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研究的问题意识与学术追求

时间：2024-04-24

□ 文/董天策

新闻传播研究的问题意识与学术追求

□ 文/董天策

内容提要由于种种原因，缺乏问题意识，缺乏学术追求，不能不说仍是我国新闻传播学界一种亟待改进的现实情况。应当如何发现和提出“真问题”？本文认为一方面，问题要有现实意义，要着力解决社会发展所急需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问题要有理论价值，在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对理论发展或知识增长有所贡献。

新闻传播研究问题意识学术创新

置身于第三次传播革命的当口，网络与新媒体发展所造成的巨大变革而产生的各种问题，无疑就是新闻传播研究面临的新课题、新方向。无论业界学界，近年来已把这样的新课题、新方向作为新闻传播研究的主轴。

时代的“问题单子”是如此繁复多样，业界学界对新课题、新方向的研究已是急管繁弦，“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别的不说，单是看看2015、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的课题指南，就不难明白其丰富性与多样性。对新闻传播研究来说，要研究什么已不是问题，而如何研究才是问题。

一、缺乏问题意识仍是我国新闻传播学界亟待改进的现实情况

由于种种原因，缺乏问题意识，缺乏学术追求，不能不说仍是我国新闻传播学界一种亟待改进的现实情况。

二、新闻传播学应发现和研究时代的“真问题”

哲学家卡尔·波普尔说过：“科学和知识的增长永远始于问题，终于问题——愈来愈深化的问题，愈来愈能启发大量新问题的问题。”[3]因此，“善于提出和解决问题是科学研究的根本任务，不能提出和解决问题，科学的生命也就停止了。”[4]在科学研究中，“问题”不是研究对象，也不是课题名称，也不是研究主题，“问题”是研究者基于一定的科学知识或理论背景，为解决科学认识和科学实践中需要解决而未解决的疑难、冲突或矛盾而提出的求解目标或解答任务。

值得注意的是，问题有真假。只有那些现实社会中需要解决而整个学界尚未解决的疑难、冲突或矛盾，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问题。如果是现实社会中需要解决，而学界已有人解决了的疑难、冲突或矛盾，只是你个人尚未理解，那就只是你个人的“知识性疑难”，而不是科学研究的求解目标或解答任务。假如你硬要将其当作问题来研究，那就是假问题。还有，那种没有充分的现实经验作为依据的问题，也是假问题。应当如何发现和提出“真问题”？一方面，问题要有现实意义，要着力解决社会发展所急需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问题要有理论价值，在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对理论发展或知识增长有所贡献。

在当前传播格局的历史性巨变中，新媒体对传统媒体带来哪些挑战与机遇？新媒体如何进行内容生产？新媒体如何运营与发展？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如何融合发展？媒体新闻与公民新闻如何建构合理的新闻生态？相对于全新的媒介现实，应当如何建构新型的公共领域？传统的新闻传播理论有哪些需要修正与创新？新闻传播学科面对新的传播现实应当如何转型或重建？所有这些，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三、解决问题、建构理论、实现学术创新的三个着力点

如果说问题是科学思考的焦点，那么理论就是其终极结果。[5]解决问题，建构理论，是学术研究的最高目标。当然，能够达到建构“理论”或创建“理论体系”境界的学术研究，总是极少数。通常情况下，学术研究的结果多种多样：或在一个新的领域有新的发现、建立新的理论；或推翻原有的理论框架或部分结论，得出新的结论；或证明前人某些受到质疑的观点不谬，并在部分论据论点上有所充实、有所发展；或对人们熟悉的研究对象在新的理论视阈中重新探讨，得出新的认识成果；或运用前人正确的理论来解决现实中的新问题，从而拓展或延伸原有的理论命题；诸如此类，不一而足。[6]

无论如何，学术研究的灵魂和精髓始终不曾改变，这就是学术创新。如何做到学术创新，十分复杂，并非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就新闻传播研究而言，这里强调以下三点。

其一，对问题的现实环境要有透彻的把握。问题是总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产生的，在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只有透彻地把握现实环境的特点，才能形成对问题的科学认识，才能提出切实有效的应对策略。譬如，为什么当今中国的网络舆情如此汹涌，以致党和国家及整个社会高度关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联系我国的政治制度、媒体政策、社会转型、新媒体发展等诸多因素来进行综合性的深入探讨。

其二，对问题的理论脉络要有清楚的认识。卡尔·波普尔强调，“所有知识的增长都在于修改以前的知识——或者是改造它，或者是大规模地抛弃它。知识绝不能始于虚无，它总是起源于某些背景知识——即在当时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知识——和某些困难以及某些问题。”[7]这就意味着，研究某个问题，要弄清楚已有的相关理论及其发展演变，并且将这个问题放进有关的理论谱系与学术史背景之中加以探讨。这是因为，“既成理论是一个窗口也是一个框架，它决定提问的预设、方式又框定思考的方向，还规定了研究路径和技术线路”。[8]

眼下秋意正浓，放眼望去，漫山遍野的碧草与红叶，入景皆诗皆画。红琴问他在庙里过得好不好，风影一头雾水，无所谓好，也无所谓不好，反正他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不过，他的眉宇间似有郁郁，寺院里的一切都要守清规戒律，几乎没有什么自由可言，再说，除了敲木鱼还是敲木鱼，除了念经还是念经，那种寂寞与单调可想而知。而且，一天到晚要吃素，不准吃肉，对于自从离开娘肚子就野惯了的风影来说，要说好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

其三，对问题的研究要独立思考，有真知卓见。1929年，陈寅恪在王国维纪念碑铭中提出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术精神。独立思考意味着研究者既不依赖于任何外在的精神权威，也不依附于任何现实的政治力量，在真理的追求中具有独立判断的能力，以自我的、独立的眼光去观察、审视和验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探索和发现。有真知灼见，即形成正确而深刻的认识和高明的见解，自然是研究者所祈盼的结果。至少，也应力求做到不人云亦云，有自己的见解。

谈论如何做研究，总是相当枯燥。不妨举个例子来略加说明。十年前，国内学者提出了“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概念来研究众多以事件为中心的网络舆论聚集现象，尽管人们先后还使用了“新媒体事件”“网络热点事件”“网络舆情事件”“网络舆论事件”“网络公共事件”“网络集群行为”“网络集体行动”等众多概念，而占据绝对支配地位的还是“网络群体性事件”，且绝大数论文都认为“网络群体性事件是网络社会政府经常遭遇的一种危机”，[9]于是，绝大多数的课题与论文都以“应对”“处置”“控制”“引导”“防范”“监测”作为研究主题，这已成为一种主流共识乃至网络舆情管理的政策依据。

问题在于，这样的认识符合实际吗？2010年，钟瑛等学者对1998至2009年160起重大网络舆论事件进行系统分析，研究发现，“网络舆论在推进事件发展中作用多向。其中，起正向作用的案例106起，比例为66% ，起中性作用的案例为39起，比例为24%，起负向作用的案例有15起，比例为10%。” 基本结论是，“起正向作用的网络舆论占绝大多数，其正面的积极的意义十分明显。”[10]

然而，这样有理有据的研究成果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大多数研究者往往不假思索地使用“网络群体性事件”概念，并在危机管理的研究范式中一路狂奔。2015年，我又对这个问题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大部分乃至绝大部分的所谓“网络群体性事件”，主要是一种网络舆论聚集，要说是“事件”，大多数都是“网络热点事件”，或者说“网络舆情事件”、“网络舆论事件”，或者说“网络公共事件”，并非发生在网络中或者通过网络动员而形成的群体性事件，借用一位学者的话来说，大部分乃至绝大部分“网络群体性事件本质上是一种舆论和意见表达”。[11]

这样一来，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就有这样几个：（1）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概念是否科学？如果不科学，更科学的概念或概念群是什么？（2）如何评判被命名为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这种网络舆论聚集行为的性质与作用？（3）采取什么样的理论框架来研究被命名为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这种网络舆论聚集行为？是群体性事件好，还是公共领域好？或者两者各有自己的适用对象，抑或还有其他的理论框架？（4）究竟应当如何对待被命名为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这种网络舆论聚集行为？在我看来，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与独立思考，必然会得到更加科学的见解，从而推动这个领域学术研究的切实进步，为互联网时代的社会治理提供科学而有效的理论支持。

（作者是重庆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教授、博导）

【注释】

[1] [2]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12.

[3]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318.

[4]刘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意识与理论创新[J].技术与创新管理2005(1).

[5]卡尔·波普尔.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75；岩崎允胤、宫原将平.科学认识论[M].黑龙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312

[6]黄光国.社会科学的理路[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70-171.

[7]董天策.试论新闻传播学术创新[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2).

[8]卡尔·波普尔.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75.

[9]黄旦.问题的“中国”与中国的“问题”[G]//“西方理论与本土经验：全球化视野中的中国传播学”学术会议.复旦大学2010年10月.

[10]王扩建.网络群体性事件：一种新型危机形态的考量[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0(2).

[11]钟瑛、余秀才.1998-2009重大网络舆论事件及其传播特征探析[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