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书”理论在对外汉字教学中的应用价值优劣论

摘 要：本文就“六书”理论是否应加入对外汉字教学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从其应用价值的优劣两方面进行解说。在对外汉字教学中可以运用“六书”理论，但要因时、因地而异，不可一味地滥用，要根据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以后再采用。

关键词：“六书”理论 对外汉字教学 应用价值 优劣

一、引言

根据语言学家们对对外汉语的研究和探讨，以及对外国留学生学习汉字情况的调查与分析，我们得出汉字难学的问题主要归结为：难认；难写；字数多；形、音、义之间有交叉，容易搞混；难查等等。针对这些问题，一些学者们提出了运用“六书”理论进行对外汉字的教学。这样不仅可以降低留学生学习汉语的难度，还可帮助他们弄清汉字的发展脉络，了解汉字的字形和意义的变化，同时又使得课堂教学活动生动有趣，进而激发留学生学习汉语的积极性，对教师圆满完成教学目标、教学任务也能提供很大的帮助。但也有学者对此持否定的态度，如卞觉非（1999）提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汉字教学应该定位于现代汉字。虽然传统的“六书”理论与现代文字学有相通之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六书”已不能完全适用于现代汉字的分析。同样的术语有的名同字异。另外，其他一些学者提出如果字字都用“六书”理论进行解说，从古研今，这也未免太繁琐，可行性也不强。所以，本文主要就“六书”理论在对外汉字教学中有无应用价值、应用价值的大小等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二、“六书”的提出及发展

《周礼·地官·保氏》中最早提到“六书”一语，“六书”是“六艺”之一，“六艺”是当时周王朝贵族子弟们必须学习掌握的各种本领。虽然《周礼》中提到过“六书”，但对它的具体内容却没作解释。

前人对“六书”的解释比较权威的是郑众、班固和许慎的说法。郑众分“六书”为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将“六书”谓之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并以此六书来教育公卿大夫们的子弟。在从古至今的汉语教学中，我们普遍沿用的“六书”理论是东汉许慎的解说，他在《说文·叙》中将“六书”解释为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以上三位学者关于“六书”的解释基本上相同，都是把“六书”解释为关于汉字构造的六种基本原则。

后来有人对“六书”是造字之本提出质疑，如戴震认为指事、象形、形声、会意是造字之法，这是毋庸置疑的；但转注和假借是用字之法，它们并不能产生新字，故而提出“四体二用”之说。后来又有“三书”说，主要包括唐兰认为的象形、象意、形声；裘锡圭的表意、形声、假借以及陈梦家的象形、假借、形声等。此后又有詹鄞鑫、苏培成提出了新六书说。

三、“六书”理论的应用价值优势论

（一）对汉字教学的指导作用

从古代的“六书”被列入《周礼》的“六艺”之中，我们可以推断“六书”是当时贵族子弟们必须学习掌握的一门本领，也是当时的老师们用以教育贵族子弟所参考的科目。虽然《周礼》中没有明确具体地说明“六书”的内容，但它是用来教育子弟的项目，这说明“六书”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在今天的汉字教学过程中，其价值不言自明。不管是对本族的学习者而言，还是对外国留学生来说，如果教师能够在教学过程当中适当地应用“六书”理论来指导学生，不仅会对学生起到很好的引导作用，学生学习汉字的成果也能显而易见，同时还可以增强他们学习汉语的自信和兴趣。

（二）使留学生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

首先“六书”抓住汉字“表意”这个根本特征，它基本上反映了汉字构造方式的客观实际，对通过字形的分析来理解本义、对把握字义的演变线索以及创造新字都有重大意义。“六书”说不仅在中国古文字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发挥着重要作用，还对我们当代人以及外国留学生学习汉字、掌握汉字的形体、了解字义的演变、理解音、形、义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参考依据。留学生即便面对庞大的汉字群体也可以对汉字字形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许多汉字字形中包含着丰厚的民族文化意蕴，教师如果能够在课堂上运用“六书”理论来进行讲解，留学生不仅能学到汉字知识，也能使他们对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有更加透彻、清晰的了解，对跨文化交际也具有重大实际意义。

（三）可以提高留学生学习汉字的兴趣

在对外汉字教学中注入“六书”用法，如形象展示法（这种方法主要用于象形字），对“子、山、心、木、火”等字，通过板书、卡片展示或者运用现代多媒体技术等来表示物象與文字之间的关系，将生动的形象展现在留学生面前，使他们能够通过视觉、听觉等感官认知，联系现实生活，更加直观地理解每一个汉字的根本意义。既形象生动，使学生一目了然，又提高了留学生学习汉字的兴趣，还会增加教师讲课的激情，有效地调节课堂气氛。让留学生在愉悦的氛围中学习汉字，进而从心理上减少他们学习汉语的焦虑情绪，改变他们认为汉字难写、难认等想法，提高学习效率。

（四）有利于纠正学生的错别字，让学生从根源上重新认识汉字

在留学生学写汉字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写许多错别字。如果能够合理利用“六书”理论，将有效地帮助他们改正错误。例如，学生容易把“本”字和“未”“末”二字混淆。如果老师能告诉学生“本”字是个象形兼指事字，“本”字下面一画表示树根之所在，是“根本”之义，那么学生就很少会写错这个字。再比如“家”字，学生经常把它写为“冢”字。如果老师懂得并且运用“六书”理论，向学生解释“家”是个会意字，“家”字上边的“宀”是屋子的意思，下边的“豕”表示猪，因古代大多数家庭都养猪，所以就在“宀”下加“豕”表示“家”。这样一来，学生对“家”这个字就有了新的认识，以后即便再遇到也不会搞错。由此可见，在对外汉字教学课堂中运用“六书”理论讲解某些汉字是非常有用且必要的，这可以大大降低留学生写错汉字的可能性。

四、“六书”理论的应用价值劣势论

唐兰在《中国文字学》中关于“六书”说提到过两点：首先，“六书”说从来就没有过明确的界说，每个人可有每个人的观点、说法；其次，如果每个文字都用“六书”来为其分类，其结果就是常常不能断定它应属哪一类，因为有些汉字是两类造字之法兼有的，还有一些是无法用“六书”来归类的。裘锡圭在评论唐兰的这一说法时指出：虽然此说法有点过头，但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在对外汉字教学中，就象形法和字理析字法而言，它们实质上是利用古文字让留学生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让学生知道汉字的本源。但我们也应明确，许慎的“六书”说是根据小篆字体确定的，随着时代的发展、汉字的演变，“六书”中的某些理论已不完全符合汉字的发展实际，“六书”也逐步失去了分析某些汉字的功能。现代汉字中有一大部分是简化字，很多汉字的结构理据都已经被破坏，已看不出汉字的象形义。另外，用“六书”讲解汉字，可能更适宜中高级班。初级班汉字的掌握量极少，教师讲课的着重点在于听和说，要求会书写汉字的情况一般是在中高级班才出现，所以说“六书”方法适应的范围有限。汉语中有些形声字已发生变体，它的形旁已不具有表意效果，因此，如果还按形旁类推，就很难推出字义。

“六书”本身也有局限性，它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第一，“六书”是分析小篆的结果，它对古今文字的解释具有局限性，并不能全部解释到位。第二，对“六书”的阐释有些地方含混不清、不够明确，虽然历代的理解基本相同，但也有很多相异之处。这些都不利于汉字的教学以及文化的传播。第三，“六书”中各种造字法的界限不够明晰，有些字既可以是象形，又表示指事或形声等。例如“本”字，它既是象形字，也是指事字。第四，“六书”中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它们的性质并不完全相同，前四种是造字的方法，后两种是用字的方法。如果人为地把两类性质不同的东西放在同一个层面来处理，这种分类方法本身就不够严谨，缺乏科学性。

郑振峰（2002）认为，在运用“六书”理论通过分析汉字的构形来进行教学时，由于汉字的形体结构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演变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汉字具有不同的形体机制，如果不对各个时期的汉字进行断代的调查与描写，统而言之，是很难弄清其构形规律的。当代古文字学者赵诚提出另一问题：汉字的断代研究太薄弱，我们并不能将汉字在各个时代的断代发展了解、考察、研究得很充分、很全面，这自然会影响到汉字系统的研究、描写。反映在课堂教学环节中，老师在给学生讲解汉字在每一阶段的发展演变时，可能会由于对汉字了解得不充分、有断代，所以讲解不够准确到位。但如果对每一个阶段的汉字都进行断代的测查与描写，这样学者们的考察工作就会非常繁琐，工程量巨大，实施的可行性很小。表现在课堂上，教师在给留学生讲课时，如果把汉字在各个时代的构形特点、断代研究都进行详细的讲解，不仅课堂时间不允许，也会加大学生理解的难度，还容易混淆。

再者，在课堂教学中运用“六书”理论，会受到中外文化差异、学习者自身接受能力的制约以及教师文字素养水平的高低等因素的影响，其最终达到的效果也未必理想。

五、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对外汉字教学中运用“六书”理论有利也有弊，一方面它可以使留学生对中国汉字有更加准确、清晰的认识；另一方面可能由于“六书”的局限性以及时代的发展、汉字的演进，它的适用性因时而异，因地而异。所以，关于能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运用“六书”理论讲解汉字，我们要视情况而定，要考虑到它的优劣，不可一味地滥用。还要根据学习者的实际状况及其要完成的学习任务，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之后再采用。

參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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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瑞晓 河南焦作 河南理工大学文法学院 454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