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四个热议话题所含的传播学意义

□ 文/江作苏 张瑞希

内容提要 最近一年多来，国际国内舆论场风云变幻，不断涌现热门话题。中国新闻人的定力，在多元话语角力当中得到了检验。由案例发现某些理论蕴义，这是一种务实的理论姿态。本文梳理了四个方面的话题。

一、公平正义与人的良知相通

2018年3月7日，***总书记在参加全国人大广东代表团审议时有一段话发人深省，他说：“家庭人伦等值得珍惜的东西，在城镇化过程中，在农民进城的大迁徙中受到了冲击。这个冲击不可避免，但在这个过程中不能泯灭良知人性。”[1]

这里提到的“迁徙”“冲击”“家庭人伦”“良知人性”发生在社会生活中，也反映在信息传播的空间里。技术进步带来的传播方式巨变，产生了过去没有的传播理念，甚至连真相也随着情绪推演，产生了“后真相”这样的群体化认知变异。

传播空间大迁徙的规模巨大，它包括了技术、理念、价值观乃至形成了无数新的传播渠道与部落，至今还看不到这种迁徙稳定下来的迹象。需要看到的是，迁徙产生了造福于人的价值，随之也带来了若干负面能量。

因此，世界各国均采用法律与制度的手段调控传播，近些年来出台的、以网络传播为对象的法规林林总总，数量可观。我国也不例外，人大立法、国家网信办等政府部门密集发布新规，不断创新传播制度，构建网络安全制度体系：网络安全法正式施行，另有三项部门规章、九份规范性文件发布，围绕网络安全，从网络信息、新闻服务、论坛社区、 跟帖评论、群组社交、公众账号、技术应用及内容从业人员等方面加强互联网传播的治理体系。

然而，乱象并没有消亡。对于膨胀速度极快的传播形态而言，传播制度供给与调整的适应性还不能同步，体现在明显滞后于技术创新；只考虑到国内条件和情境，难以适应国际化竞争；实行属地管理和行政区隔，难以形成成熟的市场机制，抑制诱导性制度变迁。

良知人性在这个时候起着托底的作用，这个底是人心之底。法律虽有用，用在强制力上。而良知人性之用，用在人心的自制力上。毕竟传播是人的行为，受到人的思维驱使。一位小学生家长说“不要侈谈公平正义，守住良知人性就是太平之根。”家长与孩子之间的沟通也是一种传播活动，长辈对晚辈传播的东西符合良知么？晚辈对长辈或平辈传播的内容有没有人性？动一动拇指的时候问一问自己，就会在源头上制止那些狂欢而不顾后果的行为。

良知人性不是弱者的护身符咒，相反是强者的观照与穿透性力量发散。“吾可仗剑，尚倚慈音”，中国文化的稳态特征具有历史的传统，远服近悦从来都不是强制的结果。在传播大迁徙的浪潮之中，立法好比是筑坝，而诉诸良知人性则有如导流，二者不可偏废。

几年之前，广东省就编印了《媒介素养读本》发到中小学，以图文并茂的方式，把传播方面的良知人性贯穿于其中，让孩子幼小的心灵里就明白，礼义在社会空间必不可少，而廉耻在网络空间也处处皆存。根据心理成长的规律，少儿时期建立的朴素价值观，成年之后往往就会转化为稳定的良知与人 性。

这种从娃娃抓起的做法，对于还处于成长阶段的传播革命进程来讲，具有原生态的价值，也是在进行制度建设和观念构筑时的逻辑出发点。

诉诸良知人性，才有公平正义，这个简单的道理，是不是具有深刻的传播学意义？

二、立足田野传播的意义

《我们的田野》这首中国儿童歌曲，特朗普的孙女阿拉贝拉唱得很有情感，那段视频在美国总统访华期间不胫而走，唤起了普遍的注意。

从传播角度看，这是一种有温度的传播内容。人们不由得想到，一个外国小姑娘对中国文化的喜爱，不仅与咱们内心的文化自尊感相契，而且那种稚声稚气的样儿，非常容易温润地接近大人孩子的同感。

像这样的传播内容，基于田野大地，朴实中透出生活的气息。没有什么热烈的赞美词，只用河水流过、稻田、野鸭、荷花的白描，透出对乡野的依恋，体现了中国美学讲究的“情景交融”，这种情愫不仅中国人能懂，外国人也能理解。

因此，立足我们脚下的田野大地，可以获得无限宽广的传播素材。田野是有温度的，要看做新闻传播的人能不能感知，以及如何把它有效地传播出去。

外国优秀文化在中国传播和落地，很多也是这样的带温度作品。就拿迪斯尼来说，米老鼠与唐老鸭也都是出自田野，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动物，但赋予它们或顽皮或拙讷的性格行为，就一下子接近了孩子们天真的心灵，就是大人也会为之吸引，不知不觉中完成朋友式的认同。

传播当中有没有“共情”现象？很多实验证明是有的，而且普遍存在于容易接近的身边景物和情感之中。所谓讲话办事要“接地气”的说法，究其原理就在于此。世界上语言虽多得不可胜数，但是基于共情的语言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哪怕再复杂的传播符号，它总是有所指代，总是离不开人们生活的范畴。因此，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全球传播，就并不是一件纯技术的事情，而是越有技术的迭代，越要有来源于生活的基础文化积淀，将其作用于内核。

***总书记说过，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这些是人类的共同价值。这些基本价值的世界化，有着非常广泛的生活基础与文化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是对生活的符号化认同，而传播则是带有温度与情感的交互影响。文化与传播的根都在于脚下的土地，产生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

立足我们脚下的田野大地，可以获得无限宽广的传播素材。田野是有温度的，要看做新闻传播的人能不能感知，以及如何把它有效地传播出去。

文化是对生活的符号化认同，而传播则是带有温度与情感的交互影响。文化与传播的根都在于脚下的土地，产生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

阿拉贝拉这个美国儿童稚声稚气演唱的中国歌曲，也使我们想到更多的中国儿童会唱“铃儿响叮当”等美国歌曲。文化的交互是不会有止境的，媒介的责任在于真的立足于脚下的田野，把田野上的生活信息、艺术信息适时适宜地传播出去，坚守这个理念，就是绿色的传播。

三、同理心跨越国界共存

美国拉斯维加斯枪击惨案，伤亡惨重，举世皆惊。人们在子弹横飞的手机画面中，不仅第一时间看到了现场，而且还注意到警方的要求：任何人都不得用手机上传警员的位置，以免暴露他们制服枪手的战术和使警员安全受到威胁。

同理心在焉！全世界的传播伦理，都以不损害弱者为底线。此时，虽然警察是传统的强者，但是，当他们处于用生命护卫民众的工作场合，双方强弱关系时刻处于转换之中。正义任何时候都需要多助，因此受众消费信息的权利，不能任性地用于消费公理和消费生命权，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再怎么自由的传播理论，也要让位于鲜血和生命的现实。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简单的道理，需要反复在兹念兹。而且在关键的时候，简单的道理要变成规则予以应用。美国这个自认为新闻自由最彻底的国度，在关键时刻运用规则干预新闻自由，那是历来不手软的，拉斯维加斯事件再次说明了这一点。

当代网络传播对信息的杠杆放大作用，可以说是把阿基米德原理应用到了极致。历史学家研究证明，当代意义上的恐怖主义，以往并不存在。因为，以少量武力伤害平民，在社会还没有出现爆发式传播媒介的条件下，是不可能造成多大社会影响力的。而由于网媒的出现，原本不对称的小股力量，瞬间可以被放大出难以控制的巨大舆情能量。因此，某种意义上来讲，不加控制的网络力量简直就像无形炸药。

拉斯维加斯枪击事件的作案人，既然可用三个摄像头从自己房间向外监视警情，那他对自己的恶行同样会被手机直播一定是有预估甚至是力求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恶徒的武器不仅是那几十枝长短枪，还有他意识中卑鄙和恶劣的影响期待。

20多年前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就在《娱乐至死》一书中指出：如果文化生活被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话题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那么这个社会就危在旦夕。可以说，这次发生在娱乐之城拉斯维加斯的事件，对于抱有娱乐至上观念的人们是一个巨大的冲击。

人在做天在看，看什么呢？不能只允许看到恶人恣意逞行，还要看到公共秩序要有人严格执法执规，看到真正有效的管控和制止。

一年多来，中美就网络安全和执法问题，进行了制度性的会商。外交界认为共同的网络利益和协调管控，可能成为两国关系的“压舱石”。果能落实，善莫大焉。毕竟，不能让歹徒以国家力量为杠杆行恶事，这是从拉斯维加斯事件中可以导出的一个重要选项。

四、陷阱现象在信息接受中隐存

经济研究已发现“中等收入陷阱”现象，就是世界上一些经济体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之后，与之伴随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如社会动荡、贫富悬殊、环境污染等。反映在社会舆论方面，则是纷争不断，民声沸腾。由此，这些经济体难以集中注意力再发展。

如何尽力避免这种陷阱现象的产生，不仅是经济学研究的事，也是包括新闻传播学界关注的课题。从传播伦理研究的角度看，那些有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地方，往往也有“信息接受陷阱”的现象伴生。可以发现：这种环境下的人们因为急切地追求增加财富，拼命想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因而信息接受的偏好，明显倾向于刺激性的信息，对芜杂的社会主张信息不愿加以辨别，对一些并不一定具有资源禀赋基础，或者超出承受范围的激进变革和公共产品，一般都倾向于激进的民粹主义态度。

这种偏好体现在新闻传播领域，就容易在“眼球至上”的利益观下，驱动传播业者用手代替脚，为求快求新求刺激，习惯于远离新闻第一现场，以二手甚至三手素材，充作一手新闻，一个又一个地制造信息热点。在文风方面，除了“标题党”之风盛行外，还出现了“跪求体”“意淫体”“脏脏体”等以主观作践客观的文意；在经营理念上，则出现“发行量为王”“流量变现”的趋向，只要能多印多发，或者网络达到10万＋以上的浏览量，什么哗众取宠方式都敢用。

自媒体的迅速发展，使得传播权利平权趋势日益明显。在缺乏社会约束力的匿名状态下，都有可能会失去社会责任感和自我控制能力。自媒体在缺少把关机制的环境下逐渐解构社会道德，这种解构消解了主流的伦理意识，同时也造成了社会传播秩序的混乱，因而传播业者防止落入陷阱成为一个重要命题。

自媒体既然含有“媒体”性质，必然也要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当下社交媒体主导的环境，正在批量打造“流量工厂”，也成为拉低传播伦理品位的信息库房，我国传播界同样面临落入陷阱的威胁。在郑州空姐遇害案中，居然有消费不幸的信息传播，甚至还有为人伦不齿的亵意厕于其间。因此法规不得不涉入，使最先受惩罚的不是凶案的作案者，而是作为信息传播者的“二更食堂”和“有格”这类自媒体，以及上传信息的辅警等。可以说，自媒体在经历一段的裸奔狂欢期之后，在管理和受众的双重倒逼下，必然会进入规范期，要遵循传播的伦理规范。

世界多国伦理学者都指出，真实、人类尊严和非暴力是全球媒介伦理的“原生规范”，也是全球媒介伦理的最低限度伦理规范，这与我国主张“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内涵是完全一致的。人们要认清一个事实，技术的进步比法律的制定快很多，所以法律管不到的地方，需要伦理来规范，毕竟法律构筑于伦理之上，伦理是法律之基。互联网时代的媒介伦理，面临着与民粹倾向的博弈，自媒体由狂欢式的传播姿态呈现出一种悖境，使传播者不得不思考，如何有效地在伦理和自由中寻找再平衡点。

【注释】

[1] 新华网2018年3月7日http://www.xinhuanet.com/2018-03/07/c_112250271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