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进程与民主话语体系的变迁

文/佟德志

在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错综复杂、丰富多彩的话语体系。对这一体系的研究，既需要精雕细琢的刻画，也需要鸿篇巨制的把握。在这一话语体系当中，不仅有传统民本思想的继续发展，同时也有西方民主理论的外来元素，但其主流当然是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理论体系，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理论体系不断发展形成的一套核心语词和叙事语法。因此，我们选择了主流民主理论体系来分析中国的民主话语，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理论体系当中形成的民主话语体系。我们选取了《邓小平文选》《江泽民文选》和《胡锦涛文选》作为分析的主要对象。这三套文选见证了从1978年到2012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过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纲领性文件，其中包含了丰富的民主内涵，是我们分析中国民主话语体系的最佳样本。

民主话语的共享词与继承性

分析共享词可以发现，《邓小平文选》《江泽民文选》《胡锦涛文选》在关键词上表现出非常好的继承性。此外，《江泽民文选》和《胡锦涛文选》的主题更相近，而这两套话语体系与《邓小平文选》体现出来的话语体系则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相比来看，《江泽民文选》和《胡锦涛文选》与总民主话语体系更接近。

分析核心词是分析共享词的重要工作。核心词出现频率高，与话语中其他关键词联系紧密，有利于我们更方便地认识话语体系的核心特征。为了更好地比较三套民主话语体系的共享词及其继承性，我们以总民主话语体系为基准，计算这三套话语体系与总民主话语体系在排名上的差值，并将各话语体系前10名核心词的差值做均值分析。分析后发现，《江泽民文选》和《胡锦涛文选》形成的民主话语体系与总民主话语体系的核心词在排名差异的均值为零，标准差也非常小，这说明两套话语体系与总话语体系的共享程度是非常高的。与之不同的是，《邓小平文选》的均值则略高，达到5.6，并且标准差相对较大，达到11.578，这印证了我们的上文的基本观察。

根据话语体系的容量，我们将总话语体系中前10名的词汇选入核心词。这10个词汇包括：社会主义、人民、党、建设、发展、政治、中国、制度、坚持、领导。然后，我们再进一步对词频排名中前100的单词围绕着这10个词汇进行归并处理，集中分析其中的基本内涵，以发现三套民主话语体系所具有的共同特征。

“社会主义”这个核心共享词以966计数列改革以来民主话语总排名的第一名，而且在三套话语体系当中都是无可置疑的第一名，这十分明确地表明了中国民主话语的社会主义性质。在《邓小平文选》《江泽民文选》和《胡锦涛文选》当中，“社会主义民主”已经成为一个关键词，分别出现33、163、117次，属于高频复合关键词。

在民主话语体系当中，“人民”以852计数列改革以来民主话语总排名的第二名，这与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主张实现人民民主是非常吻合的。实际上，另一个在中国背景下与人民意义非常接近的“群众”（223）一词也进入了总排名的前100，两者加起来，共现的次数非常可观。在《邓小平文选》《江泽民文选》和《胡锦涛文选》当中，“人民民主”也已经成为一个关键词，分别出现24、77、82次。在这些次数当中，人民的具体内涵并不一致。有的时候，这一概念与专政搭配在一起，强调了“人民民主专政”；有的时候，这个词还会与“党内民主”前后呼应。

作为民主的另一个主体，中国共产党在民主话语体系当中占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出现了627次，位列第3。虽然“党”这一关键词可以有很多解释，但是，在三套民主话语体系当中，绝大多数情况下“党”都是指中国共产党。在排名前100的关键词当中，另一个关键词“共产党”也有136的计数，另外如“党内”（189）、“党员”（99）这样的关键词也主要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在排名前10的关键词中，另外一个关键词“领导”（418）也经常地与“党”联系起来。我们进一步再精确搜索“党的领导”“党领导”这两个关键词，归并后在《邓小平文选》《江泽民文选》《胡锦涛文选》中出现的次数分别达到了18、85、72这样高的频次。这实际上揭示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主话语体系的另外一个重要维度：党的领导。在中国改革进程中，民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

还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关键词，即“发展”（584）和“建设”（557），它们都是非常高的高频词，分别进入到总民主话语体系的第4、5名。这两个关键词初看起来似乎与民主之间的关联并不大，但实际上，它却揭示了中国改革进程中民主话语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我们称之为“发展型民主”。中国的民主在处理改革（218）、发展、稳定（53）这些关系时，更突出了建设和发展，是一种积极的民主类型，这也影响了三套民主话语体系。发展型民主的形成实际上与我们改革开放以来长期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治体制改革要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战略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这非常有利于中国在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保持高度的治理绩效。与社会主义民主、人民民主、党领导下的民主等已经取得高度共识的概念比起来，“发展型民主”还没有受到高度重视，值得我们深入挖掘。

另外一个核心共享词“中国”并不是可有可无的。“中国”这个关键词在民主段落中出现468次，总排名第7位。实际上，在总排名前100的词汇当中，“我国”（180）和“全国”（93）与“中国”的意思相近，加起来的总词频会很突出。对中国的这种关怀反映了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等人的民主话语是立足于中国国情讲民主的，表现出民主话语的中国特色。事实上，三套文选在谈论民主时，也体现了比较好的国际视野，“国际”（117）和“世界”（89）这样的关键词出现率也比较高，进入前100名。同时，我们对整理的文集进行全文搜索，发现“西方”出现了62次。我们进一步对这一关键词进行情感分析发现，三套民主话语体系在出现“西方”时，基本上表现为一种负向情感。这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中国特色的民主道路是在批评西式民主的基础上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建立起来的。

基于核心共享词，并在对前100的关键词进行归并的基础上，我们通过分析排名前10的核心词后不难发现，中国改革进程中的民主话语体系包含了7个核心共享词，即社会主义、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建设、发展、中国，构成了5个要素。另外3个进入前10的核心共享词有“政治”“制度”“坚持”，分别表明了中国民主的政治维度、制度属性和基本态度，也有着重要的意义。综合这些情况，我们基本上可以形成一个内容比较饱和的中国民主话语内涵，即中国的民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发展为目标，坚持社会主义人民民主。

民主话语的独立词与创新性

为了进一步发现三套话语体系中的特色词和淡色词，从而对三套话语体系的差异进行深入分析，我们对总民主话语体系当中排名前200的关键词中差值较大的条目进行了摘选，将其中具有实际意义的关键词整理出来，形成了各民主话语体系差异词表。这些差异较大的关键词体现了不同民主话语体系的差异性。通过分析这些关键词，我们可以找到不同的话语体系的特色和创新之处。在这个过程中，特色词和淡色词的发现非常重要，如果能找到不同的民主话语体系的特色词和淡色词，我们就能发现不同的民主话语体系之间在语词上的取舍，并进一步通过特色词和淡化词的变迁发现中国民主话语体系变迁的趋势。我们对这一变迁的三大基本特征总结如下：

第一，中国改革进程中民主话语的变迁体现出一定的阶段性、渐进性，表现出替代性创新的基本特点。从对三套民主话语体系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体现出了渐进的特色，这从三套话语体系之间的继承性可以看出来。事实上，改革进程中民主话语体系的变迁经历了三代领导人，期间的多数变化都是由量变到质变不断发展的过程，很少有突变的情况发生。同时，这种变迁也表现出一种替代性创新的过程。比如，革命的淡出是与改革的突出联系在一起的，专政的淡出与法治的突出联系在一起，斗争的淡出与和谐的突出联系在一起。这种渐进性发展与替代性创新不仅有效地保证了中国改革进程民主政治的稳定，也更有利于人们对民主政治的接受。

总体来看，邓小平的民主话语体系处于中国民主话语体系的开创性阶段，而此后的发展则使得这一话语体系得到不断的完善，并呈现出创新发展的态势。“建设”一词在江泽民和胡锦涛民主话语中分别列为第3、4，差别不大，但是，在《邓小平文选》当中，“建设”一词的词频排名第28，明显在重要性上不如前两个文选。在计数上的差别也很明显，在邓小平民主话语体系中，“建设”的计数只有38次，而江泽民和胡锦涛民主话语体系当中分别为220和334次，相差较大。类似的情况还有制度、改革等。另外一个相反的情况是，在《邓小平文选》那里得到比较多的强调，但却在其他两篇文选当中没有得到相似的重视。比如，“问题”“工作”这两个词在《邓小平文选》当中分别列6位和第8位，但是，在《江泽民文选》和《胡锦涛文选》当中列29、48和18、24位。

与改革开放的进程相适应，在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民主话语体系中，“完善”“健全”“发挥”“更加”“维护”这样的词在排名中占据较为重要的位置，这也说明了其改革的特点。比如，邓小平很少使用“完善”这个动词，在邓小平的体系当中，其词频排名排到了396名，是一个边缘词，这与邓小平关心的事项有着密切的联系。相反，在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民主话语体系当中，“完善”这一概念分别排在23和24位，这与这两位领导人涉及到的事务中更多发展、改革等内容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二，整体来看，中国改革进程中民主话语的变迁体现出了由革命向执政转换的特征。从话语体系的角度来审视这一转型，我们发现，三套民主话语体系都被改革打上了烙印，但在具体细节上的差异还是比较明显。在这一过程中，邓小平民主话语体系更多提到了“斗争”“反对”“专政”“问题”等概念，革命色彩相对浓厚一些，具有由革命向执政的过渡性质。相比来看，胡锦涛的民主话语则因为强调了“执政”“和谐”“文明”等词，并且淡化了“革命”“集中”“专政”等词，表现出更强的缓和色彩。当然，如果我们考虑到毛泽东民主话语的革命色彩的话，三套话语体系在改革进程中都体现出非常强烈执政色彩，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中国改革进程中民主话语体系不断发展，斗争色彩逐渐淡化，和谐色彩逐渐强化。在邓小平民主话语体系当中，“斗争”“反对”这样的词汇出现次数比较高，分别排名33位和38位，这与总的话语体系以及其他两个话语体系相差较多。这两个词与总排名相差了近100位，与江泽民民主话语中的排名也相差了100多位，与胡锦涛民主话语就相差了300左右。另外一个关键词“和谐”则刚好反映出了完全不同的情况。这一关键词在邓小平民主话语体系当中没有出现，在江泽民民主话语体系当中也仅有5次出现，但是因为在《胡锦涛文选》中贡献86次计数，该词以91计数在总话语体系当中进入83位，在《胡锦涛文选》中进入前30名。

第三，“专政”的淡化和“法治”“法制”也成为中国民主话语体系变迁另一个明显的趋势。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民主专政是我国的国体。因此，“专政”这一概念与民主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在《邓小平文选》两卷当中计数为40，排名第8，是一个核心词。但是，邓小平提到的专政，实际上是在破除文革期间的“全面专政”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其目的是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此后，在《江泽民文选》中，专政这一关键词虽然计数有所增加，但是，排名却下降至27位。到《胡锦涛文选》，计数也下降为17次，排名则更加降低到第122位。与人民民主搭配在一起的“人民民主专政”一词在不同时期的变化，也深刻地反映了这一点。我们对“人民民主专政”出现的次数进入了统计，发现这一概念在三套民主话语当中出现的次数分别为13、56、13次。如果计算出现比例，我们会发现，在《邓小平文选》当中，“人民民主专政”这种搭配在“人民民主”词频当中占据了50%多的比例，《江泽民文选》甚至超过了70%。但是，这种情况在《胡锦涛文选》中发生改变，只占到了15%。

与“专政”一词使用下降的趋势相反，“法制”和“法治”这两个关键词却从无到有，不断上升，逐渐走到民主话语体系的中心。通过观察三套文选，我们可以发现另一种有趣的替代方案，即通过强调法治，淡化专政来实现一种替代性创新。在邓小平的民主话语体系当中，没有出现“法治”的用法，更多使用“法制”的概念，计数为37；在《江泽民文选》中出现了83次，排名第16；在《胡锦涛文选》中计数为52次，似乎有所减少，但《胡锦涛文选》中“法治”这一关键词的计数却大幅度攀升，达到41。如果两者相加，则《胡锦涛文选》中对法治观念的提及变化不大。当然，从“法制”到“法治”，其中的语义更加科学，更加全面，逐渐开始由“革命法制”走向“依法治国”。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在三套民主话语体系当中，江泽民、胡锦涛民主话语体系与总民主话语体系更为接近，而《邓小平文选》二、三卷的民主话语体系则与总民主话语体系表现出相对较强的个性。总体来看，中国民主话语体系的变迁表现出一定的阶段性，体现为由革命话语向改革话语渐进转变的轨迹。在这一进程中，由“革命”到“执政”，由“斗争”到“和谐”，由“专政”到“法治”等一系列变化表现出非常突出的替代性创新趋势。

结论与讨论

围绕着《邓小平文选》《江泽民文选》和《胡锦涛文选》，中国以改革为背景的民主话语体系得以不断发展，反映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发展为目标而坚持的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不断发展，并走向成熟。这是中国改革进程中民主的“常”：社会主义、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发展是中国民主不变的主题，在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人的民主话语体系中呈现出继承性。同时，中国民主话语不仅表现为一个前后传承的形态，而且又表现为不断创新的变迁过程，逐渐由革命的民主话语过渡到改革的民主话语。在这一过程中，邓小平民主话语处于开创性阶段，由江泽民过渡到胡锦涛，以改革为背景的民主话语体系得以不断发展，中国的民主话语也渐进地由革命走向改革，并籍由“革命-执政”“斗争-和谐”“专政-法治”等一系列替代性转变而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