与俄国的情况类似，只是中国的问题更复杂，内忧外患更为严重。近代中国历经多次战争，科技、经济发展基本停滞，民不聊生。

东西方马克思主义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不同

正因为所根植的土壤不同，东西方马克思主义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也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所要解决的是如何对发达资本主义进行文化批判或意识形态批判，东方马克思主义要解决的是如何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如何巩固革命成果以及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等。

意大利、匈牙利、德国等西方国家的工人阶级在俄国十月革命的鼓舞下，纷纷举行罢工斗争，但均以失败而告终，这促使一些理论家思考其中的原因。卢卡奇、葛兰西经过研究得出结论：马克思主义必须揭露、批判并努力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现象，与资产阶级争夺文化领导权，培养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这样才能促成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科尔施和布洛赫也从不同的视角得出类似的结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孕育已久的西方文化危机以更加直接的方式展示出来。一方面，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人征服自然、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空前增强；另一方面，人的创造活动非但不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反而造成了人的异化，技术理性以及与此相关的意识形态、大众文化等，都变成统治人、奴役人的力量。围绕这一主题，西方一些理论家，如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本雅明、弗洛姆、哈贝马斯、萨特、列斐伏尔等，继承了卢卡奇等人所开创的人本主义的传统和倾向，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科学理性、大众文化、性格结构等全方位的文化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萨特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被众多反抗文化困境的现代人所接受。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人民和中国人民在不同的境遇中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并以此为指导，力图在经济文化落后、生产力不发达的条件下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这一时期的俄国，沙皇政府残酷剥削工人和农民，他们不堪忍受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纷纷起来反抗，革命运动日益高涨。为了获得革命的成功，俄国人民一开始寻求的是民粹主义的指导。在民粹派运动失败之后，才转向马克思主义。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内忧外患、经济文化落后、生产力不发达的中国，如何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也是中国人民希望借助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民族工业和外国资本主义企业在中国发展使得工人阶级日益成长和壮大，工人反抗压迫和剥削的斗争规模也日益扩大。同样，革命运动需要革命理论的指导。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获得成功，建立了苏维埃政权。1949年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东方马克思主义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巩固革命成果以及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苏联在列宁的领导下，相继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新经济政策。中国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在经济落后、生产力不发达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设社会主义，在历史上没有任何先例和经验，全靠摸索，于是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曲折。苏联最终在90年代解体，中国也经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

东西方马克思主义所依据的理论基础不同

由于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不同，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必然从经典马克思主义中选取不同的资源。西方马克思主义阐扬的是马克思的人本主义思想或人道主义思想，依据的主要是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尤其是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东方马克思主义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规律性，主要依据马克思的中晚期著作和恩格斯的相关著作，尤其是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1932年，《手稿》第一次全文发表。《手稿》的发表在西方引起了轰动。《手稿》发表当年，就有西方学者发表论文对《手稿》进行研究和阐释。卢卡奇、马尔库塞、列斐伏尔等人不约而同地把《手稿》的发表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划时代”的事件，把《手稿》看做“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著作。马尔库塞甚至把《手稿》视作理解马克思全部著作的“钥匙”。列斐伏尔在《辩证唯物主义》中试图按照《手稿》的精神对马克思主义“加以重建”。因而，《手稿》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兴起的一个内在理论因素。马克思的《手稿》是围绕人的问题而展开的，这印证了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也为人本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布洛赫、霍克海默、阿多诺、萨特、列斐伏尔等人的相关理论提供了依据。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为了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更全面、更深刻地批判，强调马克思主义应当开放自身，从西方主流哲学、精神分析学、心理学、社会学中寻找某些理念、方法来补充、完善马克思主义，改变马克思主义自身的“贫乏”、“过时”。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相关著作在中国的传播史和翻译史来看，马克思的中晚期的著作和恩格斯的著作最早被翻译成中文。1928年5月，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由上海进步团体创造社出版。1929年10月，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首次被翻译成中文。1929年10月，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由上海水沫书店出版。1930年3月，上海昆仑书店出版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1930年9月，上海乐群书店出版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931年4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了《辩证法经典》和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等文章和著作。1932年8月，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尽管当时《手稿》已经公开发表，但在中国并没有引起轰动。

在东方社会，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同东方社会实际革命相结合而产生的两大理论成果，二者都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规律性。列宁于1909年出版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论述了世界的物质性、因果性、时间空间、自由和必然、世界的统一性等问题之后，提出了认识的唯物主义前提和认识的发展规律。在《哲学笔记》中，列宁分析唯心主义产生的认识论根源和阶级根源，提出了建立唯物辩证法科学体系的原则和体系雏形，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体系。《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毛泽东思想形成和系统化的标志，两者都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规律性。

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为了让广大人民群众接受并理解马克思主义，必须对其主要原理、核心概念进行通俗化、大众化解释。为了让人民群众相信，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正确反映自然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在这种科学理论的指导下，人民群众必然能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因此，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必须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规律性。

比较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启示

20世纪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有成功也有挫折，这启示我们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要坚决抵制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要继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看待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必须要坚持理论逻辑与现实逻辑相结合；东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一定的互补性，把互补方面结合起来，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健康发展；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东西方马克思主义有望在21世纪实现交流与合作。

第一，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必须坚决抵制教条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僵化的教条，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亵渎和败坏。历史证明，教条地、僵化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再把这种僵化的理解用于指导社会主义建设，其后果非常严重。为了在21世纪继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与时俱进，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现实联系起来，在具体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进行理论创新。

第二，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21世纪，必须与时俱进，继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自产生一百多年来，虽然历经风雨，不断遭到批判和围剿，但在困难和挫折中，它不仅在东方大地得到充实、发展和检验，成为活生生的现实，而且在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西方也得到充实和发展，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同。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东西方的传播和发展，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不仅没有“消亡”，而且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第三，看待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必须坚持理论逻辑与现实逻辑相结合。不仅要关注20世纪各种马克思主义流派在多大程度上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具体论断相一致，更要关注它们在分析和批判变化了的社会现实时，在多大程度上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的人文关怀、价值理想和批判精神。如果把目光只集中在理论逻辑上，各种马克思主义是否与马克思的观点相一致，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了或者背弃了马克思的观点，那么这种研究很容易得出一种马克思主义反对另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结论。然而，如果我们在分析各种马克思主义流派时把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结合起来，把握社会历史现实的变化，那么我们看到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生命力。

第四，东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互补性，只有把互补方面结合起来，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健康发展。20世纪东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除了差异之外，还存在一定的互补性。东方马克思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规律性，西方马克思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东方马克思主义偏重客体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偏重主体研究；东方马克思主义注重对现实的肯定维护，西方马克思主义注重对现实的批判否定；东方社会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强调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化、大众化，为人民群众所掌握，西方国家在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走向了学院化，强调理论的思辨性；二者都是片面的，我们只有把两方面都统一起来，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健康发展。

第五，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有望实现交流和合作。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进程，财富越来越集中，两极分化越来越普遍，资本的力量越来越强大，然而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内在逻辑并没有改变。21世纪的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将在反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实现对话和交流，互动和合作。另外，有一些问题，如生态问题、城市问题、安全问题、民主问题等，是东西方社会共同面临或共同关注的，必然也会成为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话题，推进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交流和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