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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主体性视角下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民族文化英译探析

时间:2024-05-08

胡仙兰+岑群霞

摘 要:《额尔古纳河右岸》是中国当代著名女作家迟子建的代表作,英译本接受良好。这不仅归功于作者的精美文笔,还与英译者徐穆实的努力密不可分。本文基于译者主体性视角,通过对比分析原文和译作中的鄂温克民族文化,揭示译者的能动性、为我性和受动性在译文中的体现,说明译者主体性对鄂温克民族文化英译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

关键词:《额尔古纳河右岸》 译者主体性 鄂温克民族文化 英译

一、引言

《额尔古纳河右岸》(以下简称《右岸》)是中国当代女作家迟子建所著的长篇小说,于2005年出版,2008年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引起广泛关注。小说以年届九旬的鄂温克族最后一位女酋长的自述口吻,讲述了该弱小民族的顽强抗争和优美爱情。在中俄边界的额尔古纳河右岸,鄂温克族以驯鹿为伴,以打猎为生,依靠大自然而生活。他们是虔诚的萨满教徒,身居深林,有疾病或不适只能求助于萨满。为了驯鹿能够找到喜爱的食物从而更好地生存,他们跟随着驯鹿不断搬迁。在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同时也备受折磨:白灾的侵袭、猛兽的袭击、瘟疫的爆发、日寇的侵略、“文革”的阴云和现代文明的重重压迫。但是面对命运,他们不屈不挠,表现了顽强的生命力。小说用精美的语言将一个鲜为人知的民族——鄂温克族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右岸》被美国翻译家徐穆实(Bruce Humes)翻译成英文,2013年由蓝登书屋旗下的哈维尔·赛克(Harvill Seeker)书局出版。徐穆实在中国生活多年,代表性译著有卫慧的《上海宝贝》和迟子建的《右岸》。

对《右岸》的研究主要有主题研究(如:王璐,2010)、文化研究(如:修磊,2013)、人物形象研究(如:刘春玲,2012)、艺术特色研究(如:张沛,2011)以及与其他相似作品(如:《呼兰河传》,张贝思,2009)的比较研究。随着英译本的出版,也有为数不多的英译研究逐渐出现。如吕晓菲、戴桂玉(2015)主要从传播学角度探讨了英译本如何重构与再现了原作中鄂温克族的特色文化以及如何传达了原作中的生态美学意蕴,提出为使英语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学的迷人之处,译者应该在尊重英语读者阅读习惯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保持原作的美学意蕴。毋婀幸(2015)简略介绍《右岸》的英译本之后,论述了译者徐穆实的翻译动因,说明英译本在西方国家受到普遍好评,读者接受良好。汪晓莉、胡开宝(2015)从原文本的选择、翻译策略的选取、特色词汇的再现以及人物话语的翻译四个方面探讨了译者的民族意识形态在英译本中的体现。但目前尚未有基于译者主体性的英译研究,这是本文的研究重点。下文简略介绍理论基础——译者主体性。

二、译者主体性概述

翻译对社会交流与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然而,译者却常常被比喻为“舌人”“媒婆”“一仆二主之仆人”“戴着镣铐的舞者”“文化搬运工”“翻译机器”等。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来自于传统翻译观的影响。在阅读中,人们努力寻找作者的原意,在翻译中,人们也强调忠实于作者的原意。读者和译者都成为了被动的接受者(吕俊,2001:115)。传统译论以原文和原作者为中心,强调译文应在语言层面与原文对等,译者应忠实传达原作者意图。译者在翻译研究中处于边缘地位,被认为依附于原作者而存在。西方翻译研究发生“文化转向”后,译者在翻译中的作用得到研究者的关注,译者的主体地位得到承认并成为翻译界热门的研究课题。主体性是主体的本质特性,是主体在对象性活动中的特性。具体而言,主体性是主体在对象性活动中本质力量的外化,能动地改造客体、影响客体、控制客体,使客体为主体服务的特性(王玉樑,1995:35)。能动性、受动性和为我性辩证统一于主体性之中。能动性是主体性最为突出的特征,但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并不是没有任何规限和制约的。主体的对象性活动作用于客体,必然要受到客体的制约和限制,因此,受动性是能动性的内在基础,是主体之所以要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客观依据。为我性则体现了主观能动性发挥的方向性和目的性(Robinson,2006:252)。因此,译者主体性就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查建明、田雨,2003:22)。屠国元则认为,译者主体性是指译者在受到边缘主体或外部环境及自身视域的影响制约下,为满足译入语文化需要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一种主观能动性,它具有自主性、能动性、目的性、创造性等特点。(屠国元,2003:9)

综上所述,译者主体性就是译者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在翻译中采取一些翻译策略或技巧来达到其翻译某部作品的目的,但是其能动性的发挥并不是无条件的,会受到客体以及外界因素的限制,包括能动性、为我性和受动性等重要概念。

主观能动性亦称“自觉能动性”,指的是对外界或内部的刺激或影响作出积极的、有选择的反应或回答。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体现在翻译过程中其对原文的处理上,译者可以采用各种不同的翻译策略和技巧。

译者主体性中的为我性指的是目的性,也就是指人们从事某种活动想要达到的目的。任何翻译活动都有自己的目的,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指引方向。

受动性指的是人们在从事一项活动时,在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的同时,还要受到外界因素或自身条件的限制。译者在翻译中也常常会受到一定条件的制约。

本文基于译者主体性视角,通过对比分析原文和译作中的民族文化阐释,揭示译者的能动性、为我性和受动性在译文中的体现,并说明译者主体性在民族文化英译传播中的作用。

三、译者主体性视角下《额尔古纳河右岸》民族文化英译

根据百度百科的定义,民族文化是指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饮食、衣着、住宅、生产工具等属于物质文化的内容;语言、文字、文学、科学、艺术、哲学、宗教、风俗、传统等属于精神文化的内容。本文从这两个方面(物质文化层面以具有民族特色的与该民族生活息息相关的实物为例,精神层面以民族特色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为例)探讨译者主体性的發挥。

(一)译者主体性视角下民族特色词汇的英译

民族特色词汇指的是某个民族的语言中所特有的词或固定短语,在本文中指鄂温克族所特有的一些词汇。该小说中民族特色词汇随处可见,主要有山水名、人名、地名、家具用品名、食物名等。这些词的英译对于译者来说也是一大挑战。译者徐穆实尽其所能进行了翻译。下文分析译者主体性在译文中的体现。

1.能动性

能动性体现在人们对外界刺激进行选择性地应答。译者对异化、归化等翻译策略的选择,直译、意译等翻译方法的选择,在翻译时采用的表达方式、行文习惯,都能体现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在将边缘文化译介到主流文化时,为了读者更容易理解原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译者一般都会采用符合目的语表达方式的译法。而徐穆实却反其道而行之,在翻译时尽可能地保留原文中的民族特色,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例如:

(1)我从小看到的房屋就是像伞一样的希楞柱,我们也叫它“仙人柱”。(迟子建,2008:7)

译文:The only dwellings I ever saw as a child were our shirangju,which are shaped like umbrellas. We have another name for them too:Abode of the Immortals.(Bruce Humes,2013:7)

(2)尼都萨满是我父亲的哥哥,是我们乌力楞的族长。(迟子建,2008:6)

译文:Nidu the Shaman was our urirengs Headman.(Bruce Humes,2013:7)

译者对例(1)、(2)中的“希楞柱”“萨满”和“乌力楞”都采用了音译的方法,即根据鄂温克语的发音直接将其译为英文,最大程度保留了原文文化,真实再现了鄂温克族特有的文化。

(3)娜拉呢,她最乐意做的就是给布染色,她染色用的是果实或花朵的浆汁。她用都柿的果实把白布染成蓝色,用红豆把白布染成水红的颜色。(迟子建,2008:70)

譯文:The thing Nora most loved was dyeing fabric.She extracted liquid from fruits or blossoms,using blueberries to dye white cloth blue,and red love-peas for a bright pink tint.(Bruce Humes,2013:87)

例(3)中的“都柿”是“蓝莓”的别称。蓝莓起源于北美,因果实呈蓝色,故称为“blueberry”。汉语中的“蓝莓”是根据英语“blueberry”翻译而来的词,所以当译者看到“都柿”并了解了它就是“蓝莓”的时候,就采用了回译的方式将“都柿”译成“blueberry”。

2.为我性

为我性即翻译的目的性,体现了主观能动性发挥的方向性和目的性。译者徐穆实关心不同民族如何应对现代化、全球化的潮流,为此他到多国进行实地考察,并开通了个人博客(Ethnic ChinaLit),以便外国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化、文学和人生观。译者对原文中山水名以及人名的处理充分体现了其为我性。

从表1可以看出,徐穆实在翻译原文中的山水名时采用了特别的处理方法。他在博文Last Quarter of the Moon:Evenki Place Names behind the Hanzi中表示,鄂温克族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与外界几乎没有任何接触,在此之前应该是用本族语言——鄂温克语来称呼山水的。他认为意大利语译者用汉语拼音来翻译这些山水名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为了能够准确地翻译原文中地名、人名、居家用品等名称,译者和一位鄂温克族博士、学者——朝克合作弄清这些词在鄂温克语中的发音,然后用国际音标记录,再翻译为英语(吕晓菲、戴桂玉,2015:84)。2007年,朝克还编写了《鄂温克地名考》,里面记录了1800多个鄂温克地名,其中大多数都不是用汉语翻译的。徐穆实非常希望保留这个民族特有的文化,于是在对原文的处理中,保留了鄂温克族特有的发音系统,采用音译的翻译方式,体现了他对再现鄂温克族民族文化的重视。

《右岸》中的人名有的是典型的本族名字,有的则与俄罗斯民族息息相关。在处理原文中的人名时,译者也煞费苦心。他先请鄂温克居民帮忙识别典型的本族名字、与俄罗斯民族有关的名字。对于前者采用与山水名同样的处理方法,而对后者则沿用俄语读音,在英译本中提供地道的俄罗斯人名(汪晓莉、胡开宝,2015:94)。表2体现了译者对人名的处理方法,即翻译成鄂温克语或地道的俄语。

译者对山水名和人名的处理方法充分体现了译者的为我性。为我性在本文中就是指徐穆实翻译《右岸》的目的,即传播少数民族的文化、文学和人生观。《右岸》英译本出版后,徐穆实接受读书报记者康慨的专访,在回答为何选择该原作时他说:“因为书里的故事抓住了我的心,她让我觉得,鄂温克族在20世纪的悲惨命运,通过活生生的人物,发生在我面前。”(康慨,2013)译者致力于探讨各民族如何面对现代化、全球化,而这部小说正好是讲述鄂温克族的应对方式。对这部直指人心的少数民族题材作品,徐穆实感动之余,更希望将它译介给英语读者,使其了解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化、文学与人生观。译者对山水名和人名的特殊翻译方法有助于他达成这一目的。

3.受动性

译者受动性指的是译者在翻译中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同时,还要受到外界因素或自身条件的限制。

(4)以往我们搬迁的时候,总要带着火种。达吉亚娜他们这次下山,却把火种丢在这里。没有火的日子,是寒冷和黑暗的,我真为他们难过和担心。但他们告诉我,布苏的每座房子里都有火,再也不需要火种了。(迟子建,2008:5)

译文:Whenever we moved camp,we always took along the live cinders.But this time Tatiana and the others abandoned them here.Days without fire are cold and dark,and I truly feel sorry and worried for them.They say that every house in Busu has a fire,so they wont need those coals anymore.(Bruce Humes,2013:5)

例(4)中出现了三个“火种”,而在译文中却没有出现重复的词。为了使译文更好地迎合目标读者的阅读习惯,译者在译文中对原文中相同的词语作了不同的处理。将第一个“火种”译为“live cinders”;当这个词第二次出现时,为了避免重复,译者用代词“them”代替;当这个词再次出现时,译者则将其译为“coals”。例(4)中译者的受动性表现在:避免词汇重复是英语句子的一大特点。在英语文章中,除了表示强调或为了避免意义的含糊外,同一个词或短语很少在同一个句子中连续使用,有时,在一个句群或段落中也避免重复使用相同的词。译者在此对“火种”这个词的处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英语表达习惯的制约,体现了译者的受动性。

(二)译者主体性视角下民族特色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英译

鄂温克族在中国主要分布在内蒙古和黑龙江两省,鄂温克是该族的自称,意为“住在大山林中的人们”。鄂温克族的语言文化具有独特性,其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亦然。下文从鄂温克族民族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着手,分析译文中译者主体性的体现。

1.能动性

(5)他手持神鼓,披挂着神衣,身穿神裙,没带神帽,任那稀疏、斑白的头发披散着。他那怪异的样子把吉田吓得打了个哆嗦。他后退了一步,张口结舌地指着尼都萨满问王录,他是什么人?王录说,他是萨满,就是神!吉田问,神是做什么的?我告诉他,神能让河流干涸,也能让枯水横流;能讓山林獐狍遍地,也能让野兽绝迹。(迟子建,2008:100)

译文:In his hands was the Spirit Drum,and the Spirit Robe was draped over his shoulders,but he hadnt donned his Spirit Hat so his grizzled hair hung loose.

His demonic appearance gave Yoshida such a fright that he shuddered and took a step back.Tongue-tied at first,he pointed at Nidu the Shaman,and asked Wang Lu:“Who is this man?”

“A Shaman,”said Wang Lu,“a Spirit!”

“What dose a‘Spiritdo?”

“The Spirits can make rivers run dry,”I told him,“or make waters overflow when rivers run low. They can make roe-deer flourish or wipe out all the wild creatures.”(Bruce Humes,2013:124)

例(5)充分体现了鄂温克族的宗教信仰,把他们对萨满的虔诚与敬畏描写得淋漓尽致,认为萨满就是神,是无所不能的。原文一气呵成,形成一个段落。译者在翻译时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根据意群将原文分成若干段落,并且将原文中的间接引语在译文中都用直接引语的方式翻译出来。此外,原文第一部分使用了几个并列的动宾结构来描绘萨满的形象,译者则通过变换句式(倒装、被动与合并)以及将原文省略的主语在译文中增补出来等方法使目标读者对萨满的形象有更深了解。第二部分在描述萨满威力时,原文句式工整,琅琅上口,译者在翻译时也尽量使意义与形式都忠实于原文。

(6)它有着马一样的头,鹿一样的角,驴一样的身躯和牛一样的蹄子。似马非马,似鹿非鹿,似驴非驴,似牛非牛,所以汉族人叫它“四不像”。我觉得它身上既有马头的威武、鹿角的美丽,又有驴身的健壮和牛蹄的强劲。(迟子建,2008:17)

译文:They have the head of a horse,antlers of a deer,body of a donkey and hooves of a cow.And because they resemble these four animals yet are distinct from them,the Han dub them si bu xiang, “The Four Dissimilars”.(Bruce Humes,2013:21)

例(6)是对鄂温克族人赖以生存的驯鹿的外貌描写,作者通过文字似乎将活生生的驯鹿带到了读者眼前。徐穆实在接受专访时坦言,《右岸》并不是完美的著作,书中词汇有时粗糙、重复,缺乏专业编辑的润色(康慨,2013)。译者在翻译这一段时,在尊重原作的前提下,在译文中进行了删减。他认为前文已经表达了驯鹿拥有马头、鹿角、驴身和牛蹄,读者就能自己体会驯鹿具备哪些特征,没有必要在后文中再次强调其特征。在他看来,原文有点重复啰嗦,所以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对原文进行了删减。

2.为我性

(7)我初到人间听到的声音,是乌鸦的叫声。不过那不是真的乌鸦发出的叫声。由于猎到了熊,全乌力楞的人聚集在一起吃熊肉。我们崇拜熊,所以吃它的时候要像乌鸦一样“呀呀呀”地叫上一刻,想让熊的魂灵知道,不是人要吃它们的肉,而是乌鸦。(迟子建,2008:6)

译文:The first sound I heard as I came into the world was the screeching of ravens.But they werent real ravens.Because a bear had been killed,the entire urireng had gathered for a feast.We worship the bear,so when we eat its flesh we shriek like ravens-Ya!Ya!Ya!-to convince the bears soul that these jet-black birds-and not human beings-are dining on its carcass.(Bruce Humes,2013:6)

鄂温克族居住在大山中,大森林中经常有熊出没。他们将熊与祖灵联系在一起。一方面,他们将熊视为自己的祖先和长辈,敬仰有加,另一方面,他们却猎杀熊,以熊肉为食。例(7)中的情节描写体现了鄂温克人与熊之间的奇妙关系,勾勒出该民族独特的熊图腾文化。译者在翻译时尽可能地忠实于原文,并用流畅的语言将该民族的熊图腾文化真实准确地再现在英语读者面前,为传递中国境内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和人生观奠定基础。

(8)猎人行猎时,看见刻有白那查山神的树,不但要给他敬奉烟和酒,还要摘枪卸弹,跪下磕头,祈求山神保佑。如果猎获了野兽,还要涂一些野兽身上的血和油在这神像上。那时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森林中,这样刻有山神的大树有很多。猎人从白那查身边经过,是不能大吵大嚷的。(迟子建,2008:40)

译文:When a hunter is hunting and sees Bainacha carved on a tree,he must not only respectfully make offerings of tobacco and baijiu to it,he should also lay down his rifle and remove the bullets, and kowtow to pray for the Mountain Spirits protection.If the hunter has made a kill,he should smear the animals blood and fat on the image of the Spirit.

Back then in the forests on the Right Bank,numerous big trees sported a carving of the Mountain Spirits image.When a hunter passed by Bainacha he had to remain silent.(Bruce Humes,2013:51)

《右岸》中的描写展现了鄂温克族天人合一、万物有灵的思想,他们认为任何生命之间都是相互感应的,人们对待万物的态度将影响生活。例(8)是对白那查山神的描写,鄂温克族人认为森林中的大树上住着白那查山神。译者在翻译时使用“must,should,has to”等表示强烈意义的词,将鄂温克族人对山神的敬仰之情尽力传达,从而使英语读者深入了解该民族文化,明白中国广袤的国土上不仅仅有北上广等大都市,还居住着一些鲜为人知的少数民族,他们有着独特的文化和生活。

3.受动性

除了内容之外,小说名的翻译既体现了译者的能动性也体现了译者的受动性,但最终受动性占了上风,呈现为现译名The Last Quarter of the Moon(一弦残月)。译者本意是将原书名直译为The Right Bank of Argun。他认为用“右岸”这种与众不同的方式来表达方位既忠实于原文,又能引起习惯用东西南北来表达方位的西方读者的好奇心。这是译者主观能动性的体现。但他又指出:事实是,在西方国家,外文版权归出版社所有,书名一般由出版社说了算,译者或是原作者的想法仅被视为参考,决定权在出版社。出版社偏爱意大利译本的书名Ultimo quarto di luna,于是英译本书名就采用了意大利译本的英译The Last Quarter of the Moon,出版社也没有具体说明理由(康慨,2013)。这个例子体现了译者的受动性,即来自版权所在方出版社的限制。

四、结语

《额尔古纳河右岸》呈现了鄂温克民族20世纪的命运。民族文化贯穿全文,这对于译者来说无疑是一大挑战。译者为了使英语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少数民族的生活、文化与人生观,在翻译过程中充分发挥其译者主体性,在对民族文化的处理中,尽可能地忠实于原文并保留原文中的异质文化,运用了各种翻译策略与技巧,例如音译、直译、直译加解释、回译等,但同时也受到了外界条件如英语语言习惯、出版方的一定限制。英译本在徐穆实和出版社的合作下成功进入英美主流社会视野,受到国外媒体和评论界的一致好评,市场反馈良好。民族文化的成功英译对此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在大力提倡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背景下,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促进了地域文化的传播,为少数民族的文学翻译提供了借鉴,为中国文学的对外传播做出了贡献。

(本文为浙江财经大学2016年度研究生校级科研项目“译者主体性视角下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民族文化英译研究”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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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

[4]康慨.從额尔古纳河右岸到大洋彼岸——迟子建之鄂温克史诗小

说英译本出版[N].中华读书报,2013-01-23.

[5]吕俊.跨越文化障碍——巴比塔的重建[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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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屠国元.译者主体性:阐释学的阐释[J].中国翻译,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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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毋婀幸.《额尔古纳河右岸》英译本及其读者接受状况分析[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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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汪晓莉,胡开宝.民族意识形态与少数民族题材小说翻译——

以《额尔古纳河右岸》英译为例[J].中国外语,2015,(6):90-98.

[10]王玉樑.论主体性的基本内涵与特点[J].天府新论,1995,

(6):34-38.

[11]查明建,田雨.论译者主体性[J].中国翻译,2003,(1):

19-24.

[12]徐穆实的博客:http://www.bruce-humes.com.

(胡仙兰 岑群霞 浙江杭州 浙江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 31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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