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道超车”：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机遇与新路径

文/刘友金 周健

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经济发展的根本要求

（一）新时代将是高质量发展的时代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的基本特征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强调“要切实把提质增效放到经济工作的首要位置，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就表明，经济发展转向追求高质量、高效率、提升中高端供给的时代。而且“质量第一”“质量强国”首次写入党代会报告，***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16处提到“质量”。可见，高质量发展反应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指向。

推进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根本要求。***在十九大后的首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新时期经济工作的根本要求是“推动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闭幕后发表社论也指出，“高质量发展”是理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的关键，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显然，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新发展理念的核心要义。

（二）高质量发展要促进制造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十九大报告体现了鲜明的问题导向。***总书记之所以提出新时代要转向高质量发展，并强调要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正是因为我国在以往经济发展过程中注重了“量”的增加，忽视了“质”的提升，制造业大而不强，处在全球价值链的底端。全球价值链分析表明，我国呈现出高“参与指数”和低“地位指数”，我国制造业在全球分工体系中处于“出力多、赚钱少”的环节，沦为全球价值链治理中“打工仔”角色。其典型的案例是我国在苹果手机全球价值链中的低端分工地位：苹果公司自身主要从事核心技术研发及品牌推广与营销，而将产品生产环节解构成不同模块，发包到全球各地成本最低的地区（包括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最后集中到中国大陆进行组装。Kenneth L. Kraemer等人关于苹果手机全球价值链分布的研究显示，苹果公司占据了全部利润的60%左右，中国大陆只能通过低价劳动获得其中1.8%的利润份额。要改变这种尴尬地位，必须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

“跟随追赶”过程中的转型升级困局

（一）“跟随追赶”导致价值链低端锁定

我国改革开放正好遇上了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国际分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利用全球分工网络，逐步将自己不具有比较优势的制造、加工、组装等生产工序或价值低端环节等非核心业务外包到世界各国进行专业化生产，自己专注于价值链高端的创意设计、产品研发、品牌运营及管理等核心环节，而发展中国家则更多地处于外围零部件生产、模块化生产或组装加工等低增值环节。在这种差序化格局中，由于受资源禀赋的局限，发展中国家只能从价值链低端环节嵌入新国际分工，被迫采取跟随式发展策略，走“跟随追赶”道路。更为困惑的是，这不仅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而且还可能被长期低端锁定，这是因为：

（1）分工格局被固化。在全球分工背景下，先行的发达国家基于高级生产要素占据价值链高端环节，将价值链低端环节转移或者外包到发展中国家（跟随国家），初级生产要素有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则成为价值链低端环节的承接者，而承接以初级生产要素为基础的低端产业与拥有的相对丰裕的初级生产要素相结合，进一步固化了发展中国家的既有产业分工格局，导致低端锁定，并在长时期内难以打破。（2）比较优势被“弱化”。20世纪末出现的生产标准化，使得发达国家（模块集成商）控制的高端生产环节更加复杂，而发展中国家（模块供应商）从事的低端生产环节更加简化。发达国家利用自身技术优势将生产技术系统“解构”，运用标准体系精细地拆分成普通模块，分包给发展中国家，作为普通模块供应商的发展中国家则被嵌入到作为系统集成商的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全球分工体系，沦落为全球分工协作网络模块化生产体系的依附者，被动地将优质资源投入到碎片化的价值链低端生产环节。发达国家技术越高级，标准体系越完善，发展中国家比较优势发挥空间越被“弱化”甚至丧失，从而进一步使发展中国家被锁定在价值链低端。（3）技术提升通道被隔断。主导国际产业分工的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具有内在的战略性技术“隔绝机制”，这种“隔绝机制”通常意味着某种程度的技术扩散选择性、排斥性和封闭性，一般只向“特定合作伙伴”而不是位于分工体系中所有组织扩散或让渡竞争优势，网络中核心企业的技术升级，会提前将关键的技术体系“解构”或者将高端环节“片段化”，使得“低端合作伙伴”无法掌握完整的技术。甚至网络中核心企业沿某一特定技术路径升级越快，重新寻找新的分工合作伙伴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原有的“低端合作伙伴”则被弱化甚至被淘汰或者抛弃，使得发达国家有机会在利用完某些发展中国家要素禀赋后，再去掠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要素资源，导致被动嵌入在价值链中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失去技术能力动态提升的长期机会。

（二）“跟随追赶”导致经济陷人“悲惨增长”

“跟随追赶”模式下的全球价值链“低端嵌入”，大多依靠“血拼式”的投入拉动，陷入“悲惨增长”境地。主要表现有：

（1）经济发展高能耗。据统计，2016年中国的单位GDP能耗是美国的2.23倍、日本的3.02倍。中国本身是一个能源缺乏的国家，过高的能耗难以支撑中国的可持续发展。（2）制造业产能过剩。我国部分产业供过于求矛盾日益凸显，近几年来我国工业产能利用率持续下降，2014—2016连续三年低于75%。据OECD的估算，2014年我国贡献了全球GDP的13.3%，但贡献了全球过剩产能的37%，是GDP占全球比重的3倍左右，产能存在严重过剩问题。（3）社会资本“脱实向虚”。我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也是一个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的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应当相对较低。然而对比可知，从2005年开始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不断上升，于2008年超过了日本，2013年超过了美国，2015年超过了英国。实体经济的投资占比则从2012年的35.1%下降到2016年的31.5%，社会资本“脱实向虚”，造成实体经济发展受到抑制。（4）产品有效供给不足。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2016年我国出境旅游人次数从8318.27万人次增加到1.22亿人次，连续五年成为世界第一出境旅游市场。与此相应，中国境外消费节节攀升并屡创新高，自2012年我国居民境外消费突破1000亿美元以来，2016年境外消费约2610亿美元，甚至出现了中国游客去日本抢马桶盖的现象。主要原因是我国中高端产品供给不能有效满足国内人们的需求。现实的问题是，中国经济要实现转型升级，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必须融入国际分工体系，但又必须突破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价值链“低端锁定”。如何实现这一突破，需要路径创新。

新产业革命带来了“换道超车”新机遇

（一）新产业革命提供了跨越发展“新车道”

英国著名演化经济学家卡洛塔·佩雷斯曾提出“两种机会窗口”理论：“第一种机会窗口”认为，当某种技术体系在发达国家趋于成熟后，落后国家可以利用劳动力成本优势，从价值链低端入手逐步融入国际分工体系，进行后发追赶；“第二种机会窗口”认为，新技术革命的出现，几乎会将所有国家“拉回到同一起跑线上”，那些像似“一张白纸”的新兴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更能适应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并有机会依托其国内广阔的市场规模实现跨越发展。佩蕾斯认为，发展中国家要充分利用“第二种机会窗口”。佩蕾斯所指的“第二种机会窗口”就是新产业革命形成的经济发展“新车道”，而充分利用“第二种机会窗口”就是把握“换道超车”的新机遇。事实上，英国就是利用第一次产业革命的机遇，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并引领世界经济。美国则是利用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机遇，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并引领世界经济发展。当前以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技术深度融合所形成的新一代智能制造技术，成为了新一轮产业革命的核心驱动力，正在引领和推动新一轮产业革命，将重塑制造业的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及全球价值链，为我国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跨越发展“新车道”。

（二）新产业革命正在改变全球价值链曲线

“微笑曲线”表明，由于全球生产分工的结果，处于“微笑曲线”两端的产品研发、核心零部件生产以及品牌营销是价值链的高端环节，而处于“微笑曲线”中部的模块零部件生产、产品组装是价值链的低端环节。显然，“中部塌陷”是“微笑曲线”的最显著特征。

然而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在新一轮产业革命背景下，全球价值链演进将出现“中部崛起”的新特征。以新一代智能制造技术为主导的新产业革命，使价值流向前端、中断和末端三个关键模块，导致价值链出现前端、中端和末端同时抬高的趋势，即价值链趋平。前端是标准和规则的制定者，产业互联网时代下，网络外部性理论要求供应链流程环节的快速、准确和有效，同时产品基础单元必须实现标准化和统一化，行业内处于领先地位的企业会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行业标准制定权的“锁定”，从而获得价值增值，实现“微笑曲线”的前段引领。中部是智能化生产者，制造过程智能化、个性化和高度集成化，改变了以往加工、组装生产环节的简单流水线作业，制造过程已经变成了创造过程，进而大大提升了加工制造环节价值，使得“微笑曲线”的“中部崛起”。后端是个性化集成者，销售和售后服务由个性化集成平台提供，通过个性化设计、体验价值升级、专业化集成服务等过程，将产品赋予品牌、价值和生命，在为用户提供一揽子解决方案过程中，获得较高的产业组织利润，实现“微笑曲线”的后段强化。可见，随着新产业革命的纵深发展，全球价值链的中部因加工环节智能化，将成为重要的价值增值环节，其结果是关键增值环节可能同时集中于标准规则制定、智能制造和个性化集成三个阶段，全球产业价值链逐渐趋平。全球价值链曲线的演变趋势变化，需要我们跳出传统“微笑曲线”的思维逻辑探求新的赶超路径。

以“换道超车”实现价值链“中部崛起”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一）高质量发展路径创新

对于以“智能制造”为核心的新一轮产业革命，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这为我国制造业实现跨越发展的路径创新提供了可能和契机。我们要顺应新产业革命发展趋势，充分发挥自己制造大国优势进行“换道超车”，推动中国制造业整体跃升，建设制造业强国。

所谓“换道超车”，就是应用英国著名演化经济学家佩蕾斯的“机会窗口”理论，充分利用以“智能制造”为核心的新一轮产业革命机遇。同时，我们也应当遵从未来“智能制造”时代全球产业价值链逐渐趋平的演进规律，采取与以往欧美强调“专注两端”“放弃中部”不同的价值链提升思路，以“中部崛起”带动“两端抬高”实现价值链高端攀升。这就要求，一方面做强中部加工制造环节，以智能制造替代传统制造，推动价值链“中部崛起”，这是因为：（1）微笑曲线逐渐“趋平”是新产业革命主导下全球价值链演进的新特征，智能制造过程就是价值创造过程，产业链的中部也将成为重要的价值增值环节，“中部崛起”就是价值链顺势发展；（2）加工制造是我国的独特优势，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大国，“中部崛起”可以利用并强化自身优势；（3）我们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不能像欧美发达国家那样将加工制造环节大量外包，“中部崛起”能够避免产业空心化。另一方面，着力带动“两端抬高”，这是因为：（1）智能制造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集研发设计及品牌打造于一体的过程，智能制造过程的提升可以推进研发设计及品牌打造水平的提升；（2）智能制造的发展，为产品研发及品牌打造提供了新的手段和平台；（3）制造模式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革，必然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催生新业态、新品牌。

（二）高质量发展新路径的实施策略

1. 坚持创新引领

要成功实现“换道超车”，归根到底要依靠技术创新。面对以智能制造为核心技术的新一轮产业革命，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都纷纷结合自己特点提出了相应的技术路线和行动方案：如美国发布“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英国制定“工业2050战略”，德国发布“工业4.0战略”，日本提出“社会5.0战略”。这些战略方案的本质就是技术创新，抢占未来发展的战略制高点，将发展智能制造作为在新一轮产业竞争中取胜的关键举措。我国要坚持创新引领，加速实施《中国制造2025规划》，聚集优势创新资源，消除体制机制障碍，激发社会强大创新活力，克服创新能力不强的“阿喀琉斯之踵”，确保在未来制造业竞争中达到国际领先地位。

2. 发挥大国优势

借助以智能制造为核心技术的新一轮产业革命带来的“换道超车”机遇，实施价值链“中部崛起”带动“两端提升”的价值链高端攀升策略，需要在产业分工体系的“前”“中”“后”端进行全产业链突围。这种方式，一般的小国受市场、资源等条件的局限是难以做到的，中国恰恰可以借此发挥大国综合优势：首先，中国作为大国有巨大的、多元化的市场规模，为全产业链发展提供了巨大的需求市场；其次，中国作为大国，其经济的多元性及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形成了发展的梯度差异，为全产业链分工提供了层级化空间；再次，中国作为制造业规模跃居世界第一的大国，产业体系完备，研发体系完整，要素资源丰富，为全产业链突围提供了基础条件。

3. 主导价值链分工

价值链治理者可以通过控制核心技术和产业标准，整合高级要素资源，获取大量经济租金。实现价值链高端攀升，需要我们从产业链分工的参与者转向产业价值链的治理者，从利用国内低端要素转向利用国际高端要素。这就要求：一是利用“换道超车”机遇争取先发优势，积极研发和控制核心技术，从价值链高端嵌入国际分工体系，掌握价值链治理权，主导价值链分工；二是依托广阔的国内市场，积极主导产业链整合，形成“链主”优势，突破以往被动地用“市场换技术”的依附状况，迫使发达国家主动以“技术换市场”；三是努力培育领先企业，主动引导制定产业标准体系，改变价值链竞争的国际游戏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