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形象、民主制度和贸易摩擦：来自中国的证据

文/贾玉成 张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持外向型发展战略，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分工合作，实现对外贸易的迅速增长。以加入WTO为标志，中国贸易总量加速上升，对外贸易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然而，随着中国进出口贸易的不断增长，与其他贸易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也日益频繁，具体表现为反倾销壁垒数量持续增加。数据显示，自2002年起（中国加入WTO），中国一直是遭受反倾销调查数量最多的国家。特别是近年来，部分发达国家设置更加隐蔽的贸易救济措施，给中国外贸发展造成了重大损失和困扰。另外，当前国际经济复苏势头仍不明朗，全球贸易增长趋势放缓，据WTO报告显示，2014年国际贸易增长率只有2.8%，增速连续三年低于3%，更是低于同期世界GDP增长率，反映了世界经济步入“新常态”。受此影响，2015年中国进出口总值也出现“双降”局面，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5年前10个月，中国进出口总值19.93万亿人民币，比2014年同期下降8.1%。其中出口下降2%，进口下降15.2%。外贸规模的持续下滑对中国原有发展模式提出新挑战，减少对外贸易摩擦，构建互利互惠的双边贸易体系成为中国政府和企业急需面对和解决的当务之急。

关于贸易摩擦与制度间关系的研究

贸易摩擦主要体现为包含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在内的贸易壁垒。随着多边贸易谈判的开展，非关税壁垒（特别是反倾销壁垒）逐步替代前者，成为当前贸易摩擦的主要形式。从中国对外贸易实践经验出发，伴随贸易地位的提升，出口产品面临的贸易摩擦也日渐频繁。引发贸易摩擦“激增”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两方面：首先，贸易摩擦在贸易活动中具有不可避免性特点，随着双边贸易交往的频繁，源于经济利益的争议和纠纷在所难免；其次，企业和国家采取的贸易保护行为以及利益集团和企业的政治经济行为也会引发贸易摩擦，其中后者成为引发摩擦的“主流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因素不是引发摩擦的唯一成因，制度因素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部分学者从微观角度研究发现，进口产品低于公平价格并非是美国发起反倾销的唯一动因。有学者指出，进口竞争产业的景气度、就业波动及特定产业保护需求等政治因素都可能加重反倾销，与此相关的工会力量又是激化反倾销诉讼的“主力军”。通过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对比研究发现，反倾销裁定更易受到政治而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例如在WTO框架体制下的自由贸易会对美国产业发展形成压力，企业转向寻求政府保护。国内学者对贸易摩擦成因的研究，经历了从强调单纯的经济因素到逐步关注制度因素的过程。针对中美间贸易摩擦的研究显示，美国国内工业产出的波动与对华贸易逆差，显著提高了美国对华反倾销调查频率，中美政治联系恶化强化了中美贸易冲突贸易摩擦发生的频率。虽然贸易摩擦可能有利于实现中国企业的优胜劣汰、产业竞争力提升和外直接投资的“诱发”，但大多数学者仍认为贸易摩擦给中国产业发展造成巨大阻碍，因此经贸关系的改善成为必然之举。关于降低贸易摩擦的具体途径，主要立足宏观政策与贸易、外资和产业政策的协调发展，核心在于通过提升国内工业化水平，实现外贸产品中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比重上升，逐步摆脱在低端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上与他国的过度竞争，最终实现国内企业产品升级和多元化发展。

关于贸易摩擦成因的分析，大多从包含出口产品结构、技术含量、双边贸易差额等经济因素方面展开，忽视了对国家形象这一“主观认知”因素对贸易关系额塑造和改善的影响。有文献发现，东道国对母国的印象越好，越利于扩大母国对东道国的出口规模，证实了国家形象贸易效应的存在性。中国与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不同程度上存在意识形态的对立，类似对立“情绪”可能引发和加重相关经济“对抗”行为；另外，面对中国“崛起”的客观存在，多数发达国家表现出“不安”的情绪，进而体现在中国的国家形象之中，以此为基础，贸易壁垒也就成为感知“威胁”和阻碍中国发展的“工具”。从国家形象到贸易政策的制定需要依靠具体政治“通道”实现。有研究指出，美国反倾销决策会受到国内利益集团的游说的影响，国内相关贸易部门的工会组织也会对国会的裁定施加压力。因此，从国家形象和制度角度解读中国对外贸易摩擦成因是合理且具有创新视角的。

国家形象与制度因素对贸易摩擦的影响：机制分析

由于与多数发达国家存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与对抗，除经济因素外，他国对中国的主观印象评价和制度因素会对对华贸易政策产生重大影响，即体现为国家与制度因素对贸易摩擦的影响。

（一）较差的国家形象加重贸易摩擦

中国国家形象体现为他国家民众对于中国的印象评价，较差的国家形象会恶化国际贸易条件和贸易关系。首先，“中国制造”大量涌进他国市场，挤占了当地企业市场生存空间，加重了当地失业率，抱有不满情绪的产业工人会通过工会对政府施加压力，进而迫使当局通过贸易壁垒、贸易救济政策等措施，抵制中国产品进口；其次，长期以来，“中国制造”一直是“山寨”和廉价的代名词，导致发达国家对中国产权保护问题有诸多“诟病”，由此出发的“山寨”产品加重了中国负面形象，发达国家愈发倾向通过设立技术壁垒措施，抵制相关产品；最后，国家形象也体现了外部世界对中国崛起的态度。虽然中国政府反复重申“国强不必图霸”的发展理念，但是，从意识形态对立和维护既有国际秩序和既得利益的角度出发，多数发达国家始终对中国抱有“戒心”，不断散布“中国威胁论”。因此，某些贸易壁垒的设立可以理解为抵制中国崛起的“工具性措施”。从上述因素出发，我们认为他国对中国较差的印象将增加贸易摩擦发生的概率和数量。

（二）不同制度类型以及制度差异会影响贸易摩擦数量

制度因素主要包含民主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我们认为前者的提高会增加贸易摩擦，后者的提升则会起到相反影响。首先，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主要以契约精神和民主机制为核心，发达经济体往往拥有较高的民主水平，实践中发现，上述国家又是国际贸易的主体，自然与中国间贸易往来更加频繁，客观上提高了与中国发生更多贸易摩擦的概率；其次，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开放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标志。从国别层面出发，经济的开放和自由化程度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包容性”发展理念和具体程度的大小。经济自由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对他国进口商品的接纳度可能更大，进而对“潜在的贸易摩擦”（以贸易逆差为代表）拥有更强的包容性，有利于降低贸易壁垒数量。

单纯的制度水平外，国家制度差异也会增加摩擦。民主制度差异表征了国家之间意识形态的分歧程度，对中国而言，民主制度差异对贸易摩擦具有重要影响。从实践出发，单纯的经济因素不能完全解释中国遭受贸易摩擦的事实，考虑到多数发达国家对中国产品设立的贸易壁垒，很大程度是基于对“意识形态对抗”和对“中国崛起”的抑制。因此，双边民主制度差异越大，上述意识形态分歧的程度也越严重，从而引发更多政治立场下的贸易对抗。

（三）国家形象对贸易摩擦的影响以制度为路径

不可忽视的是，国家形象对贸易摩擦的影响是建立在制度路径之上。考虑到多数发达国家民主政治，集中表现为民意对政策制定的决定性作用，因此，较高的民主化程度，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基层民意对上层政治决策的影响路径的效率。更为完备的民主制度会放大民意对政策制定的影响，体现为对中国发展的“不满情绪”会左右政策“走向”，加重贸易摩擦。

实证分析

（一）模型构建与实证方法

文章以国家形象、政治和经济制度，以及双边民主制度差异等指标为核心变量构建面板模型，考察了2006—2014年中国与18个国家（和地区）发生的贸易摩擦与中国国家形象之间的关系。根据相关系数矩阵结果，确定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关系；进一步进行Hausman检验，证明使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估计是合理的。因此，我们使用随机效应模型对面板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实证检验包括基准检验、交互项检验以及稳健性检验三部分。

（二）基准检验结果

我们对全样本进行的检验表明，首先，积极国家形象与贸易壁垒负相关，中国在他国民众眼中的国家形象越正面，越利于巩固双边互利互信关系，降低贸易摩擦发生的概率；对中国的国家形象评价越差的国家，其对中国发起的贸易壁摩擦数量越多。对上述结论的理解是，良好的国家形象有助于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对中国包容性发展理念和外向发展战略的认同，有助于化解贸易争端和对抗情绪，转而以更为缓和的方式化解贸易纠纷和争议。其次，民主化程度越高的国家，与中国发生的贸易摩擦数量越多。一方面，贸易壁垒的产生，源于对市场份额的争夺。欧美等发达国家一直是中国产品主要的出口目的国，大量的“中国制造”无疑加重了当地企业市场压力，增加了当地失业率水平，积聚了大量不满情绪，配合欧美国家所具有的高民主化水平的事实，两方因素共同导致民主化水平对贸易壁垒的正向影响；另一方面，高民主化制度有利于国家政策对民意“精准”反映。民主政治体系下，民意对贸易政策制定的“影响力”会被放大，最终导致基于贸易争端下的贸易摩擦数量的增长。最后，双边民主化差异水平正向影响贸易壁垒数量，双边民主化差异越大，中国遭受的贸易壁垒数量越多。对于多数西方发达国家而言，中国的国际形象的评价源自多方面因素（不单由经济方面决定），尤其体现在双方较大的意识形态差异和发展观念分歧，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中国形象的“扭曲”。第一，当今世界，英美等发达国家提倡和宣扬的民主内涵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制度最优选项”。与此同时，西方媒体把控主流舆论（本文的数据即出自英美相关研究机构），虽然这些机构声明其评价标准和结果坚持了中立与客观原则，但其中不免夹杂源自意识形态差异等因素。从意识形态对立出发，不免存在人为贬低中国民主化建设的成绩、刻意低估中国民主制度程度的现象。第二，民主化差异背后，更多代表了源自意识形态差异衍生出的对贸易政策对应性调整的可能。制度差异越大，表明意识形态的对抗程度越深，增加贸易摩擦发生的概率。在控制了包括GDP增长率、中国出口比重、FDI水平、东道国失业率水平等国别层面控制变量后，实证结论依旧具有稳健性。

（三）国家形象与制度交互项检验结果

基本检验后，引入民主制度与国家形象的交互项，对国家形象的贸易壁垒效应的具体路径进行检验。结果发现，积极的国家形象与民主化程度的交互项显著为正，说明国家形象对贸易壁垒的影响以民主制度为路径，制度民主化程度越高，国家形象对贸易政策的影响力度就越大。对多数发达国家来说，民主化制度对政策安排和制定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更加民主化的治理体系，体现了自下而上的更加通畅、有效的民意反馈通道。多种渠道汇集而成的对中国的印象评价，会上升至政策决策层，推动一系列针对性贸易政策的出台和实施。

（四）稳健性检验结果

我们采用替代核心变量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包括“以消极形象替代积极形象”“以积极形象比重替代积极形象”以及“以消极形象比重替代消极形象”三种方法。实证结果显示：第一，受限于“中性假设”（个体总是偏好做出正面或中性的评价而非否定和负面性评价），“以消极形象替代积极形象”变量指标对贸易壁垒具有正向但不显著的影响；第二，“积极形象比重”“消极形象”比重对贸易壁垒的影响分别体现为显著的负向（正向）影响，证明实证结果具有稳健性。

结论

文章基于2006—2014年中国与18个国家的贸易壁垒数据，利用随机效应模型，检验了中国的国家形象、东道国民主制度和经济制度对双边贸易壁垒的影响，进一步考察了国家形象和民主制度的相互作用，通过检验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东道国对中国的国家形象评价越高（或越低），中国遭受对方的贸易壁垒数量越少（或越多）；第二，东道国民主化程度越高，双边贸易壁垒数量越多；第三，东道国经济自由化对贸易壁垒的影响不明显；第四，双边民主化差距越大，贸易壁垒数量越高；第五，东道国民主化程度越高，则中国的国家形象对贸易壁垒的影响越明显，证实了制度民主化是连接国家形象与贸易政策制定的“桥梁”。

本文从国家形象和制度的角度对中国遭受的贸易壁垒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发现良好的国际形象有利于降低贸易摩擦数量，于中国而言，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也加重了贸易摩擦事件发生的概率。对此，我们需要通过下述方法缓解对外贸易摩擦。首先，中国应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姿态融入世界，以提升自身素养为根本，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提升国家“吸引力”。其次，意识形态的先天差异导致多数西方国家戴着“有色眼镜”观察中国。对此，我们一方面要坚持以我为主，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不要人云亦云。另外，重视对自身发展道路和发展理念的阐述和诠释，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理解与认同，降低发展阻力。最后，贸易摩擦的发生很大程度归结于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庞大的经济体量和产品价格优势导致中国出口商品的庞大规模，难免对他国家市场造成冲击，激化双边贸易摩擦。因此，逐步实现出口产品的结构性转换，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是化解贸易争端，实现外向型可持续发展的题中之意。总体而言，经济动机是贸易摩擦产生的主因，制度安排和制度差异会放大贸易争端的负面效应。对中国而言，不断优化自身国际形象，提升国家软实力水平是化解贸易争端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