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时代，如何看待文风问题

□ 文/崔士鑫

内容提要 新媒体时代对改进文风带来了新问题，也提出了新要求，提供了新契机。以往的好经验要大力弘扬，改进文风在现实中需继续做好“走、转、改”。同时，也应把握好新媒体时代文风问题发展演变的新动态新规律，走好“网上群众路线”，注重在与网民互动中逐步解决文风问题，用文章更好地协调社会关系，凝聚社会共识，制定和推行方针政策，促进社会发展进步，形成良好社会风气。

文风问题是一个老话题，但在新媒体时代，老问题又有新表现。一方面是传统的陈旧文风不能适应传播交互即时、内容海量共享的新媒体时代，许多文风痼疾在新语境下暴露得更加彻底。另一方面，新媒体带来了过度低俗化、碎片化、煽情化等新的文风问题。

在新媒体时代，如何改进陈旧文风，避免网络文风的消极影响，弘扬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倡导优良文风，按照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有关改进文风的规定精神，利用媒体融合发展契机和新媒体催化作用，探索创新符合新媒体时代传播规律的新文风，是媒体尤其是传统主流媒体提升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的必然要求。

一、旧的未去，新的又来：文风问题表现更加多样

文风是文章体现出来的风格与风尚，是表达方法与思想作风、社会风气、时代风貌等的综合反映。与常用隐蔽、曲折手法暗示主题的文学作品不同，作为一种纪实性的实用文体，一般新闻的文风，应是以直述方式反映事物或表达观点，主题明确、表述准确、重点突出、实话实说，尽可能做到直观形象、生动有趣，出发点落脚点都是让看文章的人能准确理解、便于接受。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许多人忽视了写文章的初衷，对书面语言的运用严重异化，由此产生各种文风问题。

以往谈到文风问题，主要针对的是党政机关；对媒体而言，主要是针对传统主流媒体。后者的文风问题，通常有几种表现形式。

一是内容上言不及义。写文章的目的不是为有效沟通与真实交流，值得传递的新信息很少，给人启发的新观点贫乏，读起来文通字顺，读过后几无所得，空洞无物，甚至不知所云。比如有些谈不上经验的大量“经验报道”。

二是语言上老套生硬。内容上的空泛，往往通过语言上的苍白、呆板来体现。一种是充斥着正确的废话、严谨的套话，漂亮的空话，比如“文件体”的新闻报道、社论与评论等。还有一种情况是文章本身有信息量有观点，但语言过于呆板生硬，稿件从同样呆板生硬的政府部门公文或领导讲话中摘抄而来，没有经过记者认真再加工、变换话语体系，存在“阅读障碍”，枯燥乏味、费解难懂。典型的如模式化的会议报道与领导活动报道。

三是形式上冗长单调。不是直奔主题、突出重点，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而是故作高深、东拉西扯，总要来个模式化的“起承转合”才算写作到位，正所谓“看似面面俱到，实则离题万里”。目前普遍存在的“报纸杂志化”现象，便是文章越写越长造成的后果。

四是虚假不实问题。真实性是文章有效沟通信息、交流思想、解决问题的前提。但不少媒体文章或添枝加叶任意拔高，比如一些先进经验或典型报道；或夸大其辞煽情炒作，甚至曲解拼凑道听途说，炮制虚假新闻。

最后所说的“夸大其辞、煽情炒作”等文风问题，原本常见于一些市场化的传统媒体。在互联网兴起后的新媒体时代，这一类的文风问题被进一步放大。

新媒体打破了传统媒体对信息传播渠道的垄断，衍生的客观后果，是形成了两个舆论场。一个是以报刊、电台、电视台等为主体的传统媒体舆论场，一个是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兴媒体舆论场。形成两个舆论场的原因，有关注内容的差异，有传播渠道的不同，但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文风问题造成的。互联网的传播交互即时、内容海量共享，使得传统媒体长期垄断传播渠道和信息资源形成的内容空泛、语言生硬、形式冗长等文风问题，变得不可忍受，网民敬而远之，两者渐行渐远，才有两个舆论场的产生。新媒体凸显了传统媒体文风问题的严重性，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但新媒体在倒逼传统媒体改进文风的同时，也出现偏向另一极端的文风问题。

首先是内容上的泡沫化。比如网上充斥着随意转发，甚至胡编乱造的鸡汤文，既不为传递有效信息，也不为阐明真实观点，只为刷存在感、赚点击量。

其次是语言上的低俗化。网络文章口语化无可厚非，但不少文章语言过于直白、低俗，甚至通篇骂骂咧咧、出口成脏，把低俗当个性。

第三是形式上的碎片化。网络信息的即时性，形成了受众碎片化阅读的习惯。为迎合这一特点，网上短文章成为主流。但不少网文短则短矣，却往往短到不知前因后果，时常造成受众对信息的片面接受，报道的新闻时常“反转”。最后是真实性上的煽情化。新媒体为了在网络海量信息中吸引眼球，新闻报道与信息传播刻意夸大、极度煽情化，包括个别传统媒体所办的新媒体，也成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标题党。日前人民网所批评的“跪求体”“哭晕体”“吓尿体”等浮夸自大文风，就是典型的例子。

二、由来已久，原因复杂：文风问题不止文章本身

文风问题由来已久。文风不是新媒体时代才有的问题，甚至也不是大众传媒出现以后才有。比如，我国古代为提升社会协调与行政效率，进行过多次文风改革。隋文帝反对公文“连篇累牍”，宋仁宗三下诏令诫止浮文，明太祖甚至因刑部主事茹太素上书万余字，实则“五百余言可尽耳”，将其痛打一顿。但文风问题仍然久治不绝。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历代中共领导人，对文风问题都高度重视。改进文风，也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重要内容。马克思曾在《致阿·卢格》中指出：“我要求他们：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作些自我欣赏，多说一些明确的意见，多探讨一些具体的事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恩格斯不止一次与马克思探讨文风问题。18 5 1年在写给马克思的信中讨论怎样给美国报纸撰稿，恩格斯对比了马克思与一位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的文章风格，对马克思说：“他那种西里西亚的路德式的严厉揭露，就可以充分发挥作用，这比你的风格，更适合那些在美国的德国人的口味，因为你的风格需要他们思考。”马克思、恩格斯都有报刊工作的实践，他们的许多经典著作，如《共产党宣言》《自然辩证法》等，善于用清新语言表达深刻思想，深刻性与通俗性相统一，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优良文风的典范。

19 22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中共中央就在《宣传教育问题决议案》中提出，党的报刊，都要“使用口语，求其通俗化”，要求党报党刊文章，应“简单明了地解释理论政策，描写各地工农状况。”不少具有报刊从业经历的党的早期领袖，如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等，所写文章多短小精悍、深入浅出。恽代英在担任《中国青年》主编时，提倡学习工农语言思想，反对使用工农不懂的“学生腔”“外国话”。194 2年延安整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是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针对文风问题提出批评，指出“我们现在有些文章，神气十足，但是没有货色，不会分析问题，讲不出道理，没有说服力”，并提出，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都善于用平实质朴的语言讲深刻的道理，比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发展是硬道理”等，琅琅上口，言简意深。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央也多次强调，要纠正不良文风，并狠抓文风建设，取得一定成效。

然而勿庸讳言，纠正不良文风、弘扬优良文风，仍是一项长期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原因在于文风问题的产生，不只是文章本身的技巧风格问题，也不仅仅是哪个作者的个人思想作风问题，它涉及更深层次的多种影响因素。文风问题是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等多种问题的综合反映。这也是中央历来重视抓文风问题的重要原因。

归纳起来，文风问题的产生，与书面语言自身发展规律有关，也与一定的政治环境、经济影响、社会风气等因素相关。而在新媒体时代，新的传播方式、媒体形态和人们的接受心理等变化，对文风的影响正日益增大。

文风问题与书面语言的特点有关。书面语相对于口语，前者用于说和听，要求快捷即时、讲求效率、用词通俗、句式结构简单，传播效果有及时反馈，促使说话人随时调整；后者用于写和看，有充足时间对用词、句式、结构等进行推敲加工，往往用词深奥、句式繁复、结构复杂，越写越高深还能显示社会地位和文化水平，而受众反馈滞后，很难互动遏止。另外，书面语的习得，往往需要长时间训练，练写许多不追求实际效用的“命题作文”。古代所谓“八股”，现今所谓“高考体”，均属此类。这种习惯长期积累，不少人虽已“出徒”，但对只做文章不解决问题的现象，见怪不怪。

传统文风问题与政治环境关系最大。“党风决定文风，文风体现党风”，说明文风问题与政治环境的密切相关性。如果缺少“讲实话、讲真话”的氛围，缺少担当、容错的现实条件，直奔主题直抒胸臆有风险，人们自然会选择写模式化的文章，写充斥套话空话废话的文章，这样风险最小。长篇大论、面面俱到、铺陈排比而言不及义，才会既显水平，又不会让人抓着把柄。更重要的是有些领导者，喜欢搞形式主义。比如就媒体报道而言，有些人发文章、出讲话、作报道，不管事情大小、有无必要，篇幅都要与职务高低、机构重要性相对应，如果实质内容不够，便用空话套话来凑。宣传经验、报道典型，也是篇幅越长越好、篇数越多越好，写文章的人只好人为编造细节、拼凑故事、尽力拔高，从而助长了媚上媚下、党内党外表里不一、华而不实的不良文风。

新媒体文风问题与市场因素社会风气关系密切。夸大其辞、煽情炒作等文风问题，与利益驱动、社会浮躁等有密切关联。新媒体的兴起，对这类与市场经济有关的文风问题，有进一步的发酵作用。首先，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部分媒体为争夺市场地位、赢得经济利益，“软文”泛滥，“策划新闻”，乃至炮制虚假新闻。其次，社会风气浮躁，有的媒体为扩大影响、拓展销路，热衷于追求“轰动效应”，迎合受众趣味，猎奇炒作。第三，新媒体的海量信息，造成信息过滥而注意力稀缺，如何吸引公众眼球、赚取点击量，成为媒体获取经济收益的重中之重，有的媒体为此无所不用其极，凭借标题党、洗稿等手段制作“爆款文”，形成新的文风怪象。另外，在传统媒体上发文章，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措辞文雅是必须的。互联网时代人人都是自媒体，怎样想就可以怎样写，这就像打通了舞台的台前幕后，网络语言低俗化，成为新的文风问题。

令人担忧的是，这些新媒体进一步发酵的文风问题，对主流媒体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比如：媒体越来越少花气力做专业解读与深度报道，热衷于省气力见效快的“蹭热点”跟风评论。许多主流媒体所办的新媒体，越来越倾向于迎合受众情绪与趣味，“吓尿体”“跪求体”“哭晕体”等大量出现在主流媒体所办网站、公众号与客户端上，便是例证。

三、回归初心，文以致用，打造新媒体时代清新文风

文风问题不是小事，关系党的形象、政府效能、社会风气。对媒体而言，文风关系媒体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传统媒体时期，不良文风虽令人反感，但因缺乏及时反馈渠道，多数人只能隐忍不发。新媒体提供了互动传播便利，文风问题就很容易成为网上围观、吐槽的对象，甚至酿成舆情热点。以往八股文章中有套话空话，人们只是感觉枯燥，看过即忘。现在人们很容易找到类似文章，截屏组合，成为嘲讽传统主流媒体的“弹药”，让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引导，沦为任人嘲讽的笑谈甚至是激发民怨的“猛料”，媒体赖以履行职责使命和藉以生存发展的美誉度和权威性，大打折扣。因此，新媒体时代，改进文风更具迫切性。

新媒体时代改进文风，***总书记提出的“短、实、新”要求，很有指导意义。“短、实、新”三个方面，各自包含着内容与语言（形式）两方面的要求。“短”从内容来说，就是重点突出不面面俱到穿靴戴帽，文章自然会短；从语言及形式来说，并不是篇幅越短越好，而是表达论述每件事、每个问题、每个观点，都用最简洁的语言表述清楚，不绕弯子。 “实”从内容讲，就是要针对问题，不写空文；从语言上讲，要用朴实的语言传递信息、阐述道理。“新”从内容讲，有自己的发现、自己的见解；从语言上讲，就是设法用有个性的话，让受众听得进、记得住，但不是刻意求新，搞文字游戏。

新媒体时代改进文风，就应按照“短、实、新”的基本要求，借鉴新媒体时代的传播特点，借助大数据准确检验改进文风效果，从文章的内容、语言、形式，以及受众意识等方面，切实加以改进。

回归“文以致用”初衷。“短、实、新”在内容方面的要求，角度虽然不同，实为同一件事，都是强调写文章的目的，就是沟通信息、交流思想、解决问题。这和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一脉相承、异曲同工。“准确”必然会短，“鲜明”有针对性必然是实，“生动”就是新。这说明，不论时代怎样变化，文章的基本功能没有变；无论传播方式如何多样，好文风的标准也没有变。关键是要营造一种求真务实的环境，社会上上下下都能把“文以致用”作为核心理念，把不良文风视为“浪费别人的时间等于谋财害命”，改进文风就有了思想共识与理念基础。这其中“关键少数”的作用最重要。正如***总书记所说，“文风改不改，领导是关键”。领导干部不尚空谈，文风就不会浮夸。领导干部讲话写文章，都是“拣最重要的，直说出来”，不良文风自然会大大收敛。

借鉴新媒体互动传播特点。新媒体的文风特点可以归纳出许多条，但最根本的，是新媒体的即时互动性，营造了一个近乎面对面平等交流的语境。根据美国语言学家齐夫的“省力法则”，人们在交谈阅读中，总是力求语言准确简洁，既能够让传者表达完整，又能够满足受众的理解需要。这也应是新媒体时代所追求的良好文风，就是用最少的文字传递最多信息，用平等的态度拉近彼此距离，让对方心悦诚服、顺畅无误地接受信息或观点。即使必须要传递较为深奥的政策或专业信息，也应把文件语言或学术概念等，转换为受众易读易懂的通俗语言。当然这里的通俗，不可片面理解为有人认为的“卖萌”。满篇“火星文”“流行语”让人不知所云，不是改文风，反而是新媒体时代值得警惕的不良文风，因为这类表达，有悖于高效优质传播所必须的基本标准“准确、简洁”。

借助大数据准确检验改进文风效果。传统媒体改进文风，时常效果不彰，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传播效果的评估手段落后、时效滞后。文章是否受读者欢迎，很难准确及时反馈。长此以往，受众意识薄弱，文风问题难免。在互联网大数据条件下，受众的阅读痕迹十分清晰，是否打开文章、停留时间长短、有无点赞留言等，都有据可查，对此进行精细深入分析，可以对检验改进文风效果，提供更为准确的参考。互联网上，内容言不及义、语言老套生硬、形式冗长单调的文章，很难得到受众青睐，偶尔点开也难卒读，用大数据来检验，可以倒逼为文者改进文风。不过，也需防止大数据检验可能产生的偏差。比如，娱乐信息最吸引受众，却未必没有文风问题。还要看是否把受众趣味引向适合公众利益的方向，让他们在阅读中培养高尚情操、提升精神境界，而非满足庸俗喜好低级趣味，浪费注意力。

总之，新媒体时代对改进文风提出了新要求，也提供了新契机。以往的好经验要大力弘扬，改进文风在现实中需继续做好“走、转、改”。同时，也应把握好新媒体时代文风问题发展演变的新动态新规律，走好“网上群众路线”，注重在与网民互动中逐步解决文风问题，用文章更好地协调社会关系，凝聚社会共识，制定和推行方针政策，促进社会发展进步，形成良好社会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