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思潮发展轨迹研究

文/邹力行

18世纪中叶以来，经济理论与实践紧密围绕“私有制与公有制，以及市场竞争与政府干预”这组核心问题，形成两大阵营，进行了深入的激烈的争辩和斗争。粗略地看：18世纪下半叶和19世纪，是私有制和自由市场竞争为主要力量推动发展的世纪；20世纪是政府干预和公有制发挥重要作用的世纪；21世纪是以混合经济为主流的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质上是一种混合经济。

现代经济思潮的前期准备

14、15世纪，世界酝酿重大变化。在中国，明朝初期郑和率领庞大船队七下西洋，拜访了三十多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国家和地区。在欧洲，一些城市已稀疏出现资本主义最初萌芽。特别是15世纪末，哥伦布大发现开发出新的世界市场。在资本主义经济逐渐发展的基础上，新型的资产阶级为了自由从事商业、工业和其他方面的活动，打起人文主义思想旗帜，反对封建制度的压迫和宗教神学的束缚，发起了生机勃勃的文艺复兴运动，产生了重商主义，出现了形态独特的“资产阶级”、城镇“公民”和受法规约束的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形成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和契约精神，为资本主义发展和工业革命以及现代经济思潮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相比较而言，中国较早就出现过资本主义萌芽。比如，北宋发明纸币并得到广泛应用，也有重商主义、城市经济和税收福利政策等。但是，由于缺乏欧洲文艺复兴这样的思想解放运动，缺乏独特的资本主义精神气质，缺乏制度创新、组织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基础，中国通过小商品生产者自发分化而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极为缓慢，一直没有成为社会的主流。

19世纪的私有化经济

18世纪至19世纪，欧洲出现了资本主义思潮和社会主义学说，但主要是资本主义思潮，私有制和自由市场占主要地位。

（一）资本主义思潮高涨

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了著名的《国富论》，标志着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诞生。《国富论》论述了利己主义的利益观，认为在经济生活中，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这是人性的一面，也是一种自然现象。因此，亚当·斯密比较强调市场这只“看不见手”的作用，主张自由放任。《国富论》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经济思维范式，为经济学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称为“资本主义革命理论”。

随后，一大批亚当·斯密《国富论》思想的信徒，不断地深化、修改、完善和发展亚当·斯密创立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比如，大卫·李嘉图，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关系。西斯蒙弟发表了《论商业财富》，创立了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建立了人口科学理论体系，发表了著名的《人口原理》。让·巴蒂斯特·萨伊提出了萨伊定律，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概论》，开创了供给学派理论先河。

进入19世纪下半叶，奥地利经济学家卡尔·门格尔、英国经济学家威廉·杰文斯和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在继承和发扬古诺和戈森边际经济概念基础上，几乎同时提出了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发起了边际革命。在这三人之后，美国经济学家约翰·贝茨·克拉克在《财富的分配》书中，进一步深化了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提出了别具特色的边际效用价值论；奥地利经济学家维塞尔在《自然价值》书中，系统阐述了机会成本概念，用归属法分析货币的边际效用及货币对价值的影响；法国经济学家帕累托在《政治经济学教程》中，发展了系数效应论和无差异论，提出了帕累托适度和经验性分配法则，即帕累托法则（80/20法则）。正是众多经济学家的努力，使得经济学理论内容和技术手段得到进一步拓展，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到19世纪末期，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建立了以完全竞争为前提、以均衡价格为核心的全新体系，创立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标志着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和实践达到新的高度。

（二）社会主义学说产生

在资本主义思潮迅速发展的同时，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的内在矛盾不断加深和尖锐，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工人运动也不断出现，迫切需要革命理论作为指导。因此产生了社会主义学说。

首先是产生了空想社会主义萌芽，受托马斯·莫尔《乌托邦》影响，18世纪欧洲涌现了梅叶、康莱里、马布利、巴贝尔等一批空想社会主义者，他们猛烈地批判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勾画了公有制社会主义蓝图。

随后又出现了圣西门、傅立叶/欧文、卡贝和魏特林等批评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形成了与资本主义经济学对立的一个学派，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一定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以他们那个时代的思想理论巨人为师，以他们那个时代所产生的学说为出发点，对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进行了系统学习、批判、继承和发扬，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人类思想与人类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创立了一种崭新的代表无产阶级利益和要求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即唯物主义历史观和以剩余价值为基石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完成了《资本论》这部科学巨著，《资本论》成为工人阶级的“圣经”。

不过，总体而言，虽然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社会主义学说，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但是，应该说，19世纪是资本主义学说和资本主义经济兴旺发达的世纪，整个社会主要是由资本主义主导。特别是英、法、德三国，分别在1640、1789、1848年爆发的资产阶级革命，使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达到鼎盛时期。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资产阶级争得自己的阶级统治地位还不到一百年，它所创造的生产力却比过去世世代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

20世纪的社会化经济

（一）自由市场经济学说继续深化

一大批著名的经济学家继承和发展古典政治经济学，从不同的角度提出新自由主义。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提出《货币经济周期理论》。英国经济学家埃德温·坎南和莱昂纳尔·罗宾斯提出对经济学界有深远影响的新的方法论，形成伦敦学派。美国经济学家弗兰克·奈特、奥地利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和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出版《货币理论与经济周期》等著作，形成芝加哥学派。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出版《经济发展理论》，首开创新理论先河。德国经济学家路德维尔艾哈德，1957年出版《来自竞争的繁荣》，建立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理论。美国经济学家阿瑟·拉弗，以供给为着眼点，提出“拉弗曲线”理论，成为“供给学派”代表人物。美国另一位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坎，1972年出版《公共选择理论》，建立公共选择学派。20世纪80年代，弗里德曼《资本主义和自由》在全球产生重要影响。世界政治舞台诞生了美国里根政府和英国撒切尔政府，他们遵循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其结果虽然暂时助力了美国经济复苏，但也为20世纪末经济泡沫和21世纪初金融危机埋下了苦果。对此，全球一直在反思。

（二）政府干预理论发展更快更深入

在资本主义学说发展过程中，以凯恩斯为主的另一批著名经济学家，从不同角度发展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强调政府干预理论和实践的重要性，强调社会权力和制度创新的必要性。凯恩斯在深入总结20世纪初第一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基础上，提出了有效需求理论以及国家应对经济实行干预的观点，出版了著名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形成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完全对立的宏观经济学，称为“凯恩斯宏观经济学革命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托宾提出“资产持有形式”理论，形成了新古典综合学派。英国经济学家皮·罗斯拉法和琼·罗宾逊系统阐述不完全竞争理论，形成了新剑桥学派。美国经济学家菲利普斯、萨缪尔森和索洛，提出了菲利普斯曲线。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提出了“奥肯定律”。这些法则对完善宏观经济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

20世纪60年代，威廉·阿瑟·刘易斯提出发展经济学二元经济模型，成为计划经济的一个理论基础。德怀特·H·波金斯进一步深化了发展经济学。70年代罗纳德·麦金农提出金融压抑和金融深化问题，强调金融、外贸、财政政策作用。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强调“制度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思在《经济学和公共目标》中，进一步深化了新制度经济学。美国经济学家安格斯·迪顿利用实验法研究消费、收入、储蓄、贫穷、健康和福利等领域问题，分析世界贫富分化和不平等问题。美国另外三位经济学家——乔治·阿克尔洛夫、迈克尔·斯宾塞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论证了市场信息的不对等现象，为发展中国家制定经济增长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

（三）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得到深入发展

在政府干预理论发展的同时，社会主义理论实践相向得到发展。

在苏联，列宁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的理论，指出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社会（或发达的社会主义）是两个相互衔接而又不同的两个历史阶段，前者为后者存在和发展奠定了基础。1924年1月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提出了“社会主义是最统一最集中的经济”的思想，强调指令性计划，在苏维埃革命基础上建立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大力推进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国家现代化，把一个使用木犁的国家，转变为一个拥有核武器的世界强国，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由于过分强调计划经济，甚至滥用计划手段，忽视了市场经济作用，苏联计划经济累积和暴露了严重的问题，以致成为20世纪末期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中国，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战争年代根据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际，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纲领和经济思想，强调“四面八方”努力，为革命与战争事业保障物质供应上的需要；在新中国成立后，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提出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一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思想。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加快了改革开放步伐，加快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进程。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基础上积极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历了两个不同的30年。前30年以计划经济为主，在较短的时间内，把一个遭受百年战乱、一穷二白、满目疮痍的世界最贫穷大国，建设成了独立自主、初步繁荣的国家，取得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恢复经济稳定发展和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伟大成就，取得了“两弹一星”的伟大成果，大幅度提升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这个时期也确实存在计划过死的弊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大力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手”的作用，商品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中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中国高铁等成为引领世界的行业，中国确实大幅度增强了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了国际影响力。同时，深层次的问题也是很严重、很突出。十九大深刻总结中国发展历史性成就和变革，宣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有新使命、新目标、新战略。

在东欧、亚洲、南美等地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实践也在积极探索，在美欧等发达国家也一直是热烈讨论的主题。德国经济学家爱德华·海曼20世纪50年代提出“市场社会主义”。20世纪80年代中期，英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索尔·埃斯特林、尤利安·勒·格兰德等人集体出版了《市场社会主义》一书。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苏联东欧剧变，很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因此放弃他们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如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认为，苏联的解体并不表明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终结，而只是表明教条的马克思主义某些观点的终结。2013年，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新著《21世纪的资本》是向马克思《资本论》致敬的一部重要著作。

总体而言，在20世纪经济政治生活中，政府干预主张和自由竞争主张轮番上阵，但政府干预主张似乎时间更长、影响更大，占据了上风。特别是20世纪出现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使得社会化经济这股主流更加汹涌澎湃。社会化经济强调生产—流通—消费的社会性，不光是少数人的事，而且是全社会的事；希望不光少数人是有产者，而且要让大多数人成为股东，让全体社会成员获得基本保障、分享发展成果。

21世纪的混合经济

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和理论证明，无论哪一种纯粹单一的经济形式，都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经济效率的提高。在开放的经济社会，不同的经济主体相互交换产品，交换货币，交换信用，客观存在着一个由各种经济主体形成的网络和多重均衡。特别是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入，经济发展各方面的有机联系越来越密切。表现为结构的调整和系统的调和，调整和调和的结果必然形成混合经济。混合经济是公私混合的经济，本质上是大众经济，是共享经济。混合经济和互联网技术正在提升和增强社会主义因素的影响力，体现马列学说、毛泽东思想与时俱进的生命力。这种混合不是简单的混合，而是对传统进行扬弃和提炼，是从历史中脱胎换骨的变革。这种趋势是平衡规律的作用，是历史发展的平衡，也是社会发展的平衡，体现了社会经济平衡发展的要求，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质上是一种混合经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不同所有制经济的无差别化，消除经济所有制之间的篱笆，使所有人都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为了促进中国特色混合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健康发展，需要坚持“先立后破”原则。先立后破，至少“立”和“破”一样重要，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要求。需要进一步加强对混合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深入研究。混合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具有一些新的重要特征，比如整体性特征、系统性特征和社会性特征，不但有微观的混合所有制形式，而且有宏观的综合形态，需要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需要相应的理论指导和技术支持。

总之，理论的发展总是表现为以新理论取代旧理论的形式推进，不同时期的人类认识，都具有一定的有效性和可靠性，但都不会是永恒不变的真理。可以说，不是当年资本主义学说不好，而是时代发展了；不是当年社会主义学说不行，而是时代发展了。时代发展需要新的学说、新的思想、新的途径。300年的近代经济理论和实践是一个不断推陈出新、不断完善前行的过程。今天的资本主义和19世纪的资本主义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今天的社会主义和20世纪的社会主义相比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变化的结果是“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21世纪，是一个混合经济的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