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逻辑与生态危机根源——与顾钰民先生商榷

文/刘顺

资本逻辑与生态危机根源
——与顾钰民先生商榷

文/刘顺

复旦大学顾钰民先生发表在《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5年第1期的《生态危机根源与治理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不在于资本逻辑而是其他，用资本逻辑和社会制度不同不能解释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现实发展。对此，笔者存疑，不揣冒昧以求教于学界前辈和同仁，共同推动该议题研究的深化。

资本逻辑何以成为生态危机的根源

“顾文”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不是资本逻辑，也并不是以利润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制度。对此，笔者持有异议，资本逻辑恰恰成为生态危机的深层根源。“资本的合乎目的的活动只能是发财致富，也就是使自身增大或增殖”，因此“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逐利本性的资本逻辑是以“两大法则”“两种强制逻辑”和“社会权力”为建制和依托的，而三者均与生态理性相抵牾。

（一）“两大法则”的逆生态性

1.效用法则的逆生态性

马克思曾这样言简意赅地概括资本的效用法则：“如果说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方面创造出普遍的产业劳动，……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甚至科学也同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属性一样，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性体系的体现者。”具言之，资本欲把一切事物包括自然生态在内囊括到“有用”的价值体系中去，只要“有用”于生成利润，最大限度地掠夺自然资源和破坏生态环境便是其惯用手段。资本及其逻辑“永远试图在一段时间内，在一个地方建立一种地理学景观来便利其行为；而在另一段时间，资本主义又不得不将这一地理学景观破坏，并在另一个地方建立一种完全不同的地理学景观，以此适应其追求资本无限积累的永恒渴求。对于资本家而言，没有什么比获取私人财富更为重要，破坏生态环境对人类来说是灾难，对资本家来讲往往是福祉。”增加私人财富而非投资改善自然生态才是资本所有者的价值追求。显然，资本效用法则中所蕴含的逆生态性，已昭然若揭。

2.增殖法则的逆生态性

增殖法则直接表现为“资本的运动是没有限度的”。随着平均利润率的下降，资本逻辑愈来愈主张在更大的规模上掠夺资源和破坏生态，“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它是一个自我扩张的价值体系，经济剩余价值的积累由于根植于掠夺性的开发和竞争法则赋予的力量，必然要在越来越大的规模上进行。”因为“资本（资本主义制度）是不能自给自足的；它必须不断地被更新，更新的方式包括海外扩张、变革生产关系、占有更多的劳动获取剩余价值、随意地占有自然界以及把整个世界吸纳到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去。”资本更新的上述实现方式，最终无不要依托到对自然生态的开发利用上。问题是，在资本逻辑的宰制下，对自然的开发利用不可能是友好可持续的，只能是充斥着唯利是图的破坏性，尽管短期内资本家也可能有改善生态环境的冲动，但“资本主义经济把追求利润增长作为首要目的，所以要不惜任何代价追求经济增长，包括剥削和牺牲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利益”。

（二）“两种强制逻辑”的反生态性

1.生产强制逻辑的反生态性

资本的生产强制逻辑，是指“资本在实现了它的增值目的后决不就此罢休，资本家继续把那些新增的剩余价值作为资本再次投入到下一个生产过程中，资本就这样像一匹发疯的野马从此奔上一条不归之路”。这种生产强制逻辑是以追求丰厚利润和资本积累为目标的，必然要求使“自然界的一切领域都服从于生产”，“从资本价值计算的角度，自然界并不被视作有价值的东西，而是被当成某种免费的馈赠”。为了纯粹的获利，在不断地扩大再生产中，资本不可能友好地对待自然生态。

2.消费强制逻辑的反生态性

生产决定消费，资本的生产强制逻辑势必带来资本的消费强制逻辑。“资本作为孜孜不倦地追求财富的一般形式的欲望，驱使劳动超过自己自然需要的界限，来为发展丰富的个性创造出物质要素，这种个性无论在生产上和消费上都是全面的”。“驱使劳动超过自己自然需要的界限”意味着资本的消费强制逻辑制造了非真实需要的“虚假需求”，资本运动的无限性，就决定着这种异化了的“虚假需求”也是没有终点反复循环的。但是，自然界的承载能力在一定的地质时期却是有限的，只要消费强制逻辑持续在场，人类消费能力与地球自身的承受能力之间的“剪刀差”就会越拉越大。以此论及，资本的“消费强制逻辑”也均蕴含着反生态性。

（三）“社会权力”的非生态原则

马克思指出：“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这就是资本逻辑之社会权力的真实图景。生态原则需要照顾到自然生态的内在规律和可持续发展性，要求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的理念，甚至要求无利润、无功利地投资和补偿自然界，且必须是长期性的。这无疑会增加资本的价格成本和时间成本，与持有社会权力的资本通过粗放地压榨自然生态就能获利颇丰的增长逻辑，是明显抵牾的。反过来讲，任何事物只能成为资本扩张和逐利的助推器，决不能成为其障碍物，否则就会被资本瓦解或消灭，它最后的敌人只能是其自身。在此种意义上，非把利润置于首位的生态原则难免会触犯资本的利润逻辑，从根本和长远看，必被资本逻辑所驳斥和抛弃。另外，资本逻辑“社会权力”的非生态原则与异化劳动也是互动耦合的，特别是资本与科技的联姻合谋，“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统治”，长此下去，会带来什么样的生态后果，是不敢想象的。

上述三个方面从理论上论证了资本逻辑何以成为生态危机的根源，同时，也就从正面质疑和直接回应了“顾文”的中心观点——资本逻辑并不是生态危机的根源。

如何看待所谓的“两大理论困境”及“一个自相矛盾”

（一）所谓的“两大理论困境”

“顾文”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是资本逻辑”的观点，在理论上必然而临着两大理论困境：一是不能解释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二是不能解释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

1.不能解释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吗

就“过去”而言，马克思曾对资本主义的严峻生态状况作过经典描述：“在伦敦，450万人的粪便，就没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只好花很多钱来污染泰晤士河。”恩格斯也激烈批评道：“仅仅伦敦一地每日都要花很大费用，才能把比泉萨克森王国所排出的更多的粪便倾抛到海里去，……不致毒害伦敦全城。”在《资本论》第三卷“资本主义地租的起源”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农业所造成的新陈代谢断裂进行了充满原则高度的本质批判：“大土地所有制是农业人口减少到一个不断下降的最低限量，而同他们相对立，又造成一个不断增长的拥挤在大城市中的工业人口。由此产生了各种条件，这些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由生命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联系中造成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于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费。”不难看出，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曾对“生态问题的资本逻辑根源”有着深刻的思考，蕴含着高屋建瓴的生态洞察力。

就“现实”而言，表面上察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环境现状“很令人满意”，让广大发展中国家望尘莫及。这一点恰如哲学中经典的“休谟问题”所透射的，我们无法从事实判断推出价值判断，无法从“是”导出“应当”一样，无法从当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事实上”良好的自然生态推出他们“应当”拥有良好的自然生态，因为这种良好自然生态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国际秩序前提之下的，牺牲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自然生态等核心利益，是生态帝国主义在搞鬼。生态帝国主义包含着两重含义：一是指生态范畴，即“生物扩张的生态逻辑”；二是指政治经济范畴，即“资本扩张的政治经济逻辑”。生态帝国主义与历史上的殖民主义并没有本质区别，都是以牺牲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经济利益、生态环境和身体健康为代价来换取自身的狭隘利益，反映出国际秩序的深层不平等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时空延续，当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良好的生态环境”是虚假繁荣，是建立在牺牲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常享有良好生态环境等核心利益之基础之上的。

以此论及，“生态危机的根源是资本逻辑”的观点并不是不能解释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而是“资本主义在一定历史时期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这一“事实”掩盖了“污染转移”和“资本逻辑的逆生态性”这一历史真相。

2.不能解释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吗

“顾文”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是资本逻辑”的观点也不能解释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似是而非地看，该观点真的不能解释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因为目前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的生态问题要比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严峻得多，但问题的实质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否也存在着或被动裹挟进资本逻辑呢？若社会主义国家也存在着资本逻辑，他们出现生态问题也就无法避免。“顾文”认为现实中的社会主义不存在资本逻辑的统治，是这样吗？这个问题搞清了，再来评价“生态危机的根源是资本逻辑”观点就显而易见。

资本作为一种现代的生产要素，也表征为一种社会关系，是现代性展开的逻辑中轴，没有力量能够改变资本的本性，无法从根本上消解资本与劳动、自然的对立关系，资本所固有的逻辑也就不是人为能消除的。而市场又是资本的“主战场”，资本是市场的“主要居民”，没有资本，就谈不上市场，就不存在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将是一句空话。另外，从实际的生产生活来看，唯利是图的资本逻辑无处不在，否则就不会出现甚至大规模出现影响居民生命健康的食品安全事件、大规模的环境污染群体事件、频发的强征强拆事件，等等。这些事件的背后，就是资本逻辑在施威和发力。因此，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鲜活的实践中，我们都不能否认当下的社会主义仍存在着资本逻辑，原因在于它是一种具有一定历史寿命的客观产物。

既然社会主义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也存在着资本逻辑，再加上前文已述的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各种霸权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污染、推行生态帝国主义，那么，社会主义国家在生态问题上就面临“双重压力”，生态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显现就不足为奇，甚至有些时候会更严重。因此，“资本逻辑是生态危机根源”无论对于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而言，都显然成立，仍然能够解释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基于此，“顾文”的这一论点就有待商榷。

（二）“一个自相矛盾”

“顾文”认为，“资本逻辑是生态危机根源”的观点，面临着“一个自相矛盾”——既然资本逻辑是生态危机的根源，生态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利用资本力量来消除生态危机的观点就面临着矛盾，因为利用资本来解决生态危机的结果，就又使资本逻辑充斥于世，又生成生态危机新的源头。笔者的疑问在于，若“资本逻辑是生态危机的根源”的观点成立，就意味着不能利用资本及其逻辑来消除生态危机吗？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具有历史正当性且具有文明化趋势，但“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这些限制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资本的限制就在于：这一切发展都是对立地进行的，……他不是把他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当作他自己的财富的条件，而是当作他人财富和自身贫穷的条件。但是这种对立的形式本身是暂时的，它产生出消灭自身的现实条件”。马克思认为，资本终究会“把资本推向解体”，“资本不过表现为过渡点”。因此，资本最终会成为资本自身发展的对抗体，利用资本来消解资本不是不可能，只是不到时候，在资本的正能量全部发挥出来之后，资本就会成为资本自身的掘墓人。

既然资本及其逻辑早晚将被资本自身所瓦解，我们为何不能去利用资本去消除生态危机呢？在此次意义上讲，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一再所倡导的“资本逻辑是生态危机根源”观点的成立，并非意味着不能利用资本及其逻辑来消除生态危机，而是相反。所以，“顾文”这一说法也是有待商榷的。

不消解资本逻辑的宰制，“四大举措”能从根源上解决生态危机吗

“顾文”的第三部分认为，消除生态危机要靠“四大举措”：树立新观念、建立新模式、运用新科技和完善制度建设。毋庸多言，这些措施无论对于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固然重要，也是目前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致力于应对生态问题而正在做的事情。但是，“顾文”所讲的是用这些举措来从根源上“消除”生态危机。笔者的困惑正在于“消除”二字，绝不是在玩文字游戏，而是涉及生态危机根源的全球性问题。在资本逻辑大行其道的今天，对于全球范围而非仅仅一个区域而言，倘若不最终消解资本逻辑的宰制，新观念、新模式、新科技和制度建设只能是“治疗”生态危机，而绝非能“治愈”生态危机，因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逻辑而非其他，没有切中病灶的方案，不可能从根源上解决日益严峻的生态问题，只能算作不得不采取的延缓之策。

“顾文”理想地认为，树立生态文明新观念是消除生态危机的思想保证。我们不否认，无论对哪一种社会制度而言，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的观念对解决生态问题都是至关必要的。但是，放眼全球，在资本逻辑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形势下，尤其是肇始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帝国主义在全球肆虐发威，即使这些观念“再新”有用吗？

再如，“顾文”认为，新模式也是消除生态危机的重要保障。这句话宽泛地看来，并没有错，但是，只要资本逻辑没有被摧解，新模式即使“再新”，也不能从根源上消除生态危机。

对于“顾文”所倡导的新科技也是一样，高端的科技固然是人类应对生态危机的重要手段，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改进，对自然生态的利用效率也随之提高，尽管单位能耗在降低但需求量却会大幅上升，其结果不是减少而是往往加大对自然生态资源的需求，这就是著名的“杰文斯悖论”。在资本逻辑的宰制下，科技创新能否从根源上解决生态危机，并不决定于科技本身，而是取决于资本主义的积累和利润原则对技术的制约和主宰，正可谓“科学技术并不是生态危机的核心问题，核心问题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自然之间的逻辑关系”。因此，不消解资本逻辑的宰制，欲在全球范围内依靠新技术来消除生态危机也只是美好愿望。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摘自《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