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汉“思考”类动词的语义成分及词化模式分析

高晶 林立红

摘 要：借用词化模式理论和语义成分分析法，分析英汉“思考”类动词的核心语义、语义构成、语义容量和词化偏好，发现英汉语中的“思考”类动词在语义成分及结构上既有共性，也有个性。结论支持罗思明（2007）对Talmy词化模式的修正建议以及对英汉运动事件动词词化模式为“动作+方式+X”的主张。“核心”与“外围”语义成分的划分及其对应的词化模式对其他词类均具有普适性。

关键词：“思考”类动词 语义成分 词化模式

一、引言

“思考”类动词是表心理动作的一个动词小类，也是日常生活中常用的动词之一，其基本语义范畴是“思考”。“思考”可以通指大脑对具体或抽象事物的明辨，又细分为多种。每一种“思考”包含有多层相异的语义特征。英语中的“思考”类动词除了“think”外，还有“contemplate、consider、deliberate”等；汉语中“思考”类动词除了“思考”外，还有“沉思、三思、思索”等。可见，英汉两种语言中都存在大量表示“思考”义的词语，那么英汉两门语言间的思考类动词在其词化模式（lexicalization pattern）及语义构成方面是否具有共性？或是共性与个性交叉？本文拟通过英汉“思考”类动词的语义成分分析和相关词化理论（theory of lexicalization）探讨英汉“思考”类动词概念意义的语义构成和英、汉“思考”类动词的词化模式。

二、关于词化模式的界定

由于词化源的类型以及研究词化的视角不同，所以对“词化”这个概念所给的定义与界定范围也不相同。比如，Bauer（1983）曾提出音系词化、形态词化、语义词化、句法词化和混合（mixed）词化等五种词化类型，[1]（P48-61）却没有明确界定“词化”的概念。Leech（1977）则从句法角度定义词化，将词化视为“将某些语义成分进行‘整合（package）使之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并能运用于句法之中”。[2]（P188）Lyons（1975）用“石化”（fossilization或petrification）来形容词化现象。[3]（P547）Hopper和Traugott（1993）把词化看作词项演变和词项形成的过程。[4]（P223-224）Polguere（2000）从语言使用角度认为词化即词项被挑选和使用的过程。[5]（178）严辰松（1998）认为词化是使用语言的各类形式表达语义的一种过程。[6]（P8-12）王文斌，周慈波（2004）对英汉“看”类动词进行词化对比分析时提出，词化就是指原属于横组合关系（syntagmatic relations）的词语自由配列成为一个固化的词汇单位，或者将不同的语义成分整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固化的词汇单位，在句法上具有单独词位的功能。[7]（P412-419）罗思明（2007）在分析英汉“缓步”类动词的词化模式中提出，词化即语义成分整合成词的过程及其结果。[8]（P12-16+80）上述学者从各自视角对词化的定义虽然不尽相同，但我们仍可以看出其共性的一面：词化是语言成分演变成词或与其他现有词条搭配成词的语言现象，驱动词化过程的语言成分既可以是语言的形态特征和语义特征，也可以是句法、音系特征。

需要指出的是，Talmy（1985）曾以词化为视角探讨词的语义结构和词化模式，通过对大量语言材料的对比研究后提出，英汉运动事件动词的词化模式是“动作+方式”，并认为这种词化模式是语言词化的一般规律。[9]（P57-149）罗思明（2007）则通过对英汉“缓步”类动词的语义成分分析后发现，Talmy提出的词化模式无法充分解释英汉运动事件动词的词化模式；提出了“动作+方式+X”的词化模式作为对Talmy词化模式理论的完善与补充[9]，其中“X”为不同词条之间的一个可选性语义区别成分，既可以隐性出现，也可以显性出现。这种思路的学术价值体现在，对英汉运动事件动词的词化模式的解释更具普适性；这是因为，词化模式是词语形成、发展并最后运用于句法之中的一种动态发展过程，并非一直处于一种静态永恒的状态当中。在罗思明研究基础上，本文通过分析英汉语“思考”类动词的语义成分，试图窥探英汉两种语言间“思考”类动词词化模式之间的异同，并进而对运动事件动词词汇模式中的“动作+方式+X”语义模式进行检验。

三、英汉语“思考”类动词的语义成分分析

（一）英語“思考”类动词的语义成分分析

英语中表示“思考”类动词包括“contemplate、consider、deliberate、ponder”等常见动词。这些动词均具有“思考”客体时所表现出的各种状态和方式等语义成分。而“think”是这些动词的共享语义核心。我们以《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七版）[10]中所列词条和释义为依据，对英语“思考”类动词的语义成分进行了分析。我们发现，这些动词除了“think”这一共享的核心语义外，尽管在特定语境中的一些动词可以替换使用，但它们之间语义上的细微差异依然可以通过语义成分分析而显现出来。这些动词在表征“方式、状态、频度、对象、目的或结果”等语义成分方面存在差异。我们把英语典型思考类动词的释义和基本语义成分按照词条首字母顺序罗列如下：第一列为动词词条；第二列为《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的释义；第三列是根据释义所提出的基本语义成分，基本语义成分后面的“+Y”表示该词的其他细微语义，我们暂把“Y”看作该词所拥有其他未列出语义成分的集合，同时“Y”也是一个开放接口，在各种语境中新的语境-语义成分信息在“Y”处可以继续添加。如表1所示：

研究发现，这些动词的核心语义均是“think”，但它们各自又具有独特的外围语义成分，如思考状态、时间、程度等。而“思考”这一共享核心语义成分使这些动词都属于同一个语义场，从而使它们具有语义上的“相似性”，而外围语义成分的差异又使它们具有各自的“个性”。如：“mull”“muse”“ponder”这三个单词都强调思考的状态和程度，但“mull”是一种有目的的思考方式，“muse”则是一种漫无目的的思考方式，“ponder”则表示一种长时反复的思考方式。“reflect”“ruminate”这两个单词都强调仔细认真思考的状态，并且思考的程度都相当于汉语中的“沉思”，这些词语也经常出现在英语和汉语互译过程中。从上表可见，其他动词之间也是如此，既具有语义共性也有语义个性。

（二）汉语“思考”类动词的语义成分分析

表示“思考”类的动词，古汉语中常见的有“思”（如“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忖”（如“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度”（如“度已失期”）、“念”（如“顾无念之”）等。到了现代汉语阶段，双音节词逐渐增多，如“思考”“沉思”等。这些动词不仅出现在书面语中，也经常出现在口语当中。现代汉语“思考”类动词双音节化之后，从形式上看虽然更为复杂，但其蕴含的语义成分也更加细化，表情达意也更加细腻。因此，现代汉语这种双音节词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语义表达中的歧义问题。本文列举现代汉语“思考”动词也以双音节动词为主。

按照《现代汉语大词典》（2009）中的词条和释义，我们梳理出现代汉语中表示“思考”的双音节动词有“沉思，构思，凝思，三思，深思，思考，思索，思虑，思量”等。[11]与英语“思考”类动词一样，这些双音节汉语动词也共享“思考”这一语义核心，但在“思考方式、动作、程度以及结果或目的”等语义成分方面具有细微差别。我们把汉语典型思考类动词的释义和基本语义成分按照词条首字母顺序罗列如下。其中，第一列为动词词条；第二列为词典释义；第三列是动词基本语义成分。如下表所示

依据上述动词的基本语义成分，这些动词都包含“思考”这一共同核心语义成分，但也分别包含不同的外围语义成分。比如，“沉思、思量、思虑、琢磨、掂量、思忖、考虑”等词语都有“认真仔细地思考”这样的语义信息；但不同词语的外围语义成分中则包含了“反复”“聚精会神”等附加语义信息。一般情况下，若两个或多个双音节词中包含同一个单音节词，那么它们之间的词义相似性就相对较高，如“思量”和“思虑”之间，“考虑”和“思虑”之间，即便单音词重叠使两个动词语义之间具有更高的相似性，但它们之间仍有外围语义成分的细微差别。与英语动词一样，这些动词的外围语义成分将这些“思考”类动词区分开来，而“思考”这一核心语义成分将上述词语归于同一语义场。

从英汉“思考”类动词语义成分对比中可以看出，英汉“思考”类动词大致对应，英汉两门语言在基本概念意义层面均能从对方语言中找到一个对应替代词汇。比如，“沉思”与“think about”“构思”与“conceive”，“凝思”与“dwell on”，“三思”与“think carefully”，“深思”与“ponder”，“思考”与“think”，“思虑”与“think thoughtfully”，“斟酌”与“weigh against”，“思忖”与“contemplate”，“冥想”与“muse”，“默想”与“ruminate”，“细想”与“mull”，“考虑”与“consider”，“反思”与“reflect”等等。

从以上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英汉“思考”类动词之间并不是完全的一一对应关系。有的汉语“思考”类动词在翻译或理解中需要我们通過附加其他语义成分的方式来实现，如添加副词等。从表层看，汉语中“思考”类双音节动词数量居多，双音节之间表现为并列式结构：“动词语素+动词语素”或者“形容词语素+动词语素”的偏正式复合结构，比如“深思，沉思”。

四、英汉“思考”类动词的词化模式

（一）英语“思考”类动词的词化模式

通过上文对英语“思考”类动词的语义成分分析可以看出，英语“思考”类动词之间的词化模式存在区别性特征。例如，“agonize”的词化模式是“心理+状态+结果”；“conceive”的词化模式是“心理+状态”；“contemplate”的词化模式是“心理+状态+结果”；“consider”的词化模式是“心理+状态+结果”；“envisage”的词化模式是“心理+状态+方式”；“mull”的词化模式是“心理+状态+方式+结果”；“muse”的词化模式是“心理+状态+方式+结果”；“ponder”的词化模式是“心理+状态+方式”；“think”的词化模式是“心理+状态+方式+频度”；“reflect”的词化模式是“心理+状态+方式+程度”；“ruminate”的词化模式是“心理+状态+方式+程度”；“speculate”的词化模式是“心理+状态+方式+结果”等等。从上述动词词汇模式中的语义信息分布来看，英语“思考”类动词的词化模式可归纳为“心理动作+状态+Y”，其中“心理动作+状态”是共享语义成分，Y是个可选项，表示不同“思考”类动词词化模式的个性特征项，其数目是大于或等于零的整数，表述不同动词词义之间的细微差异。

（二）汉语“思考”类动词的词化模式

从前文对汉语“思考”类动词的语义成分分析中我们也可看到，汉语“思考”类动词的词化模式与英语“思考”类动词的词化模式基本相同，均为“心理+状态+Y”。例如，“沉思”的词化模式是“心理+状态+方式+频度”；“凝思”的词化模式是“心理+状态+方式”；“三思”的词化模式是“心理+状态+方式+频度”；“深思”的词化模式是“心理+状态+方式+程度”；“思考”的词化模式是“心理+状态+方式”；“思索”的词化模式是“心理+状态+方式+频度”；“思量”的词化模式是“心理+状态+方式”；“思虑”的词化模式是“心理+状态+方式+程度”；“斟酌”的词化模式是“心理+状态+方式+频度”；“琢磨”的词化模式是“心理+状态+方式+频度”；“掂量”的词化模式是“心理+状态+方式+频度”；“推敲”的词化模式是“心理+状态+方式+频度”；“思忖”的词化模式是“心理+状态+方式+频度”；“冥想”的词化模式是“心理+状态+方式+程度”；“默想”的词化模式是“心理+状态+方式”；“凝思”的词化模式是“心理+状态+方式”；“考量”的词化模式是“心理+状态方式+频度+结果”；“考虑”的词化模式是“心理+状态+方式+结果”；“反思”的词化模式是“心理+状态+频度”；“盘算”的词化模式是“心理+状态+方式+频度+结果”；“算计”的词化模式是“心理+状态+方式+结果”。

综上可知，英汉“思考”类动词的词化模式可以归纳为：心理动作（思考、think）+状态+Y。其中，“Y”为可选项，可由表“频度、方式、程度、结果”等语义特征替代。我们对英汉“思考”类动词词化模式的分析有别于Talmy对运动事件动词的“动作+方式”词化模式，但支持罗思明（2007）对英汉“缓步”类动词“动作+方式或原因+X”这样的词化模式。本文对英汉“思考”类动词词化模式的讨论与罗思明“缓步”类动词的词化模式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二者的区别在于：“思考”类动词中的动作属于内隐的心理动作，而“缓步”类动词中的动作则是外显的身体行为动作。但是，内隐的心理活動强调的是一种状态，而外显的行为动作强调的是一种方式。

分析发现，英汉“思考”类动词的词化模式还分别彰显出各自语言的个性特征。英语在表述“反复、权衡、认真”等“思考”的方式和状态时，经常借用介词和副词进行表征，如“over、against、on”以及“carefully、seriously”等。对“思考”类动词方式和状态的表述往往不止一个词。相比之下，汉语则倾向于使用实词构成一个复合动词，该复合动词本身包含了动作的方式和状态。如汉语用“三思”表达“左思右想”，而英语则用“think over”。此外在上文分析中我们还提及，汉语部分“思考”类动词无法和英语中单音节动词一一对应，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在表达“思考”语义方面，汉语“思考”类动词的词化程度高于英语。

五、结语

本文对英汉“思考”类动词的语义成分、语义容量及词化偏爱进行了对比分析，主要有两点发现：第一，两种语言中的“思考”类动词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对共性和个性的了解会有助于提高英汉学习者在表达“思考”义时选词造句的准确性、英汉互译中译词的贴切性。同时也为英汉其他类动词的词化研究提供参考，使英汉学习者更好了解两门语言之间语义成分的构成及词化方面的异同。第二，英汉“思考”类动词的语义构成和词化方式包含两个方面的信息：一个是“思考”类动词的核心信息；另一个是“思考”类动词的辅助信息，这种辅助信息使得不同“思考”类动词之间存在“方式、状态”等方面的差异。这种“核心”与“外围”的语义分布模式具有普适性，不仅适用于“思考”类动词，也同样适合其他动词类型的语义构成模式和词化模式。通过本文对英汉“思考”类动词的语义构成及词化模式的分析支持罗思明（2007）对英汉运动事件动词词化模式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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