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在农民工子女报道中的作为与反思

□ 罗安平

媒体在农民工子女报道中的作为与反思

□ 罗安平

城市化浪潮中的进城农民工子女，其身份认同与命运归属已不再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新公民”的身份指称背后，他们面对着如何和谐融入城市的问题，此问题也关乎着建设和谐社会的成败得失。

作为社会观察者与参与者的传播媒介，理应是促进农民工子女全方位融入城市的助推器。但在现实中，传播媒介在此议题上究竟有何作为？影响如何？本文抽样考察了从2008年1月至2010年12月三年中北京、成都、重庆的六份报纸①：《京华时报》《北京青年报》《成都日报》《华西都市报》和《重庆日报》《重庆晚报》，发现以报纸为例的传播媒介其农民工子女报道中存在如下问题。

农民工子女话语表达缺失

从报纸文本检阅中，发现农民工子女报道议题极少，三年六报共抽阅85篇报道。从报道时间段来看，主要集中在九月份开学、六一儿童节及两会期间，媒介议程基本跟随政府议程而运作。从报道体裁来看，消息、政策文件发布与解读的报道占71.7%，通讯和调查性报道很少，其它如评论、访谈等更少，这表明对农民工子女的报道还停留在浅层阶段，缺乏深度。而报道内容中，占36.5%的媒介议题均与教育有关。但是，大部分有关教育的新闻，只是简单的政策发布、领导讲话以及相关数据与工作总结等，少有深入、生动、甚至前瞻性地关注与解读农民工子女在教育中面临或潜伏的深层次问题报道。另一个显著的议题为报道各种关爱农民工子女的社会活动，如成都的“亲情陪伴·感受成都”、重庆的“城乡统筹·共建共享”，北京的“心手相牵·拥抱朝阳”等由政府、志愿者或企业组织的系列活动，占到统计数据的37.7%。

值得关注的是，在各种报道中，农民工子女多以群体形象出现，有他们名字或话语出现的报道只占到约11%。农民工子女的性格、爱好，他们的声音，他们的喜怒哀乐，都被隐藏于各种社会关爱活动与政策文件数据里，隐藏在数量众多却难以引起反馈的应景式与工作式报道里。关爱活动类新闻往往配有照片，照片中总是凸显出孩子们好奇的眼睛与兴奋的表情，表达其对城市的新奇、向往与羡慕，而他们的话语里最多的是表达对政府、热心人士的感恩之情与自身幸福生活的认知。

从以上统计不难看出传媒对农民工子女的报道量较少，体裁相对单一，消息来源“自上而下”，主要从党和政府以及主流人群的视角与话语出发，难以见到或听到农民工子女的具体形象与声音，农民工子女作为“群体”被笼统表述，因此可见，传媒未能对农民工子女自身的、个体的主体经验与立场提供充分表达的平台。

在农民工子女融入城市这一进程中，大致有两种主要因素影响其“和谐与冲突”的心理变化与行为模式。其一为外部媒介力量，包括家庭、学校、国家、NGO、志愿者、大众传媒等社会化媒介，其二为内部主体感受，包括其对日常生活与事件的感知与理解。在当下，这两种因素并非完全一致，而是有可能发生冲突与矛盾，比如虽然农民工子女教育在媒体上被表述为政策上得到了一定落实，但现实中遭遇不公现象未能完全消失；各种社会关爱“活动”占据媒体版面，而频繁发生的城管与其父母的冲突等“事件”会更深刻而直接地盘据其心。对农民工子女来说，来自于真实生活的“知识库存”强烈而直接地影响他们的内心感受，如果这样的感受与外部政治化的媒介所努力构建的社会图景不一致，将会使其对社会、人生的理解与认识产生分裂与不信任，影响他们对“真实”与“虚假”的判断，然后经由这些判断去自主性地诠释与决定其行为选择，而这就是被社会学家们所关注与忧虑的农民工子女诸多问题出现的原因之一。

因此，媒体报道中农民工子女主体经验感受与话语缺场，他们在城市化过程中面临的诸如社会环境、兴趣爱好以及其更为细致微妙的心理落差等诸多议题上的缺失，掩盖或抑制了和谐社会建设中真正需要被关注、讨论与解决的深层次问题。传媒作为农民工子女全方位融入城市的参与者与记录者，在其报道中的诸多盲点理应引起反思。

模式化的媒介形象

由于媒介缺乏对农民工子女日常生活经验的细致还原，对其难有比较深入的观察与了解，因此有意无意建构起如下农民工子女的类型化形象，可以概括为庇佑沐恩者、自卑沉默者、早熟懂事者与无知少识者等。

“庇佑沐恩者”：这是受众从媒介中最直接感受到的农民工子女角色与形象。无论是教育问题，还是社会活动，媒介都不可避免地是代表着主流的视角与声音，表述着农民工子女群体或者个体受到来自于社会各界的特别关爱，比如各报连续报道农民工子女“免费参观国家大剧院”“免费学钢琴”以及“体验交警岗位”以及其享受到越来越多的教育公平等，皆使农民工子女被关爱庇护的形象深入人心。

“自卑沉默者”：由于农民工子女是受关爱保护的，因此媒介往往倾向于将这些孩子刻画为不快乐、沉默不语的群体(受关爱前)。透露农民工子女内心的自卑感，是一种身份认知中的自我矮化意识。而这种自我矮化的自卑感不会无来由自我形成，是在自我与社会的相互确证中逐渐生长，同时又传导到社会的集体意识中。

“早熟懂事者”：这一形象的最常见的模式为：农民工子女“家贫志不贫”“贫家少年懂事早”。这类形象表述可以让社会认识到农民工子女的多面性，有助于平衡与修正部分对农民工子女相对消极的形象，从而有助于农民工子女的城市融入度。但可惜的是，这类报道数量少而且题材单一，相对于城市同龄人生活多元化而个性突出的形象特征，这种农民工子女在“贫困中成长”的模式化表述方式，也会使人们对其形象认知越来越“刻板化”。

“无知少识者”：与成人相比，儿童总是被认为是“祖国的花朵”，需要加以精心呵护，因此，农民工子女在媒介中一般不会直接被表述成一种“负面形象”。但是同样在一些关爱活动的报道中，我们仍然可以管窥到一些城市人眼中农民工子女在行为与教育上的差异或缺陷。

在整个媒介对农民工子女报道数量与题材相对来说较少的情况下，一些“事实”将被聚集、放大甚至变异，从而在受众心目中构建出由媒介塑造的农民工子女可怜、无知、生活习惯不佳等形象，而这种形象是城市社会对其产生虽同情却歧视心理的主要来源。

差异性与多元性被忽视

在媒体的报道中，我们只见到农民工子女“融入”到城市文化的各种努力，诸如了解交通规则、学习跳芭蕾、参观水立方等，却难以觅得任何对农村社会价值观、社会亲情关系等乡土文化的再现与表述，融入被简单定义为单向度的同化过程，城乡文化的多元性与差异性受到忽视与抑制。

因此，记录并参与社会进程的大众媒介，在表述这个世界时，没有理由不加倍谨慎小心地对待、尊重与保护我们“曾长出过光荣历史”的文化。一种文化的消逝，即是一种生命世界的消亡。在现代化与城市化一路高歌猛进的今天，已经“无孔不入”渗入我们社会肌体的媒介必须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并且责无旁贷。

□ 2011年6月10日，安利公益基金会为海南省希望学校和三亚市第九小学月川分校的1000多名农民工子女送去15台电脑，改善他们的学习条件。这是孩子们在上第一堂电脑课。（郭程/摄）

在对农民工子女这一类具有“差异性”的特殊群体的关注中，新闻学应该注入更多人类学眼光，以更加具有反思的精神与敏锐的政治和历史责任感，探索在自表述、他表述中进行“对话”的可能性。我们相信，被表述者是有其自表述的，他们与表述者之间始终是双向的、互相影响的参与者与对话体。

传媒唯有重视被报道者的主体性，为其提供表达话语平台，表述其差异性与多元性，勇于发现问题、正视问题，才能将政府、学界与社会的力量整合起来使问题得以有效解决，传媒也才能成为中国构建和谐社会这一庞大社会转型实践运动中的助推器。

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研究项目《传播媒介在农民工子女融入城市过程中的作用研究》（项目编号：SCO8C21）的研究成果之一。）

编 辑 陈国权 24687113@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