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浩文莫言作品英文翻译批评评述

赵亚珉+郭苏兰

摘 要：2012年，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把文学、文学翻译、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等紧密联系起来，莫言作品的主要翻译家葛浩文也进入人们的视野，其翻译思想与翻译风格成为学界的评论焦点。研究葛浩文莫言作品的各种翻译批评，对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莫言 诺贝尔文学奖 葛浩文式翻译 中国文化 传播

莫言获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对中国文学界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不仅圆梦国人，而且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随着莫言荣获诺奖，“翻译”二字频频出现：“感谢翻译”“翻译有功”“好的翻译是作品的重生”[1]（P26-28）。与此同时，葛浩文似乎成了一种符号，从“个体”意义上升到“类”的高度，甚至代表了中国文学向世界传播的一种范式。[2]（P72-77）

在中国知网上检索“葛浩文”，就可发现近年来研究葛浩文的论文逐渐增多，且不同年份里有着很大的差异。2004～2008年期间，研究葛浩文的论文数量为个位数；2009～2012年，从13篇论文增加到了51篇；而在莫言获奖后的2013～2016年期間，每年的论文数量均达到了百篇之多，在2014年甚至多达234篇论文，这准确反映了研究葛浩文翻译思想和翻译特点文献的变化趋势。然而，在数目众多的研究成果中，除了客观分析葛浩文翻译思想与风格、肯定其翻译贡献等主题之外，存在着大量对葛浩文翻译模式正反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与此同时，诞生了一个文学翻译新词即“葛式翻译”。本文对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进行梳理，然后结合原文作者莫言的评论，探讨葛式翻译在中国文化“走出去”进程中的价值和启示。

一、对葛浩文英译莫言作品的正面评价

葛浩文是“公认的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3]（P164-166）。葛浩文自身的成就惊人，他曾获得过一次古根海姆（Guggenheim）基金奖、两次美国教育协会（NEA）奖金和其他许多翻译奖项。他的翻译成果丰硕，译作得到了西方读者的普遍认可，其高质量的翻译作品促使多位中国作家走上了国际文学的领奖台。贾平凹的小说《浮躁》经其译介后，于1989年获得美孚飞马文学奖；他与夫人林丽君合译的朱天文作品《荒人手记》，于1999年获美国翻译协会年度奖；姜戎的《狼图腾》英译本，在香港国际文学节上荣获2007年度曼氏亚洲文学奖；毕飞宇的小说《青衣》，入选2008年英国《独立报》外国小说奖的复评名单。由此可见，葛浩文是“把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翻译成英文最积极、最有成就的翻译家”，是“中国文学的知音和积极的传播者”[4]（P121-123）。

有学者认为，语言直接影响到汉语文学的传播[5]（P4-10）。葛浩文一出场，围绕莫言获奖与葛浩文的翻译问题，国内学界展开了广泛讨论，涉及的首要问题就是翻译的作用。诺贝尔文学奖一经揭晓，国内各大媒体便不谋而合地将莫言的获奖与其作品的翻译联系在一起，有关翻译在莫言的获奖中所起作用的报道比比皆是，例如：《解放日报》的“莫言获奖，翻译有功”，《人民日报》（海外版）的“文学翻译助力莫言获诺奖”等等。于是，陈安娜被媒体称为“莫言得奖背后最重要的外国女人”，葛浩文则是“莫言唯一首席接生婆”。

相比之下，文化界和翻译界学者们的评价要平和、严谨得多。但总体而言，除个别人持谨慎态度、不置可否之外，大多数人认可葛浩文翻译在获奖中的重要作用，有人认为假如没有葛浩文、陈安娜等优美的译文，莫言获奖可能推迟最少十年，甚至永无可能获奖。还有学者以林语堂多次被诺奖提名最后却无果而终的实例为证，坚信正是莫言作品的外译才成就了现在的莫言。著名作家刘心武比较后认为：“葛浩文的汉译英，是被认为最具水平的”[6]（P28-29）。出生在北京的英裔著名女翻译家、杨宪益先生的妻子戴乃迭，曾这样评价葛浩文：“他让中国文学披上了当代英美文学的色彩。”著名学者郑克鲁提出，“文学外译还是让目标语翻译家来做”，季进则认为，“真正好的翻译是汉学家与中国学者合作的产物”[7]（P89-92）。这些正是大多数国内著名作家、翻译家和评论家所持有的观点。当然，并非所有的汉学家都能胜任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这项工作。鉴于此，有学者提出：“汉学家译者模式的选择标准，大致应该以葛浩文为参照蓝本。总结起来，即是：中国经历、中文天赋、中学底蕴以及中国情谊。这四者结合，无疑是汉学家模式选择中最理想的一种类型。”[8]（P10-15）

除了国内的多方评论以外，国外汉学界和美国评论界对葛浩文的翻译也有种种观点和认识。曾两度荣获普利策奖的当代美国小说家约翰·厄普代克对葛浩文翻译的影响力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高呼中文小说翻译几乎是他一个人的地盘。德国汉学家顾彬曾经表示，莫言的获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遇到了葛浩文这位“杰出的翻译家”，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葛浩文创造了译本的畅销。

二、对葛浩文英译莫言作品的负面评价

虽然对葛浩文英译莫言作品的称赞声不绝于耳，但对其翻译提出质疑的也大有人在。山东作协主席张炜表示，他无法容忍译者只译故事，不译语言。德国汉学家顾彬在肯定葛浩文翻译成绩的同时也认为，葛浩文的翻译方式虽然巧妙，也创造了译本畅销书，但称不上是严肃的文学翻译。若在“百度”搜索“葛浩文式翻译”，各种说法更是五花八门。翻译是否可以“连译带改”？这算得上是当今我国翻译出版界最受关注的话题。

2013年1月10日，评论家李建军在《文学报》“新批评”专栏发表长文《直议莫言与诺奖》，对莫言的获奖提出了强烈的质疑。对于莫言作品的翻译，他认为，“文化沟通和文学交流上的巨大障碍使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无法读懂原汁原味的‘实质性文本，只能阅读经过翻译家‘改头换面的‘象征性文本。而在被翻译的过程中，汉语独特的韵味和魅力，几乎荡然无存；在转换之后的‘象征文本里，中国作家的各个不同文体特点和语言特色，都被抹平了。”[9]基于这样的见解，李建军数次提及葛浩文的翻译对莫言作品的美化，并指出，“诺奖的评委们对莫言的认同和奖赏，很大程度上就只能建立在由于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误读上——对莫言原著在语法上的错误，修辞上的疏拙，细节上的失实，逻辑上的混乱，趣味上的怪异，他们全然无从判断；同样，对于中国的文学成就，他们也无法准确而公正地评价。”因此，除了诺奖的选择和评价标准本身有偏失之外，莫言的获奖“很大程度上是‘诺奖评委根据‘象征性文本误读的结果。因为他们从莫言的作品里看到的，是符合自己想象的‘中国‘中国人和‘中国文化，而不是真正的‘中国‘中国人和‘中国文化。”[10]李建军认为，莫言是在以葛浩文为代表的翻译家们的帮助下才得到了诺奖的垂青，真正打动评委们的并非莫言作品本身，而是“美化”“脱胎换骨”后的译文。更糟糕的是，在这种翻译所导致的“误读”中，中国文学的真正造诣及中国文化的真正内涵都可能一并被误读了。

谢天振是国内翻译研究的著名学者，他从译介学的角度对中国文学、文化如何更好地“走出去”这一现实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思考，提出了很多鲜明的观点。他强调，“由于汉语并非主流语言，翻译活动肩负着促进中国文化更好地走出去这一艰巨的历史使命。”然而，“中国文化走出去不是简单的翻译问题”[11]（P44-54）。谢天振提醒国人，不能简单、表面地看待中国文化“走出去”进程中翻译的作用与影响。

另外，外国评论界的批评声也不绝于耳。2012年12月8日，乔纳森·亚德利（Jonathan Yardley）在《华盛顿邮报》书评版头条撰文：“尽管葛浩文盛名在外，但他在翻译此书时，或许在信达雅之间搞了些平衡，其结果便是莫言的小说虽然易读，但行文平庸，结构松散。”2013年2月20日的《星期日泰晤士报》也刊文指出，尽管葛浩文译笔出众，但读者还是能感觉到“有某种东西迷失在翻译中了”。

美国小说家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在2013年5月9日刊于《纽约客》杂志的长篇书评《苦竹》（Bitter Bamboo）中，对葛浩文所译莫言的《豐乳肥臀》提出了批评，认为其英语译文属于“陈词滥调”，且“苍白无力”。[12]（P37-41）

三、莫言对葛浩文英译其作品的评价

在关于葛浩文翻译的众声喧哗中，原著作者莫言却显得众人皆醉我独醒。梳理莫言与葛浩文的长期接触与历次评价，可以看出莫言一以贯之的态度，充满了溢美之词。2000年3月，莫言在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校区的演讲中说道：“如果没有葛浩文杰出的工作，我的小说也可能由别人翻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但绝对没有今天这样完美的译本。许多既精通英语又精通汉语的朋友对我说：葛浩文教授的翻译与我的原著是一种旗鼓相当的搭配，但我更愿意相信，他的译本为我的原著增添了光彩。……”[13]（P170-173）

另外，在中国驻瑞典大使馆举行的见面会上，莫言表示：“翻译的工作特别重要，我之所以获得诺奖，离不开各国翻译者的创造性工作。”获得诺奖离不开翻译，这不仅是莫言参加此次官方活动时的表述，也是他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的态度，更是莫言获奖后各种话题中深受国内媒体和学界关注的问题之一。假如说，中国文学因莫言的获奖而终在国际舞台受到热切的瞩目，那么，被称为“锦衣夜行者”的翻译家们也借此一改昔日的“隐形人”身份，并收获了极珍贵的肯定与称赞[14]（P6-17）。于是，莫言作品的英译者葛浩文、瑞典语译者陈安娜以及法译者杜特莱夫妇等都迅速成为了国内媒体和学界的新宠，而由于英语在全球无与伦比的地位，葛浩文便成为了最重要也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位。

莫言对葛浩文的翻译水准非常信任，总是十分放心地把自己的作品交给他。他会对葛浩文说：“那已经不是我的小说了，是你的。”[15]（P72-77）因为他很清楚当下的作品只有通过翻译，才能超越语言鸿沟，走进新的文化语境，从而创造新的可能性。而葛浩文所做的一切正是帮助扩大作品的国际影响，莫言对此深表感激。从莫言的评论以及出版发行情况就可以看出，翻译质量高是译本最终能在目的语国家中传播的重要原因。

四、结语

早在2004年，当被问及中国作家为何拿不下“诺贝尔文学奖”时，欧洲汉学协会会长、著名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18位终身评委之一的马悦然就坦言，中国的好作家好作品很多，但好的翻译太少了。直至2012年，马悦然还说：“中国文学需要更好的翻译”[16]。由此可见，要想让中国文学“走出去”，还需要大量的优秀译者。

上述国内外评论家、汉学家及学者针对葛浩文英译莫言作品的种种争论有褒有贬，难有定论。在笔者看来，葛浩文莫言作品的英译无疑对莫言获奖贡献巨大。他充分考虑欧美国家的文学传统，重视欧美读者阅读习惯，使得莫言作品在西方赢得广大的读者，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莫言获得了国际声誉，也推动了中国文学在世界化的进程中迈出关键的一步。不容置疑，莫言荣获诺奖使人们既认识到文学翻译的重要性，又感受到我国翻译滞后的现状。汉语语言与西方语言属于完全不同的体系，都有其内在的逻辑及内涵，翻译的作用在于传播人类共有的价值和精神。在当前汉语还是国际非主流语言的背景下，莫言通过译者这个“共同创造”者为自己的作品赢得了更多域外读者的关注，无疑也给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搭建了一个良好的平台。对葛浩文翻译形同敌我的正负评价，也提示我们为使中国文学更好更快地走出去，中国译者责无旁贷。

（本文是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3WWB007]及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省级“研究生精品课程《高级文学翻译》”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陈蜀玉.观莫言获奖，察翻译之道[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5）.

[2]孟祥春.葛浩文论译者——基于葛浩文讲座与访谈的批评性阐释[J].中国翻译，2014，（3）.

[3]何琳.翻译家葛浩文与《中国文学》[J].时代文学（下半月），2011，（2）.

[4]靳秀莹.葛浩文译学见解初探[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

[5]许方，许钧.翻译与创造——许钧教授谈莫言获奖及其作品的翻译[J].小说评论，2013，（2）.

[6]卢东民，孙欣.美国翻译家葛浩文其人其事[J].潍坊教育学院学报，2010，（2）.

[7]王启伟.“中国文学走出去”之翻译机制与策略——以莫言作品和《红楼梦》翻译为例[J].出版发行研究，2014，（8）.

[8]胡安江.中国文学“走出去”之译者模式及翻译策略研究——以美国汉学家葛浩文为例[J].中国翻译，2010，（6）.

[9][10]李建军.直议莫言与诺奖[N].文学报，2013-01-10.

[11]谢天振.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理论与实践[J].东吴学术，2013，（2）.

[12]约翰·厄普代克.苦竹：两部中国小说[J].季进，林源译.当代作家评论，2005，（4）.

[13]莫言.我在美国出版的三本书[J].小说界，2000，（5）.

[14]刘云虹，许钧.文学翻译模式与中国文学对外译介——关于葛浩文的翻译[J].外国语，2014，（3）.

[15]孟祥春.葛浩文论译者—基于葛浩文讲座与访谈的批评性阐释[J].中国翻译，2014，（3）.

[16]岳巍，马悦然.中国文学需要更好的翻译[N].华夏时报，2012-10-29.

（赵亚珉 郭苏兰 江苏南京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语言文化学院 210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