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发展社会学到转型社会学：发展研究学科范式的新探索

文/文军 王谦

从发展社会学到转型社会学：发展研究学科范式的新探索

文/文军 王谦

发展与转型：社会学理论视阈下的重要议题

作为社会变迁具体面相和概念分析工具的“发展”与“转型”，从社会学诞生之日起就与以研究现代性为己任的社会学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成为社会学视阈下的重要议题之一。聚焦于发展研究的发展社会学已经发展成为涵盖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等在内的较为完善的社会学分支学科体系。关于社会转型的研究也随着20世纪末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转型国家的快速兴起而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今天，发展社会学常因发展理论滞后于发展实践而陷入到自身的学科危机中，而最契合当下社会变迁特点的社会转型研究，是否有可能从学科意义上成为一种新的发展研究范式值得进一步讨论。

“发展”在中西方的语境中都有事物逐渐朝向好的方面变化之意。而“转型”据新版《新华汉语词典》的解释，指的是社会经济、文化、价值、生活方式等发生转变，英文世界中则指的是人或事物发生的整体性改变。从最基本的涵义看，发展与转型相比更强调一种方向性。而要进一步理清二者的逻辑联系，就得回到社会学的现代性命题上。现代性作为一个具有丰富意涵且使用频率较高的词汇，有学者将之视为人类社会从自然地域性关联中脱域出来之后形成的一种新的人为的理性化的文化模式和社会运行机制。作为现代性产物的社会学，其本身就是一门研究“何为现代性”的科学。对社会学视阈中“发展”与“转型”关系的分析，也可以放在现代性的多维图景中去探讨。第一，现代性的时间维度。现代性本身隐喻了一种历史的线性时间观，“发展”突显了社会变迁中现代性的线性展开逻辑，更强调传统与现代时间上的先后性与连续性。“转型”则打破了传统与现代之间二元线性发展模式，强调的是现代性非连续性或者断裂性的一面。第二，现代性的制度维度。现代性在具体社会变迁过程中通过一系列制度性安排得以展现。“发展”倾向于从纵向或者完整的社会变迁脉络中去说明现代性在经济、政治、文化、组织等领域中的制度性变化，因而更强调现代性制度性运行中稳定性的一面；而“转型”则倾向于从横向或者某段相对变动集中的社会变迁片段中去探讨现代性在上述这些领域中的制度性变化，因此更强调现代性制度运行中相对不稳定的一面。第三，现代性的精神维度。现代性代表了一种理性的精神，其特征就是一种对过去甚至对自身的批判与反思。“发展”的单向度趋势以及长期以来发展经验和发展模式的固化让发展研究在反思现代性上存在不足，从而让发展研究容易陷入到趋同化的危机中，而更具备中性取向的转型研究则有益于从趋同化的危机中脱离出来，在价值取向上更具差异性和多元化。

概言之，“发展”和“转型”是一对相互重合又各有侧重的概念。它们的重合性表现在二者均可以用来指称社会变迁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发展是有方向的转型，转型是转变之下的发展。“发展”和“转型”又各有侧重，这种侧重表现在即使它们都可以用来揭示现代社会形成的逻辑，但“发展”的本质决定了它更强调现代性展开过程中连续、稳定、单向的一面，而“转型”的特质则让它更偏向于现代性展开过程中断裂、相对不稳定以及差异化的另一面。

危机与挑战：全球化背景下发展社会学的学科反思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这场涉及各个领域在内全方位深刻而急剧的社会变迁，打破了发展社会学对发展实践节奏的把握，使发展社会学陷入到了自身严重的学科危机中。尽管发展社会学研究者一直在努力调适传统理论范式以适应新的发展，但发展社会学范式本身固有的局限却对发展社会学的未来发展构成挑战。特别是转型国家的不断涌现，对发展社会学传统的理论视角和分析框架造成了很大的冲击。20世纪末苏联等东欧国家的急剧转型，21世纪初席卷整个阿拉伯世界的中东变局，都暴露了发展社会学传统理论范式解释力的不足，而被发展社会学视为现代性经典样板的欧美国家同样面临着全球化所带来的种种不确定性：金融危机、生态危机、恐怖袭击以及难民危机，都在冲击着欧美发达国家现有的政治、经济、文化、人口和社会结构。全球化的今天，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社会转型过程相互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多元化的转型国家样式。

全球化背景下多样化的转型实践首先引发发展学者对“传统与现代”发展元问题的反思：传统与现代之间具有时序性且单向度的进化论式发展是否仍在继续？率先崛起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性模式一定是非西方不发达国家发展的必经之路吗？当全球化嵌入地方情境时更强调的是西方现代化经验的普世性还是地方本土经验的独特性？全球化带来的究竟是非西方国家传统的脱嵌还是反而更激发出民族国家传统的自我保护？这些问题的出现从根本上导源于全球化打破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二元对立或者连续统式的发展，使传统和现代的因素糅杂于一起，以不同的勾连方式多元共存于当下复杂的社会大转型过程中，发展社会学关于传统与现代之间关系的认知也因此被不断重构。

与此同时，发展社会学现代性语境中西方发达国家和非西方不发达国家之间“现代性”与“现代性他者”的关系也因此受到挑战。对西方国家现代性的阐释一直是社会学的核心议题之一，虽然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发展被纳入到发展学者的研究中，但这种研究更像为西方国家的现代性提供合法化的注脚。非西方国家作为“现代性的他者”，其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它要么作为一种反证，用来证明现代性之所以最早在西方出现就在于西方社会具备了非西方社会所不具备的某些特质，要么作为一种传统“在场”的研究素材，为当下西方国家现代性的研究敞开了一扇“可以进入的历史”的大门。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这种现代性和“现代性他者”的关系，还表现在全球化进程中西方国家作为现代性的主体，常被视为全球化扩张的发源地和推动力，而非西方国家在其中更像扮演了一种现代性被动接受者的角色。二者的关系反映到发展社会学理论层面，更是直接表现为西方学术话语对整个发展研究的宰制。但进入21世纪以来非西方国家的崛起，以及不同国家在地方本土经验融入全球化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多元化社会转型之事实，暴露出了发展社会学在“他者的现代性”上反思的不足。

转型社会学的形成、发展及当代价值

如果说发展社会学产生源于发展中国家建设现代性的需求，那转型社会学的兴起则是对全球化进程中转型国家的现代性所作出的一种新回应。转型社会学关注的正是全球化背景下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转型国家的多元现代性问题。

社会学对社会转型的研究从社会学成立之日起就开始了——无论是古典社会学时期斯宾塞（H.Spencer）的“军事社会”和“工业社会”、滕尼斯（F.Tnnies）的“共同体”和“社会”、迪尔凯姆（E.Durkheim）的“机械团结社会”和“有机团结社会”、韦伯（M.Weber）的“宗法社会”和“理性化社会”，还是现代社会学阶段帕森斯（T.Pasons）建立在五个模式变项上对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区分，或是当代社会学时期贝尔（D.Bell）的“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贝克的“第一现代社会”和“第二现代社会”等，都是对广义的社会转型所做出的尝试性解读。与这类研究高度相关的是从中观视角即从横向社会结构发生的转变来展开对社会转型的研究，如探讨构成社会的政治领域中的民主转型问题，探讨构成社会的经济领域中的市场转型问题等。在社会学关于“社会转型”的研究中，还有一类研究是以苏联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做为研究对象。这类研究在国际社会学界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转型社会学研究领域，以伊亚尔（Gil Eyal）、唐斯利（Eleanor Townsley）和赛勒尼(Ivan Szelenyi)为代表的“新古典社会学”学者，试图“理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以及各种后共产主义政体之间的系统性差异”，把正在发生转型的苏联、中国、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纳入到资本主义的框架中。而以布洛维（Michael Burawoy）为代表被称之为“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从对资本主义批判立场来关注发生在这些国家的转型。

当全球化改变了发展社会学所植根的环境并暴露出发展社会学研究范式固有的局限，当各民族国家的社会转型变得越来越复杂多元且扑朔迷离，转型社会学研究有必要从发展社会学学科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发展研究范式。转型社会学具备的当代价值在于四点。第一，在一个逐渐全球化但仍不稳定的世界中，转型社会学研究无疑更契合当下社会变迁的特点。“转型”概念本身的中立性以及强调断裂、不稳定以及差异化的特点，使转型社会学研究可以以一种更包容和更开放的视角对待全球化背景下的一切社会转型，更契合当下社会变迁的时代特点。第二，在对待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上，转型社会学可以突破发展社会学在传统与现代关系视角上的局限。“转型”之“转”以一种方向上的改变和不确定性，打破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这种线性的延续关系，使得转型社会学可以突破发展社会学的局限，专注于研究当下融传统与现代于一体的社会转型。第三，将转型社会学从传统的发展社会学学科体系中独立出来，有助于弱化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只有将转型社会学从发展社会学的学科体系中剥离出来，建构自己独立的研究范式，非西方国家“他者的现代性”问题才能真正得到重视，西方中心主义对发展研究范式的影响才有可能得到最大程度的消解。转型社会学研究范式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相对于发展社会学而言所具有的价值祛魅功能。第四，转型社会学研究范式的建构，可以打破传统发展社会学学科体系下西方学术霸权对发展研究的宰制。转型社会学研究范式可以以一种更为平行的视角来看待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非西方国家的社会转型，通过对“主体间性”的强调突出转型研究中非西方学术话语与西方学术话语之间的相互影响。

范式转换：发展研究学科新范式的构建

范式转换的发生在范式的提出者库恩（T.S.Kuhn）看来，往往产生于危机的出现。危机的出现让人们去探索新的研究范式，在这个过程中科学革命得以发生，范式转换也得以形成。发展社会学向转型社会学研究范式的转换，本身正是学科成长和成熟的表现。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强调的发展研究范式的转换，既不是要用转型社会学研究范式彻底否定和代替发展社会学研究范式，也不是像过去一样只是在发展社会学学科内部进行一般意义上的理论范式调适，而是将转型社会学研究范式视为对发展社会学研究范式的有益补充，将转型社会学从传统的发展社会学学科体系中脱离出来，作为发展研究的一种新的研究范式进行建构。转型社会学和发展社会学之间的互补性，共同构成了社会学一级学科体系下社会发展研究的完整图景（见下表）。

尽管转型社会学研究至今仍然没有形成一个学术共同体公认的范式，但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和介入社会转型议题，为转型社会学的范式构建提供可能。未来转型社会学的构建至少可以围绕四方面来展开。（1）转型社会学的学科特色。转型社会学最大的学科特色，源于它对西方国家现代性的价值祛魅。在转型社会学范式的建构中，保持客观、中立地对待每一种类型的社会转型，承认社会转型有进步、倒退、甚至停滞不前的任一可能，在全球化背景中强调传统与现代、以及各民族国家现代转型过程中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建构，是转型社会学必须坚持的核心原则。（2）转型社会学的核心概念。社会转型无疑构成了转型社会学研究的核心概念，它同时也是转型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以一种开放的态度去对待和整合各种社会转型概念也许是当下转型社会学建构过程中应该持有的立场，但社会转型突出的是社会变迁过程中相对不稳定的时期这一点是必须强调的。（3）转型社会学的方法体系。在研究方法的建构上，转型社会学强调的是一种实践研究、过程研究的方法。在过程研究中，叙事性解释、个案研究、类型学划分等都是研究社会转型常用的方法。此外，在跨学科研究的基础上，面对多重现代性的社会事实，转型社会学将更加突出“一体化的学科方法”。（4）转型社会学的构成体系。社会转型的内涵、特征、类型、过程、动力机制以及转型目标等构成整个转型社会学研究的框架体系。其中，社会转型内涵、特征、类型做为转型社会学的静态构成，对其研究可以置于具体的情境中从纵向的历史维度和横向的结构维度来进行。社会转型的过程和动力机制做为转型社会学的动态构成，揭示的正是社会转型背后实际运作的逻辑和各种转型力量的较量。由于社会转型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社会转型目标的设立对于社会转型的实践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在这一点上，转型与发展是殊途同归的，只不过与发展社会学中突出西方现代性的价值参照不同，转型社会学中社会转型目标的确立，强调的是转型主体立足于自身结构性变化的社会实践特点，建构出具有自己特色的转型目标，这一目标有可能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多个领域之间的相互协调和共生发展，其在某个阶段表现为一种可持续的、相对稳定的社会形态。

（文军系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王谦系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生、云南红河学院副教授；摘自《江海学刊》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