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与“过剩人口”的生命政治

文/马俊峰

“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要求人们必须要生产满足人生存必需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同时也要求人们生产人类赖以继续发展的人口，人口的生产和数量应该与生活活动方式保持一致。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分别从部落所有制、公社所有制或国家所有制、封建或等级所有制方面讨论了人口如何从固定在地域性土地之上转向人口的流动，以及人口流动对城市建设和发展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可以说，这种人口流动是对原有的专制空间的一种突破，预示着一种新的空间的建构，同时，也是对原有社会秩序的反抗。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流动人口是从一个地域进入另一个地域，通过社会组织比如行会逐渐被收编到集体中，这使得他们无法游离于任何网络间隔中。这些流动人口被捕捉与征用于现实的组织中，以便阻止他们流浪，避免构成对既有固定空间的破坏，更是不允许他们作为一个突如其来的入侵共同体的主体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这些流动的人口事实上是合法存在的剩余者。在资本主义社会，伴随资本积累而形成剩余人口，他们从属于资本，被资本化，他们为资本增值而存在，被异化为物，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非存在的存在者，因此对资本主义社会剩余人口问题的讨论是我们不可回避的话题。

私有制是雇佣劳动产生的逻辑基础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现代殖民理论做了深入研究，他探讨了私有制、人口过剩、雇佣劳动三者的内在关联。马克思认为，如果人们拥有大量的土地，同样拥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那么资本主义的积累与发展就失去了创造力，因此，马克思得出“剥夺人民群众的土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这一结论。可以说，“资本主义生产最美妙的地方，就在于它不仅不断地再生产出雇佣工人本身，而且总是与资本积累相适应地生产出雇佣工人的相对过剩的人口。”可见，过剩人口是保障劳动的供求规律与资本积累的必要条件，过剩人口是相对于资本需求而言的，资本制造出过剩人口，却不允许过剩人口游离出资本之外，而是牢牢地将其控制。也就是说，资本通过自身的力量生产出自身的对立面，但不允许对立面反抗资本，必须从属资本，这已经暴露了资本主义的狭隘和内在矛盾。

马克思在关于资本主义在殖民地的入侵的研究中就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为自身增值创造必要条件——剩余人口的过程。马克思指出，在殖民初期，殖民地情况不利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资本投入遭受到了顽固抵制。为了使资本在殖民地畅通无阻，使资本家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使自身从非存在变为存在，从非法变为合法，资本家动用了一切手段，摧毁殖民地原有的生产结构，将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生产方式植入殖民地。在遭遇殖民地抵制和抗拒的时候，他们认识到，殖民地存在的所有制方式，严重阻碍了资本的运行，殖民地的“生产资料分散独立经营的所有者之间，这就既破坏了资本集中，也破坏了结合劳动的一切基础”。为了消除这种情况，一方面，他们把欧洲的穷人移民到殖民地，为资本家充当雇佣工人，另一方面，他们通过政府抬高土地价格，使人们无法成为独立的农民而沦为雇佣劳动者。这样，殖民地的合法存在者就逐渐从属于资本，他们丧失了生产资料，不再是独立的存在者，而是依附于资本存在的存在者，资本使他们丧失了自由，丧失了做人的尊严，丧失了作为人的原始情感，随之而来的便是冷漠、迟钝、呆滞。总之，在被资本支配的同时，这些原本合法的存在者变成非存在的存在者。

马克思的殖民地理论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一方面，资本在空间上的拓展就是为了实现自身对世界的统治，资本增值的欲望决定着全球化经济的普遍性发展获得实现。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是以剥削劳动者为前提的，如果说劳动者不存在或者消失，资本主义也就没有存在的基础，自行消亡。资本为了保证自身的存在，必须借助私有制，以确保资本主义制度的永久性，一旦私有制被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制度就会被新型的制度所取代。殖民地为了确保入侵主体的生存，把“全部土地由人民财产转化为私有财产”，这就使得我们想到，当今中国一些学者的公有财产私有制主张，与此同出一辙，这样的主张肯定了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性，其实是资本主义的陷阱。这也与福山主张的“历史的终结”一样，是为资本主义社会辩护和呐喊，从某种程度上是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质疑，也是对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的否定。因此，马克思的现代殖民地理论是间接告诫我们，为了消除资本主义，为了使得资本主义灭亡，就不能将“全部土地由人民财产转化为私有财产”。只有从根本上消除了产生雇佣劳动者的社会条件，阻止剩余劳动为资本创造价值，进而取消以剥削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为公有制这一未来社会得以存在的所有制形式的出现创造条件。

雇佣劳动的生成逻辑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为人类历史发展指明了一条路径，物质生产活动构成了人们的第一个历史前提，我们可以把这种通过生产方式，以满足人的基本需要的活动，称之为一种生产逻辑。但是，一旦这种生产逻辑进入特定的资本主义语境，它就不再是自身，而是发生了质的变化。生产不再是为了满足人的基本需要，而是为了满足资本自身的不断增长。一旦从事生产活动的个人，生产的产品不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是为了赚得更多利润，那么，从事生产活动者本身就丧失了原有的身份，从而获得一种新的身份，那就是雇佣工人。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最常见的，也是最为简单的商品进行分析，指出商品是一种古怪的东西，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商品借助自身的魅力，重构了一种符合自身发展的秩序。商品亲自披挂上阵，指挥千军万马进行战斗，通过商品交换方式，化敌为友，增长自身的力量，在自身变得强大的时候，就开始为自身寻找一个更为美妙的名称，使得自身获得对一切的支配，这样的统治欲望成为商品不断转化身份成就自我的原动力。为了实现统治欲望，商品的交换价值发挥了极大作用。所有人与物以交换价值中介，获得社会的承认。作为生产活动的人的价值则以工资的方式予以承认，但承认的前提是生产者成为劳动力，并生产出比自身更大的价值，只有这样才能使货币转化为资本。货币与资本原产生于商品，三者犹如圣父、圣子和圣灵，三位一体。一旦资本产生并且独立，资本就作为这个世界的主体，开始筹划如何统治世界的行动。可以说，资本的每一次行动，都是一件重大事件，都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世界，改变人的认识以及思想观念。资本不断释放自身增值的意愿和想法，并要求现实来满足自身，以便实现自身的欲求，而那些阻碍资本实现自身目标的一切，终将成为资本的敌人，资本将会毫不留情消灭对方，使对方死无葬身之地。这种冷酷的手段摧毁了人们的原始情感，从而重新构建了适合资本发展的价值原则即功利主义和利己主义原则。

资本根据自身征服世界与统治世界霸业的需求，在消解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秩序的同时，重新建构了新的秩序。为了谋求自身的强大，资本建立了强大的产业后备军，通过后备军不断地补充能源和力量，并对后备军不断地调整，从而加快了自身的增长速度。一般来说，这些后备军就是由大量的过剩人口构成。其实，这些“过剩的工人人口是积累或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财富发展的必然产物。但是这种过剩人口反过来又称为资本主义积累的杠杆，甚至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一个条件。过剩的工人人口形成了一支可供支配的产业后备军，它绝对地从属于资本，就好像它是由资本出钱养大的一样。过剩的工人人口不受人口实际增长的限制。为不断变化的资本增值需要创造出随时可供剥削的人身材料。”这就说，过剩的人口是由资本的需求决定的，工人的命运被资本牢牢地掌握，资本通过创造就业机会，吸收一部分工人，同时，通过把可变资本转化为不变资本的方式，又把一部分工人“游离”出来，从而使得工人就业压力加大而付出更多劳动，这就使得劳动供给不依赖工人的供给，因此，“劳动供求规律在这个基础上的运动成全了资本的专制”。可以说，资本使得“游离”出来的工人成为一个非存在者，他们被抛入到一个肮脏的、充满污浊的潮湿空间中，他们缺乏关怀，缺乏爱，正因如此，马克思认为，资本的积累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过剩人口是资本积累的结果，是资本逻辑运动必然产生的状况。马克思通过社会历史考察分工和私有制，以及工业社会对人口的需要，从中找到关于劳动的供求规律。在对这种劳动规律的剖析中，马克思认识到人口增长如何产生过剩的人口，针对产生现役军和后备军的严谨分析，他进一步指认资本为了自身充满顽强生命力，不惜牺牲工人的生命为代价。学者们竟然无耻地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对抗性理解为社会财富的普遍的自然规律”，“颂扬贫困是财富的必要条件”。为了极力维护资本逻辑，资产阶级学者大力美化资本主义制度，鼓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带来了自由和平等，改变了人的精神面貌，改善了人的政治权利，这也是人类的福祉。其实，资本带来的不是福祉，而是它自身毁灭——“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作为“过剩的人口”的主体性和革命性

过剩的人口是资本积累的结果，它为资本储藏着可供支配的劳动力，但同时资本的积累也是贫困的积累，随着资本的积累，过剩的人口却陷入赤贫。马克思指认，“不管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恶化。最后，使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这一规律制约着并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这将带来的问题是，在过剩人口无法获得相应地保安和医疗卫生条件的情况下，过剩人口真正成为社会的“贫困”。如果过剩人口死亡率增长，过剩将不再是“过剩”，人口将会成为稀缺资源，这是不利于实现资本的持久性增值。因此，为了保证长期有效地供给雇佣劳动力，为了保持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从生命政治角度，实施了对剩余的人口的治理和监管，过剩人口的生命不再是他自身的，他们听从资本的安排，资本随时捕获、征用、控制他们，资本是他们的主人，他们的生命从属资本。从资本对过剩的人口的需要出发，资本主义对生命权力展开监制，从而达到对生命的操纵，同时借助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宣传使他们的做法获得合理性和正当性。我们知道，人口是构成国家的重要指标，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口不存在过剩，每个人的生命存在都是有意义的，马克思充分肯定了作为一个有生命个体的人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但是，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情况截然不同。马克思在对资本有机构成的分析中指出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由于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是由总资本中可变资本的大小决定的，因而可变资本所占比重的减少，必然导致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日益相对减少，甚至绝对减少。从这个意义上讲，过剩人口是由资本逻辑产生的。资本逻辑运演的结局是社会财富越来越集聚在少数资本家手中，而广大的贫困的工人阶级越来越遭受失业和贫困的折磨，这就使得社会形成严重的两极分化，从而在资本主义内部产生对抗性矛盾，这种矛盾则构成社会危机的根源。如果从生产逻辑出发，激化这种矛盾，力求社会危机爆发，产生社会革命，就能建立新型社会形态，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但是从资本逻辑出发，决不允许社会危机的爆发，他们期望能够继续维护与保障资本增值的社会制度。因此，资产阶级学者主张通过调整统治方式，缓和内在冲突和对抗。

资产阶级学者认为，发生在公共领域的事件都应该交给公共政策学研究和决定，公共领域事件仅仅意味着公共政策安排和治安的缺失，只需要从这方面完善治理。他们把政治理解为治安和治理方式，在力图为每个生命体提供相应地服务的同时，使他们接受政治权力的监管和治安。他们不曾意识到这样的监管和治安有何不对，对人的生命体将产生何种危害。这样的管制最大的危害就是，作为主体的每个人不再拥有主体性，他们接受和认同了一种服从和从属性的现代性治理方式，以至于“民众对专门进行内部镇压的武装力量充满爱心”，“对警察的怨恨销声匿迹”。这种治理改变了原有的统治模式，把体现压迫的政治权力创造性地转化为一种隐性的治安权力，从而消解了人们对政治权力的敌意，消除了抗拒和抵制政治权力的意志，人们更愿意生活在这样隐性的治安权力监控之下，并认定这就是“乌托邦共产主义”的实现。殊不知，不断发生的恐怖主义事件惊醒了欧洲人民与政府，在认真对待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不得不重新审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和马克思的政治观。

其实，他们通过自身主观臆想构建了想象共同体，使得每个人生活在甜美的梦乡里，在面对残酷的现实的时候，他们不知所措，此刻，国家权力的介入使得他们似乎像是抓到了救命草，很快认同国家对每个人的生活实施全面接管。国家开始重新构建社会秩序，重新划定罪责，通过修订法律，重新划定了合法存在者与非法存在者，合理行为与不合理行为，而那些非法存在者不再是受法律有效保护的对象，而被视为社会的“剩余物”“多余人”，他们的命运可想而知。他们不再受到同情，反而遭到谴责和痛恨，成为全社会的公敌。与此同时，资本主义通过大量的意识形态的宣传，使得国家对个体存在者的生活实施全面接管变得合法和合理。这样，个人就对国家权力产生严重的依赖，国家的政治权力范围的扩展性使用获得正当性，权力的丧失约束，这对于人们的权利将产生致命的危害。

我们知道，“统治阶级的思想是占有统治阶级的思想”，在这个意义上，作为统治者对立面的被统治者是不掌握意识形态的话语权的。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被统治的无产阶级，如果不能觉悟到阶级意识，自觉到阶级身份所赋予的历史使命感与责任感，就不会起来革命，相反，反抗的丧失，会使得自身处于异化之中。因此，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作为有生的力量，团结起来，通过斗争的实践活动，才能使得存在于异化中的潜在解放转化为现实，最终实现人类历史发展趋势所指向的目标与方向，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实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对人的畸形、残缺、片面发展的超越，也是对人作为多余人或者剩余物的事实的超越。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都能获得做人的尊严，获得健康、完整、全面的发展，每一个体的生命被视为生命，从而获得平等的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