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理性假定：情绪、信念与国家决策行为

文/余文全

当前的决策行为研究已经超越了与理性决策模型对话的模式，通过对构成理性决策模型诸多假定的反思，从决策者个体异质性角度，用实证方法探讨了非理性因素对决策行为甚至对国际结果的影响，从而开启了国际关系决策行为研究的新议程，甚至为“产生更实际的、更关注行为的国际关系理论”创造了机会。

本文首先梳理当前决策行为研究对标准理性决策模型的质疑，然后阐述最新决策研究对理性模型所忽略的要素（情绪、信念、直觉等）的挖掘，最后从理论解释力出发，说明未来的国际关系决策分析应该既重视关于整体的诸多理性假定，又要兼顾关于决策个体的现实行为因素。

理性模型：难以承受的分析之重

（一）单一行为体不单一

首先，集体行为本质上仍是个人行为。理性决策模型在具体说明国家行为体如何评估和选择目标时，本质上也是个人。人格化的国家或其他团体，毕竟不能真正像组成它们的个人一样思考、处理信息、评估可能性或者计算，只有人或者决策精英们才可以，即国家不具有能动性。通常，理性决策模型首先假定国家有单一的决策者，然后沿着这一分析逻辑，赋予国家决策行为的一致性。换言之，“单一行为体假定”在从个人层面汲取营养后，就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判断人格化团体的行为是否理性上，至于作为该假定的基准个人因素，却被抛弃了。

其次，个体高度同质化。一般情况下，理性决策模型也会考虑个人情绪、信念、偏好等异质性特点，但实际上，聚焦于外部约束和单一行为体假定，阻碍了理性模型对个体异质性会引起决策行为变化的深入研究。假定个体在具体决策中具有标准、统一的特质和行为模式，无疑减小了“预期效用最大化”原则的适用难度，进而减少理性决策模型解释和预测现实决策行为的障碍，因为忽略决策中复杂的个体异质性后，只需把集体行为放入“成本-收益”结构中，根据预期效用函数对行为与目标关系的描述，即可判断行为体的决策是否最优以及行为是否理性。对个体属性的同质化处理，确实符合理论建构的简约、抽象原则，不过，现实中的决策个体是具有自由意志和复杂心理动机的社会人，他们的心理因素甚至可能导致一些行为背离理性决策模型的核心原理。

最后，过度依赖外部约束条件。理性决策模型假定国际关系中的国家行为体，面对相似的环境刺激会有相似的行为选择，因为人格化的团体内部是高度同质的，由此，一个团体的决策行为，就只是对外部刺激加以过滤后的反应。一般认为，团体尤其是国家的决策，都是在观察早期决策的效果后做出的。决策者从观察中增长经验和吸取教训，并且将早期决策造成的后果以及最新信息纳入下一阶段的决策判断和计算中。换言之，决策过程是一个不断根据外部刺激和决策反馈进行学习和调整的过程。理性决策模型也关注决策精英们的能动性，不过，这种能动性是指，决策者们能够对约束条件进行主动解读和做出反应，而这忽略的重要一点就是决策者本身所固有的属性，因为决策的每一个阶段都涉及学习过程，而这种学习必然受到决策者本身属性如心理因素、心理过程的影响。决策并不只是解读外部约束，决策者的属性如情绪、直觉等同样对决策行为有重要影响。如果只强调决策行为是对外部约束条件进行不同解读，那么就容易降低甚至忽略个体异质性在决策中的重要作用。

（二）理性预期未必理性

第一，利己并非决策者唯一的决策动机。传统的理性决策模型假定，决策者会根据自我利益最大化原则，制定出最能促进本国利益的政策，实际上，人们也的确很难从规范层面对“最优化原则”进行反驳。然而，正如人们指出的那样，理性选择在本质上最好理解为一种规范，它规定的是在理论上而不是在现实中如何做出决策，所以，对决策者决策行为动机的考察，必须立足于经验事实。“利己”被认为是标准经济学模型中理性的标志，与之类似，国际关系中的理性决策模型也认为利己动机是促使决策者做出决策的原动力。之所以认为利己动机是理性的标志，是因为利己有助于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把自我利益最大化放入“成本-收益”计算结构中，自然可以判断利己行为是理性的，然而，这种逻辑推理的基础是决策过程“不受情绪因素或无意识本能的驱动”。相反，心理学家的研究表明，决策者心理因素导致的“损己”行为在决策中大量存在。

第二，“理性预期”有适用的条件和范围。国际关系的理性决策模型把决策者当成“理性人”，认为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不存在偏见，实际上，经济学中的“预期效用理论并不是要描述人们的实际行为，而是要解释，在满足一定的理性决策条件下，人们将如何表现自己的行为”。“理性预期”是为理性决策提供一套明确的假定，而不是指决策者在实际决策中已经拥有，更不是说决策者可以凭借这一假设真能做出没有偏见的决策。社会心理学、行为经济学等学科对人们决策行为的大量研究表明，依赖于直觉推断的启发法、框架效应、锚定效应等很多偏见，都会深刻影响决策者的决策行为。

第三，作为常量的工具理性解释力有限。理性决策模型常常提到，决策者在各种约束条件下实现价值最大化，与保证理性与理性思维的程序理性相对，这是工具理性概念。预期效用最大化理论以及“理性人”假定都是指工具理性，而工具理性意义上的决策者具有理性与非理性“质”的差别。然而，在分析现实决策行为时，这种区分并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因为如果假定决策者同为“理性”人，那么此时的工具理性就不再有变化，根据逻辑推理，那些有相同信念和相同愿望的行为体，在相同战略环境下，一般会有相似的预期行为，很明显，现实中的决策行为不可能如此。如果我们把理性选择看作是以程度为标志的，那么它就更具有理论和概念上的意义，因为它使我们能够解释行为的变化。在实际决策分析中，认为一种思考方式比另一种更理性或更不理性，或许比只把决策者简单区分为理性与非理性的方式更有价值。

（三）给定偏好自缚解释力

首先，把国家偏好还原成选择不能解释偏好的形成。源于研究个人行为的“偏好”，其实质是处理问题的一种观念。国家获得拟人化的偏好以后，它表明的是对某些结果的选择倾向。偏好不能直接观察，但“选择行为”可以，这也就意味着国家偏好是以“选择行为”为表征的“显示偏好”，用选择行为“显示”偏好，最大的弊端就是忽略了偏好本身的形成。也就是说，理性模型把偏好等同于选择，进而把选择行为纳入预期效用模型中，用替换的方式回避了偏好难以观察的问题。

其次，把偏好还原为理性限制了解释范围。在国家偏好上，理性决策模型假定理性的国家会做出自我利益最大化的选择，而这一理性选择就显示了理性国家的偏好。对显示偏好的衡量，理性决策模型的典型做法是采用更具体的“成本-收益”计算结构，因为对显示偏好即行为选择的这一公式化处理，至少有以下益处：一是便于判断己方的显示偏好是否理性，二是便于猜测彼方的显示偏好是否可信。不过，把偏好还原成理性选择行为，很难对不具有明显物质属性的偏好做出解释，例如，亲社会偏好以及世界社会认同偏好等。另外，国际社会也是“社会”，所以社会心理因素也是影响国际政治的不可忽视的因素。

最后，偏好具有不确定性。标准理性模型假定国家的偏好是稳定的，即国家对某项选择会呈现出稳定取向，而且选择行为具有稳定趋势。这一假定暗含的逻辑是，国家作为理性行为体之所以选择某种行为，是因为该行为有助于实现其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实际上，这一假定存在两方面的严重缺陷：首先，国家偏好以预期效用为基础，即想在未来获得某种选择的最大效用。“预期”本身就隐含着风险和不确定性，如果真如假定所言——国家是理性的，那么，国家为了获得最大收益，不可能对有风险和充满不确定性的选项持久下注。其次，决策精英作为假定中的实际“理性人”，在做出决策时，并不能切实保证不受其他非理性因素影响。实验研究表明，决策者在做出决策的过程中，很容易受到情绪、信念、社会认同等因素的影响。换言之，决策者不具有“理性人”的理性，难以用具体决策不偏不倚地体现国家偏好，由此，国家给定的偏好是确定的这一假定，很难从经验上予以证实。

释放被忽视的非理性力量

（一）情绪与“自我羊群效应”

情绪作为人体对外界刺激的一种适应性反应，包括生理唤醒、外显行为、意识体验，它在世界政治中无处不在。然而，在理性模型假定中，行为体的行为是否理性，都是通过其行为选择表现出来，因此，评价国家或其他行为体是否理性的观测点是“行为”，而非行为背后的动机，由此，作为动机因素之一的情绪，就被作为多余的中间步骤，排除在理性模型之外。情绪之所以被忽略，主要是因为在工具理性语境中，人的大脑运作过程是不可观察的“黑箱”，但随着神经科学和脑成像技术的发展，大量的研究成果表明，情绪的唤醒都有其神经生物学基础。当决策者处于某种决策环境下，他们会受到各种外界信息的刺激，尤其当刺激对决策目标有重要影响时，自主神经系统就会根据刺激，激活脑部负责情绪的脑区，如杏仁核、下丘脑、前额叶皮层等。被唤醒的情绪如焦虑、愤怒、悲伤、恐慌等会被决策者体验到，这种情绪体验就构成了认知系统中的直觉认知，而更高级的判断与推理认知过程，则以直觉认知过程为基础。

实际上，情绪对决策的影响远不止于此。美国著名行为经济学家丹·艾瑞里通过大量实验研究表明，情绪不仅会影响处于当时情绪状态下的决策，而且这一决策还会成为以后做出类似决策的参考，形成“自我羊群效应”。换言之，当决策者受到外界刺激后，会唤醒某种短暂的情绪，并可能在这种情绪影响下做出某种决策，而这一决策会成为决策者以后做出决策的总体特质和偏好的坐标。也就是说，决策者在被唤醒的某种情绪状态下做出的决策，会成为以后做出类似决策的参考经验。

（二）信念是传送者

第一，信号解读的心理根源。不同国家的决策者有不同的信念，因此，一国的行为选择对另一国来说往往具有不同的意义。在决策者具有不同信念的作用下，同一个信号会出现不同的解读，这就是理性模型对信念在决策中的作用的一般描述。很多社会心理学家和行为经济学家通过大量实验研究证明，决策者对信号的不同解读具有深层的心理根源，而不能仅用信念不同这一简单因素解释。只从信念这个层面说明信号解读的过程，容易忽视一国决策行为的本身就可能唤醒另一国决策者的不同情绪体验，如政策文本的语言风格。

第二，避免自己造成误解。当一国采取的行为被另一国的决策者过度解释时，一般而言，被误解国家的决策者会从对方身上找原因，要么认为对方决策者没有明白自己的意图，要么认为对方故意曲解而隐藏着不良动机。对被误解的一方来说，这种看法无助于事情的解决，因为对方决策者如何看待本国的决策行为选择，本国决策者并不能控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被误解国家的决策者就毫无作为，实际上，根据情绪影响信念的作用过程可以看出，唤醒情绪的刺激会影响人们对客观事物的看法。也就是说，如果某种刺激唤醒了人们积极的情绪体验，那么其更可能对某一事物做出积极评价；如果某种刺激唤醒了人们消极的情绪体验，那么其更可能对某一事物做出消极评价。同理，一国决策者在制定一项政策时，政策内容固然是重点，但政策内容呈现给国际社会的方式同样重要，比如，政策文本的措辞对接收者来说意味着什么？政策在何种时间和场合公布最可能唤醒别国决策者甚至民众的积极情绪体验？某项政策由哪些部门制定或公布，又会对接收者带来何种心理刺激？当决策者做出决策时，兼顾微观行为对宏观方向的影响，或许才是更理性的决策行为。

第三，信念的作用可预测。理性决策模型一般认为，决策者的信念是社会过程的产物，受到环境以及文化的影响，并且不容易改变。这种静态的观点因为没有结合信念形成的生物学基础加以分析，自然也就难以揭示信念如何影响人的行为机制。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研究表明，当人的情绪被生理唤醒时，会呈现不同的情绪状态，如满意、愉快、愤怒、悲观等。当人处在积极、乐观的情绪状态时，容易出现积极的信念，更容易注意到事物美好的一面；而当人处于消极情绪状态时，容易对观察到的事物形成消极信念，更容易关注事物消极的一面。由此可以看出，人的信念在形成后可能比较稳定，但它发挥作用的过程却并不稳定，经常充当从情绪到行为选择的传递者角色。

（三）直觉思维是主角

第一，为慎重抉择提供依据。直觉思维包括一些人与生俱来的以及通过经验积累和长期训练而获得的快速判断能力。直觉多是在人们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以多种方式自主运行。当人们不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进行某项思维活动如复杂的数学计算时，一般不需要逻辑思维的参与，因为现实世界充斥着海量信息，这既需要人们时刻留意，又需要筛选出真正有用的信息，在这个过程中，直觉思维比逻辑思维更擅长。直觉思维会不断监视大脑内外发生的一切，没有特定意图，也无需付出多少努力，只是对当时的情形做出全方位评估。同样，决策者在做出某项决策前，他们需要对各种已收集到的信息和最新的信息进行初步评估，从而形成对某个问题的初始印象和感觉，为进一步精确判断和深思熟虑提供主要依据。

第二，提出替代方案。现实的决策是决策者对行动目标与手段的不断探索、判断、评价，直至最后选择的过程。决策者必须面对的一个事实就是，人的认知能力有限，不足以自如地应对复杂的决策情形。在这种情况下，严格建立在数理逻辑推理基础上的、考虑到各种备选方案后果的逻辑思维很少能发挥作用，反而是决策者已经获得的经验即采取启发法能对要解决的问题提供简化方案。例如，在现实决策中，决策者判断某件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常常取决于其想起各种例子的难易程度，而不再去思考其他的统计数据或进行逻辑推理。换言之，当决策者遇到复杂的难题、而在短时间内逻辑思维又不能找到有效应对方案时，直觉思维就会协助决策者绕开原来的难题，通过搜寻记忆中与之相关联且容易回答的答案，提出更简单的“替代”方案。

第三，善用“双刃剑”。直觉思维在给人们提供决策捷径的同时，也伴随着风险。直觉模型一般在人们意识不到的情况下，悄悄进入决策过程并占据主动。虽然直觉思维能从庞大的信息库中快速提取人们可能需要的信息，但同时也可能赋予那些更能代表我们已知的选择以更多权重，但这种选择很可能并不符合事实。另外，直觉思维容易受给定信息的影响。当直觉思维运作时，它会根据某一信息做出初始判断，即锚定，以后决策者即使根据新情况调整最初的看法，也不会对先入为主的估计做大幅度调整，反而倾向于用更多证据去论证最初看法的合理性，这就很容易造成分析偏差，并形成过高估计自己的知识和判断精确性的倾向。

决策分析之两翼：整体与个体

（一）异质行为体的聚集与分解

理性选择理论是分析国家及其他团体行为的有效工具。不论是国家行为，还是由个体构成的其他团体行为，呈现出来的都是被抽象化的个体行为的集合。受结构理论的影响，人们在分析国家决策行为时，一般遵循“单元-环境”互动的逻辑，因为这可以把“单一行为体”假定纳入一个更宏观的分析框架里，进而从整体上观察理论模型对国家实际决策行为的拟合度。把抽象化的个人属性赋予国家，有助于对国家所处的环境赋予更多权重。从“单元-环境”二元互动逻辑看，“单一行为体”假定的确简化了观察对象，并且有助于为分析复杂的国家决策行为厘清思路。不过，“单一行为体”假定有意忽略部分的重要性也应该引起重视。国家作为被建构出来的“事实”，本质上是个人行为的抽象和放大。主权国家作为国际关系中的重要行为体，其决策行为不仅关系国家能否有实现目标的一致手段，而且关系决策者如何把各个独立的行为聚集到集体行为当中。在现实的决策行为中，决策者并不是同质的，而是在经验、个性、信念、心理等各方面都不同的社会人，故不能轻易忽略异质性在决策中的作用，而简单地以“单一行为体”假定代替。

（二）“非理性”的理性人

作为国家决策的“代理人”，决策者是理性决策理论中真正的“理性人”。虽然这只是对理想决策的规范描述，但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因为决策者根据理性决策模型提供的决策行为规范，可以尽量“靠近”该规范提出的一系列假定，如无偏见地做出选择、追求利益最大化等，进而努力获得理性决策模型描述的近似值。换言之，“理性人”假定及其附带的条件，为现实中的决策者指明了最佳决策行为应该如何，以及在满足哪些条件后可以把决策做得更好。正因为“理性人”假定及理性模型是决策规范，所以不能过度强调真实决策者具有的“理性”。在“理性人”假定中，决策者不会将个人偏见和其他非理性因素带入决策过程。实际上，决策者的情绪、信念、直觉等心理因素，之所以被理性决策模型排斥，主要源于方法和技术障碍。社会科学追求的中心目标就是在现象之间进行因果推论，为了评估因果效应，大量的统计方法在实验和观察环境中被发展起来。显然，心理因素很难直接测量，并且心理因素对决策行为的影响也不容易做到线性分析。由此，“理性人”假定干脆不考虑决策者心理因素对决策行为的作用，而直接定出最佳决策需要的理想条件。

（三）偏好的“传递”

国家具有给定偏好，是理性理论的又一重要假定。国家偏好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直接关系国家的政策选择。有什么样的偏好，国家就会赋予相应的政策以更多权重，比如国家有经济偏好，这种偏好就更容易以具体的经济政策形式体现出来。不过，假定国家有给定偏好，并不能真正解释现实中的决策行为。在理性决策模型中，决策者可以根据国家给定和明确的偏好，按照最优原则，做出能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决策，但实际上，国家的政策偏好是决策者赋予的，也就是说，决策者优先选择某项政策，并不是因为国家已经为他们提供了参考，而是决策者根据自身特质并结合具体需要，自主制定某些政策。由此，决策者在做出决策过程中，其拥有的信念和偏好，对决策行为至关重要，因为决策者会把个人的信念和偏好带入决策中，进而上升为国家偏好。

结语

理性决策理论以“理性人”假定为核心，描述了做出理性决策应该满足的条件和分析模型。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学者对国家决策行为的分析，首先把国家视为具有给定偏好的单一理性行为体，通过考察国家与所处环境的互动，将国家决策行为纳入预期效用理论模型中。但现实的国家决策并非由国家这一“理性人”做出，而是由其代理人即决策者完成，然而，现实的决策者在做出决策时，并不能做到如“理性人”一般冷静、睿智，没有情感、不带偏见。事实上，决策者往往受到个人情绪、信念和直觉思维等心理因素的影响，借助有限理性尽可能做出有助于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决策。理性决策模型是对现实决策行为经过抽象和简化后的近似描述，为分析决策行为指出了大致方向，而无需关注细节。但决策者的实际决策行为，并非如理论模型所设想的那般有序和线性。虽然真实的决策者无法达到“理性人”要求，但是理性决策模型仍具有重要意义：它为决策者指明了最佳决策需要满足的条件以及应该努力的方向，由此，分析决策行为应该是在理性假定和现实决策条件之间寻求平衡。一方面，关于决策的诸多理性假定及分析模型为分析决策行为描述了一套理想规范；另一方面，现实条件，如决策者的情绪、信念、直觉等心理认知因素为分析决策行为提供了更现实、更微观、更具经验意义的实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