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俄罗斯政治精英的代际更替

文/张昊琦

当代俄罗斯政治精英的代际更替

文/张昊琦

苏联解体已经过去25年，普京执政也已经16年，俄罗斯政治精英的代际更替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成为一个引人瞩目的问题。2012年普京重新就任总统后，俄罗斯政治精英的代际更替开始逐步推进。国家权力机构中的人事变动已经不是个别的现象，而是一种系统性的安排。如果说2012年普京刚刚就任之时还不是太明显的话，那么2013～2014年的系列人事变动已经开始显示出它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全局性。2015年俄铁总裁亚库宁退休以及2016年总统办公厅主任伊万诺夫被新人瓦伊诺取代，被外界视为“老近卫军”开始退出的信号。2018年俄罗斯面临新一届总统大选，目前政治精英代际更替的速度正在加快，并且有可能在2020年前后完成。

俄罗斯政治精英的代际划分与周期

代际更替是保证人类社会的创造潜力得以不断更新的基本过程，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机制之一。代和代际更替的研究大致有两种视角，一种是人类学和人口学的视角，代和代际更替被视为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现象，它是时间的流动造成的；另一种是社会历史的视角，代和代际更替被视为一种社会和历史现象，它是时代和文化塑造而成的。作为自然现象的代和代际更替反映了人类新陈代谢的客观过程，作为社会历史现象的代和代际更替则被赋予了社会和文化内涵。

在考察俄罗斯政治精英的代际更替时，我们也应该同时注意到两种过程，即自然的过程和社会、政治及历史的过程。从自然的过程看，老一代政治精英的退出和新一代政治精英的进入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客观规律，不论是民主政治还是威权政治，不论是有序的制度设置还是任意的人为安排，代际更替都不可抗拒。从社会政治的过程看，一个国家的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决定了政治精英的代际更替具有自身的特点，这种特点在不同的时代环境和历史背景下也有不同，例如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老人政治与当代俄罗斯政治精英的年轻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代际划分与周期问题上，学者们的观点历来就不一致。19世纪下半期，法国学者德罗梅尔、科尔诺和费拉里等从人和社会发展的生物学节律出发，将代际更替的时间划分为15年、30年和33年。费拉里还提出了四代的周期模式，用以解释更长时段的“历史节奏”。关于俄罗斯政治精英的代际划分与周期问题，俄罗斯学者也存在不同的看法。精英学家克雷什塔诺夫斯卡娅以上层政治精英的经验样本为基础，得出在1986、1989和1992年这三个时间节点上，俄罗斯政治精英的平均年龄分别为65、56和47岁，用以说明代际更替过程和社会历史过程之间的相互联系。俄裔历史学家А.亚诺夫在研究政治精英代际更替周期与内外政策变化周期之间的相互关系时，提出了“俄罗斯政治体制”的概念，认为后任否定前任是俄罗斯政治进程中的特性，因此俄罗斯政治变化的节奏与代际更替的节奏并不吻合，代际更替理论对于俄罗斯政治系统而言并不适用。

俄罗斯老一辈社会学家Л.谢多夫基于经验研究，认为俄罗斯政治精英的代际更替周期约为17年，他列举说，在1934～1937年（1917 + 17），列宁的老近卫军被斯大林及其新人清洗殆尽；在1951～1956年（1934 + 17），斯大林主义者被反斯大林主义者以温和的手段排挤出去；1968年（1951 + 17），这批精英又被新的精英所替代；在1985～1988年（1968 + 17），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改革派精英占据了苏联政治的舞台；2002年，普京的精英团队将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派排挤出去。因此，按照这个序列后推，俄罗斯政治精英的下一个代际更替时间将是2019年左右，成长于叶利钦时代的年轻人将进入政坛。这种排列虽然有些机械，但它可以反映出俄罗斯政坛变化的规律。谢多夫自己也认为，17年只是一个约定的人口学意义上的大致周期，进入权力的年轻一代在这个周期里成熟起来并且分化，利用代际更替的时机将以前的成功之辈扫地出门。

当代俄罗斯社会学家В.帕申斯基根据政治精英的时代角色及其总体特征，将1917年至今的俄罗斯政治精英归为“完全的”和“不完全的”的两大类，“完全的”一代与“不完全的”一代成为一对，交替而进。由此他将谢多夫16～18年的代际节律翻倍为32～36年（1917-1953-1985-2024），认为俄罗斯政治精英的这一轮代际更替将在本世纪20年代初全面铺开。帕申斯基自称，谢多夫的代际周期是一种正常的、最佳化的代际节律，而他的非最佳化的慢节律则反映了俄罗斯国家机器以及政治系统的总体特征：“完全的”一代无法让其下一代（“不完全的”一代）自我实现，挖掘潜力，因此阻碍了国家人力资源的完全开发。

谢多夫的正常节律与帕申斯基的慢节律都有其合理性。2018年的总统大选是俄罗斯政治生活中的一个节点，如果没有任何意外，普京将继任总统，并且为2024年卸任后的政坛布局。如果按照帕申斯基的慢节律，2014年之后的一代将是“完全的”一代。

普京时代政治精英代际更替面临的主要问题

在俄罗斯的精英传统中，精英是最高权力推行现代化的工具，“服务性”是其最重要的特征。针对政治精英在俄罗斯社会中的作用以及社会的特征，斯大林曾经提出“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普京执政后也意识到斯大林的这个公式依然有效，但是俄罗斯的政治精英存在着许多问题，如行政效率低下，贪腐盛行，派系林立，内斗严重。这些问题也是代际更替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俄罗斯一直存在干部短缺问题，但这并不是量的不足，而是质的缺乏。普京曾指出：“尽管官员数量庞大，但国家依然面临着严重的干部匮乏，权力的所有层面和所有国家机构都存在这种现象，管理者的匮乏，有效人员的匮乏。”为了解决干部匮乏问题，叶利钦时代就已经启动了总统干部储备库计划。梅德韦杰夫就任总统后也有自己的干部储备库。2012年普京上任总统不久，就确立了管理干部储备库组建与培训委员会的人员组成，负责干部的遴选；12月14日颁布了关于联邦国家机构干部储备库的总统令；2013年2月11日组建了国家机构及管理干部储备问题委员会，直接隶属于总统；2015年3月30日，对市政机构干部培训机制的有关法律进行修改。总统干部储备库的名单基本上每年更新，由总统最后确认。可以看出，总统干部储备库已成为一项制度安排。显然，干部储备库也将成为精英代际更替的基础。

普京重新执政后，在人事调整方面特别注重年轻化和专业性，为年轻的技术官僚上位创造条件。在最近一次更新的干部储备库中，共有136人进入，都出生于20世纪60～80年代，年纪最大的54岁（1962年生），年纪最小的32岁（1984年生）。为了打造俄罗斯的“硅谷”，普京2012年重组内阁时，任命年仅29岁的尼基福罗夫为通信与大众传播部部长，看中的是他的技术专长。2016年8月，普京更是将年仅44岁的瓦伊诺推上总统办公厅主任的要职，看中的是他杰出的行政才能。俄罗斯学者在2013～2014年所进行的一项关于联邦层面政治精英升迁途径的实证研究中发现，来自经济部门机构的政治精英已经占据了相当的比重（16%），其中一半自1991年起即从经济部门开始仕途生涯；而在行政管理机构工作了十年以上的精英则超过35%。可以预计，大批经济和行政管理方面的专业人才将借代际更替之机进入政治精英队伍，60年代后的干部将全面上位。

普京执政团队中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是派系化严重，这是代际更替中普京需要考虑的重大问题。派系化问题早在2007年切尔克索夫公开信事件中就被披露出来，此后明琴科的报告将普京的团队描绘成类似苏共政治局一样的结构，虽然报告的新版本不断推出，但“政治局”这个结构依然存在。米哈伊尔·济加尔在《克里姆林宫团队全貌》一书中指出，普京一个人做出所有的决定，但是普京不是一个人，这是一个大集体。作为一个“仲裁者”的角色，他需要注意团队内部的平衡。代际更替时，这个旧平衡肯定会被打破，新的平衡呈现何种面貌将令人瞩目。

20世纪90年代后期，普京开始进入克里姆林宫和白宫工作时，随身人员不多，这些人既无政治经验，也无权威，政治团队还没有形成。由于“自己人”严重缺乏，叶利钦时代的“家族”势力如沃洛申以及一些自由派精英继续留任。事实上，普京从第二个任期才组成并完善了自己的“团队”。在普京的团队结构中，“强力派”占据了四分之一的数量，其影响力非同寻常，谢钦、谢·伊万诺夫、帕特鲁舍夫、博尔特尼科夫、维·伊万诺夫、切尔克索夫、亚库宁、切梅佐夫、柴卡等人都属于这个系统，而且身居要职。这些人被称为普京的“老近卫军”。由于年龄结构问题，这些老近卫军的退出将是迟早之事。“强力派”的年龄都偏大，除了谢钦出生于1960年外，其他大部分都生于1950年前后，属于普京的同辈“战友”。此外，“强力派”已经逐渐成为普京的负资产，在俄罗斯社会中形象不佳。普京消灭“金融寡头”后，“强力派”崛起成为“强力寡头”。他们过于强势，而且相互倾轧，时有丑闻爆出。2016年俄总检察长柴卡之子的腐败在社会中的反响就是一个明证。从伊万诺夫和亚库宁的去职情况看，“老近卫军”逐渐淡出政治舞台，将是此轮代际更替的重头戏。发挥“强力派”的作用，同时又抑制其影响，应该是普京的一个重要考虑。目前“强力派”内部的系统人事调整正在加速，改组联邦安全局、重建新克格勃的构想也是一个信号。

因此，在新旧交替之际，普京选择的重点是那些派系并不突出的人员。例如乌柳卡耶夫受贿案后，尽管经济发展部的制度性地位有所下降，但对部长职位的角逐依然激烈，各派系推出了自己的候选人。当时普京通报说，这一职位的候选人至少有三到四个。普京最终选择了34岁的奥列什金，他此前是财政部九个副部长中的一个，并没有得到太多的聚光。取代伊万诺夫总统办公厅主任职位的瓦伊诺，也没有任何派系色彩，尽管地位显赫，目前他还没有成为“政治局”成员的资格。

政治精英代际更替与制度及文化环境

政治精英的变迁是观察社会政治系统变化趋势的重要因素，同样政治系统的结构和变化影响着精英的利益和价值取向。当代俄罗斯政治精英代际更替的特点，可以从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两方面来进行考察。

从制度环境方面来看，普京时代以秩序优先，强调政治和社会稳定，为此而建立了垂直权力体系，政治的“可控性”大为增强。但与此同时，“可控性”也导致了政治系统封闭性的加强。作为政权党的“统一俄罗斯”党一党独大，在政坛上已无对手，在历年的选举中都以压倒性的多数取得优势。梅德韦杰夫将这种现象视为“政治停滞”，其危害在于，反对党没有任何获胜的机会而日益边缘化，执政党没有对手而日益退化，这两种情况都将危及政治的稳定。战略研究中心在2011年曾发布报告，指出俄罗斯已经步入了“深刻的政治危机”，民众对政治体系的信任度不断下降，俄政权的合法性程度越来越低。

从文化环境方面来看，俄罗斯社会经历了狂飙猛进的叶利钦时代后，在当局的引导下步入了保守主义轨道。依赖“铁腕”人物、期盼“明君”管理国家的传统心理在俄罗斯的民众中依然有着坚实的基础。虽然民主、自由和法治的观念在俄罗斯社会转型中已经扎根，2011～2012年俄罗斯爆发了大规模的政治抗议活动，但是随着普京社会控制措施的不断加强，同时也由于乌克兰危机后“后克里米亚共识”的出现，俄罗斯公共活动空间不断被压缩。当年轻人逐渐适应现行体制时，政治冷漠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在2016年国家杜马选举中，投票率不足一半，年轻人的政治参与度更低。

随着政治系统封闭性的加强，当代精英流通也具有相对的封闭性。政治精英流通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权力机关的内部流通。对2013～2014年联邦国家权力机关高层官员的来源分析显示，83%的职位都是内部流通的结果。一方面，行政精英沿着职业化的道路向上升迁，逐渐占据国家权力机关中的关键岗位；另一方面，国家权力机关中官员跨部门的平行流动也非常典型。此外，从地域方面来看，精英的流动性极不平衡，升迁具有明显的“首都性”，当前超过半数的政治精英从1995年起就开始在莫斯科工作，14%来自圣彼得堡。另外，在输送行政精英以及提供政府成员方面，议会作用不大，这与民主发达国家完全不同。由议会升迁至政府的精英很少，反映了当代俄罗斯政治系统的一个特点，即议会制度薄弱。

俄罗斯政治精英流通封闭性的特点也表现在官员“家族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2011年伊诺泽姆采夫曾经撰文指出整个家族渗透到政府部门中的现象，这种状况现在仍然没有改变，从总统干部储备库的名单中就可以发现，“子承父业”并不是个别现象，“赢家通吃”的情况在俄罗斯社会越来越突出。这种现象导致俄罗斯政治精英流通的阶层固化，极不利于俄罗斯政治的发展。

当代俄罗斯政治精英的实用主义、机会主义和犬儒心理已成为普遍现象。与叶利钦时代政治精英的意气风发和公开辩论相比，普京时代的幕后政治比较突出。为人低调，不抛头露面，行事守密，这些特征近些年来已经成为克里姆林宫官员的共性。从普京的人事安排可以看出，忠诚于普京、高效的执行力，成为年轻一代补位的必需条件。普京需要的是忠实的执行者，而不是有创造性的思想者：个性突出的前意识形态总管苏尔科夫由于站队问题而被踢出，宣称“没有普京就没有俄罗斯”的沃洛金则进位国家杜马主席。有创造性的官员往往让位于事务型官僚。

政治精英的这些风貌直接影响到试图进入精英队伍的年轻人。作为精英新梯队的年轻一代将在这一轮代际更替中上位，其中80年代的年轻人出生在苏联解体前夕，被称为“叶利钦胜利”的一代，其成长环境是市场经济社会，因此他们总体上将更加现实地考虑自己的前途。伊诺泽姆采夫曾指出，当代俄罗斯庞大的社会群体竭力进入体制，与苏联的最后几年正好相反。2014年2月总理梅德韦杰夫也指出，年轻一代想当官的现象是一个危险的信号。理想主义的消退，实用主义的增强，将深刻影响到俄罗斯下一代政治精英。

结语

2012年普京重新就任总统以来的人事调整，尤其是2016年的人事变动，普遍被认为是普京为国家杜马选举以及2018年的总统选举提前布局。这当然是重要的近期因素。但是，国家杜马选举结果早就在当局的预期之中，而2018年总统选举也不是普京能否当选的问题，而是普京是否愿意继续留任的问题。所以，系统性的人事变动是俄罗斯政治精英代际更替的一部分。当前俄罗斯政治系统的相对封闭性、普京个人的政治理念和风格，以及精英队伍的结构性固化，严重制约着政治精英的流通，也影响着新一代政治精英的风貌。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摘自《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