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

文/马拥军 陈瑞丰

十八大过后不久，笔者就发表文章，提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变化。十九大报告把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确定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使笔者有可能把原来的思想表达得更加清楚。笔者认为，正如十八大以前的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一样，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本身是一个充满张力的动态整体，必须从矛盾两个方面的内部结构入手，研究它们之间的对立和统一。新时代的本质特点是经济相对过剩和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供给短缺，因此必须以全面生产代替片面生产，以自由个性代替“有钱任性”。这要求对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两个方面分别展开，进行分析。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层次与结构

“美好生活需要”是一个有其内部层次和结构的整体。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不仅“生活”本身有其内部结构，只有实现结构整体的优化才可称为“美好”，而且因为“需要”本身有其层次和结构，只有克服其自我异化，才能变为“美好生活需要”。

首先，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看法，人类的“生活”不同于动物的生命活动，它不仅体现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体现人与人的关系，并且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都在人与自身的关系中得到反映。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把人的生活分成了物质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四个层面，认为在“经济的社会形态”中，“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指出，“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因此，人的社会存在分为三个层面，即物质生活层面、社会生活层面和政治生活层面，精神生活则是以这三个方面作为基础的：“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但是，在人们的社会存在中，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又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在谋生的基础上形成了“经济的社会形态”，即广义的“市民社会”或由“经济人”构成的社会，人的其他方面则归结为作为社会学对象的“人”、作为政治学对象的“人”、作为其他“人文科学”对象的“人”（哲学人、道德人）等等，其中经济人成为被分割和对立起来的各种片面发展的人的经济基础。近代以来不同学科研究对象的对立，如斯密的经济人、马基雅维里的政治人与道德人的对立，就是由人的片面发展导致的。以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对立为例，其根源在于：“每一个领域都用不同的和相反的尺度来衡量我：道德用一种尺度，而国民经济学又用另一种尺度。这是以异化的本质为根据的，因为每一个领域都是人的一种特定的异化，每一个领域都把异化的本质活动的特殊范围固定下来，并且每一个领域都同另一种异化保持着异化的关系……”只有随着异化的扬弃，人的存在的分散和孤立状态才能被扬弃，重新成为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的人。

其次，既然生活本身包括物质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等各个层面，那么“生活需要”必然也是分层次的、有结构的。从“需要生产”的角度来看，“生活的生产”包括各个层面上的需要的生产，其中，在“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或“经济的社会形态”中，物质需要居于主导地位。这是因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人类历史的第一个活动时提出，它包括四个要素：除了上面谈到的生产活动之外，还包括“新的需要的产生”、社会关系的生产、以及把它们扬弃于自身的生活方式的生产。这里的“新的需要”指的是人类新产生的、动物所没有的需要，即在物质生产活动中产生的需要，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说，“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区分了动物的本能需要与人的通过实践活动产生的需要。在人类的历史活动中，甚至本能需要也必须通过社会的方式得到满足，从而被改造成为社会人的需要。由此可以看到，为什么社会生活的四个层面即物质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都与人类需要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动物只有本能活动，没有生产活动，因此只有本能需要，没有“生活需要”。人类一旦通过生产活动把自己与动物区别开来，其生活的各个层面之间就必然形成一种整体的联系，从而使需要显露出其层次性和结构性。

再次，“美好生活需要”意味着需要的各个层次和生活的各个层面之间，是一种和谐一致的整体性关系，而不是相互反对的支离破碎的关系。不难理解，既然人的整体的社会存在有可能发生异化，那么，这种异化必然也表现在需要结构中。一旦需要异化，“美好生活”就谈不到了。正是在这一点上，显出马克思的需要理论相对于马斯洛的需要理论的优越性。众所周知，马斯洛把个人需要分成五个层次，分别是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和自我超越的需要。在马斯洛看来，一方面，只有低级需要满足了，高级需要才发挥作用，低级需要没有满足的时候，高级需要不会发挥作用；另一方面，低级需要一旦满足，就不再能产生激励作用，只有更高一级的需要才能对人的行为产生激励作用。马克思把需要划分为自然需要、社会需要和个性需要。表面上看，两者是相近的，马克思的自然需要大致相当于马斯洛的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因为这是人与动物共有的需要，只不过在马克思看来，人的自然需要也只能通过社会的方式加以满足；马克思的社会需要大致相当于马斯洛的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马克思的个性需要大致相当于马斯洛的自我实现和自我超越需要。但马斯洛的需要理论具有非历史的特点，无法说明为什么有些人低级需要得到了满足，高级需要却没有产生出来。马克思用“需要异化”的概念说明了这一问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需要都化为对货币的需要，因为货币能够通约一切。货币“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独立自在的价值。因此它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的世界和自然界——固有的价值”，换言之，货币是异化的价值，它是人类的外化的能力：“凡是我作为人所不能做到的，也就是我个人的一切本质力量所不能做到的，我凭借货币都能做到。”于是，货币被凌驾于人之上，对货币的需要取代了所有其他的需要，由此形成拜金主义价值观。在短缺经济条件下，拜金主义有它存在的必然性，但在过剩经济条件下，拜金主义就成为一种病态，因为它使人忽视那些不能用货币满足的需要，或者假装能够用货币满足那些需要。这样的生活难称“美好生活”。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帮助人们发展生活中那些不能用货币衡量的方面，从而把需要层次、既而把生活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在过剩经济条件下，货币只能满足部分需要，主要是那些低级需要，高级需要绝大多数是不能用货币加以衡量的，更不用说通过货币加以满足了，因而必须为高级需要寻找新的满足手段。

这就意味着，“美好生活需要”并不是某种单一的“需要”，而是一个由不同层次构成的、具有内在结构的动态体系。只有把各个层次的需要整合为一个和谐一致的整体，才能谈得上“美好生活”。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自相矛盾的内部关系

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角度看，所谓“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恰恰表明，当前的发展能够满足某些需要，但不能满足所有需要，甚至使得某些需要的满足妨碍了其他需要的满足。

按照十九大报告的提法，所谓不平衡的发展，除了五位一体之中的经济发展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发展的不平衡之外，还包括地域不平衡和领域不平衡。这包括两层含义：第一，中国的经济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从生产力水平来看，已经超过了原来预计到21世纪中叶才能达到的“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但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发展还存在短板，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发展仍然是片面的、不平衡的。如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说法，就是物质生活虽然得到了一定发展，但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等方面的水平仍然有待提高。第二，中国有些地域和领域发展快，有些地域和领域发展慢；有些人发展快，有些人发展慢，造成了发展的分化和不平衡。所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正是要从不平衡走向相对平衡。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绝对的平衡是不存在的。所谓平衡发展，并不是要追求绝对平衡，而是要超越片面发展的状况，实现较为全面的发展。

按照十九大报告的提法，所谓不充分的发展，是指质量方面的不充分和效益方面的不充分。这里涉及马克思很少提及、而为恩格斯所高度重视的一个概念：享受的需要。同马斯洛一样，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有生存需要和发展需要的二分法，但除此之外，恩格斯还在《反杜林论》中提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将由全社会公共占有，而“生活资料和享受资料”则由个人直接占有；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使用了“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的说法。对满足需要的资料的这种分类，表明恩格斯认为在生存需要和发展需要之间，还有一个中间层次：享受的需要。显然，无论是从质量的方面来看，还是从效益的方面来看，不充分的发展涉及的更多是享受的需要，而不是生存的需要或发展的需要。因为“不充分”的发展不是“没有发展”，而是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发展相对不足。“不充分”是相对于“日益增长”的生活需要来说的，即生产虽然有了发展并使原来的需要得到了满足，但需要本身在质量和效益方面有了进一步的增长，产生了更高的要求。与不平衡的发展涉及更高级的需要不同，不充分的发展不仅涉及高级需要，而且在某些方面仍然同低级需要联系在一起，但不是同低级需要的数量联系在一起，而是同它的质量和效益联系在一起。

矛盾和困难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从全面生产的角度来看，非物质生产和物质生产的发展比如生态文明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相互制约甚至相互妨碍，必须在不同需要之间实现协调；第二，人们已经习惯于用物质生产的指标衡量非物质生产，这种惯性短期内难以改变，要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就必须超越已经定型的短缺经济思维，努力形成符合实际的全面发展的指标体系。

对于社会主义的中国来说，所谓“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当然不限于经济方面，也不限于个人方面，而是必然扩展到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等各个方面、各个层次。既然不平衡的发展主要涉及高级需要，而不充分的发展还包括低级需要在质量和效益方面的满足，那么，当前就必须把“以人民为中心”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统一起来，不能偏废。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早期，“人民中心”还主要表现在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经济中心”表现得更为突出，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建设（十九大报告中改称“社会文明”）、生态文明是在后来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顺次提出的。在新时代，“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则主要表现为“人民中心”的基础，随着物质需要的逐渐满足，它在数量上的扩张已经不占有主导地位，而主要是在质量和效益上的增长。这意味着，新时代的发展已经不再局限于物质生产，而扩展到“全面生产”，新时代的发展主要不再是经济发展，而是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的发展。

主要矛盾两个方面之间的关系

明确了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就可以进一步理解它们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

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之间并不是线性的因果关系。其中，“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既包括全面发展的需要，也包括自由发展的需要，是一个存在内部张力的体系，有其层次和结构；“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既包括区域和领域的不平衡，也包括发展质量和效益的不充分，它们都反映了客观需要的生成和演化过程。因此，“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是一种反身性的双向互动关系，用列宁的话说，这是一张网上的两个“纽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社会”置于“资本”之上，是把满足人民群众需要作为自己目的的制度形态。中国的社会主义虽然起点很低，不是来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自我否定和自我扬弃，而是来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从生产力水平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不仅没有达到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水平，反而连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都没有达到，因此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首先解决短缺问题。但在进入小康社会之后，中国的短缺状况逐步缓解，预计到2020年前后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这种情况下，更高级的需要开始显现出来，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与利润至上主义的欧美国家相比，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自己的生产目的的国家政权，必然把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作为今后工作的重中之重。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中国发展的目标是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21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小康不仅意味着满足物质需要，而且意味着满足社会需要和精神需要。正如个人的物质需要、社会需要和个性需要是一个整体一样，社会主义中国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也是一个整体。把这个整体放在短缺经济的基础上，还是放在过剩经济的基础上，后果是截然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但是要让人们认识到随着经济发展而带来的需要层次和结构的变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我们的价值观仍然以追求经济增长而不是人类的幸福和自由为核心，那么，解决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几乎是不可能的。相反，如果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而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属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那就不仅必须在经济发展指标之外制定社会发展指标和精神发展指标，即全面发展的指标，而且必须使这些指标协调起来而不是相互冲突，只有这样，才能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展望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准备条件，***所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统一才能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