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与生活的实质融合：劳动生命政治化的时空基点

周洪军

[摘 要]哈特和奈格里依循意大利自治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为表征当今劳动范式的新变化而提出的非物质劳动概念，是一个兼具经济学和社会学双重意义的概念。在智能化、经济学意义上，非物质劳动霸权是生产向生活领域渗透的必然结果，是与帝国机制及价值增值相一致的。随著生产与生活的实质融合，劳动日趋生命政治化，日益生产出颠覆资本逻辑的新主体性，锻造着对抗帝国的新型主体。

[关键词]哈特和奈格里；非物质劳动；霸权；帝国

[中图分类号]B089.1；B81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8）09-0004-06

自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问世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开始质疑甚至抛弃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解放乌托邦”，并致力于在劳动之外的非经济领域中去探寻政治革命的动力和潜能。[1]与这些学者不同，意大利自治马克思主义者试图恢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分析传统，以期“深刻把握近年来劳动范式的新变化，及其可能引发何种新的、更大的政治潜能。”[2]5在这一努力中，最具建树的莫过于美国学者迈克尔·哈特和意大利哲学家安东尼奥·奈格里阐发于“帝国三部曲”（包括《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大众》《共有之物》三部著作）中的非物质劳动论。笔者认为，要客观、公正而准确地评判他们的功过是非，就必须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角，对其予以全面剖析和深入解读。

一、非物质劳动：一个兼具经济学和社会学双重意义的概念

哈特和奈格里认为，随着社会后现代的不断推进，一种新型的劳动逐渐取代了以工业劳动为主体的物质劳动，成为劳动的主要形式以及价值的主要源泉。作为理论呼应，一些学者纷纷提出“服务业”、“脑力劳动”“认知劳动”等概念，用以表征劳动范式的这种新变化。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这些概念甚或存在一定合理性，但总体而言都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把握住这一变化的趋势与实质。[3]31如果非要从中选出一个相对较为贴切的概念，无疑当属意大利当代左翼学者毛里齐奥·拉扎拉托首先提出并率先使用的“非物质劳动”——生产商品信息和文化内容的劳动[4]133——概念。他们之所以较为认同非物质劳动概念，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一概念不仅涉及经济价值与主体性的生产与再生产，而且还对生产与生活的交汇与融合问题略有触及；而对它的不满之处正在于触及生命政治问题时的“略”字上：在对生命政治进行考察时，仅仅停留在智力的、非物质的层面上，而对身体的生产能力及情感的价值未曾涉猎，因而“未能深入探查其据以产生并操控情感的生命政治性。”[5]32

基于对拉扎拉托非物质劳动概念缺陷的理解和认知，哈特和奈格里在《狄俄尼索斯的劳动》中，在对拉扎拉托界定的基础上添加了“情感性”维度，将其定义为一种“智能化的情感性劳动，以及技术——科学的、靠机械装置维持生命的人的劳动”[6]10；其此基础上，在《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中对其进行了分类，并专门厘定出作为第三类的情感性劳动，并将其定义为一种“涉及感情的生产和控制、要求（现实或虚拟）人际交往的身体模式上的劳动。”[5]293接着，在《帝国和后社会主义政治》中，进一步将其界定为“生产知识、信息、交际、社会关系以及情感反应等非物质性产品的活动”，强调其关键特征在于“创造交际、社会关系和合作”[3]34；最后，在《大众》中，他们对《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中所划定的三类归并为两类：一是“智力的或语言的劳动”；二是“情感劳动”[7]108。至此，他们的非物质劳动概念已趋于完善。

哈特和奈格里的非物质劳动概念甫一提出，就引起了诸多非难和反对。在诸多反对者中，尤以英国学者肖恩·塞耶斯最为中肯和强烈。塞耶斯引用马克思的观点，认为“所有的劳动都是有目的地对物质进行某种程度的转变”，因而“所有的劳动都是物质的”[8]。对于这一批评，哈特和奈格里并没有作过多辩解，坦言他们自己对概念表述也不甚满意。他们认为，从其不仅能够生产非物质产品、而且还能够孕育出新型社会关系乃至社会生活本身的事实观之，的确不如“生命政治劳动”一词恰当和贴切；但虑及这一替代语词不仅易于引发歧义，而且也不能与传统的物质劳动形成鲜明区别和对照，因而最终还是沿用了这一概念。[7]109

塞耶斯对哈特和奈格里的这一辩解同样不予认同。他认为，所有的劳动都不仅能够改变直接作用于其上的物质形态，而且还能够改观存在于其间的社会关系和主体性，因而“所有生产活动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生态政治的”[8]。公正一点讲，塞耶斯的批驳并没有切中要害。确如哈特和奈格里所争辩的，他们的“非物质劳动”概念并不是在严格的谱系学或语言学意义上使用的，而是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内部共享来的“一般性的术语”[2]9。而且，论辩双方并不是在同一层面上讨论问题的：塞耶斯所谓的生命政治劳动是指社会关系及主体性的再生产过程，是依循资本逻辑、旨在实现价值增值的再生产；而哈特和奈格里意义上的生命政治劳动，则是一个“生产者在从事生产的同时也改变着自身”[9]136的再生产过程，是一个新型政治主体的形成过程。可见，哈特和奈格里的非物质劳动概念不仅意指经济意义上的价值生产，而且还涉及新型主体性进而主体的生成与锻造，因而是一个更为完备的生命政治学概念。这样，哈特和奈格里借由对非物质劳动之社会学意义的解读，将塞耶斯对他们的批评置若罔闻。[10]

二、生产对生活领域的入侵：资本逻辑与帝国暴力的内在机制

哈特和奈格里认为，任何时代都有一种与其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劳动范式处于生产领域的霸权地位。在现代社会中，处于霸权地位的是以工业劳动为主体的物质劳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及其所引发的社会的后现代转向，信息、情感、互动、合作等非物质因素愈加深广地介入生产领域，物质劳动日趋非物质化，致使“工业劳动日渐丧失霸权地位，取而代之的是非物质性的劳动。可见，非物质劳动霸权地位的确立和巩固，是马克思意义上的“一般智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体现和结果。

作为一个意大利自治马克思主义学者，哈特和奈格里认为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固定资本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章集中表述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基本发展趋向的分析思考，因而对其非常重视，对其中提出的“一般智力”概念更是推崇备至。马克思强调：“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11]102对于这一论述，哈特和奈格里作出如下解读：“一般智力”的发展不仅直接体现为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且还控制并改造了社会生活过程。尽管他们盛赞马克思的理论分析深刻到位，但对其社会现实解释力颇多微词，认为其理论推导与社会现实至少在两个方面存在着不一致。

其一，在“一般智力”转化成“直接的生产力”方面，“去疆域化”与全球劳动分工强化现象严重不符。他们认为，当前“一般智力”发展主要体现为以计算机技术为代表的新型社会知识与科学技术的介入与累积；随着计算机语言、数字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信息的生产、传输与接收日趋突破传统的时空限制，使每人每地都有望成为信息的生产者和发源地，信息的生产者与接收者之间、传出地与传入地之间不再明确可分，致使通过信息生产垄断来占据劳动分工的优势地位成为不可能。可见，“一般智力”的发展具备一定的“去疆域化”功能，能够衍生出全球一体化的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进而在全世界范围内促成一个资本能够在其中自由穿行的“平滑世界”[7]217。然而，当前的事实却是这样一番圖景：劳动分工非但没有消解，反倒有着强化的趋势。他们觉察到，在生产力水平较高的国家或地区，非物质劳动的比例相对较高，非物质劳动霸权相对稳固，更具非物质性的高利润、高附加值的生产部门也相对集中；相反，在经济发展较为弱势的地区，非物质劳动的比例相对较低，非物质劳动霸权不稳固甚至尚未确立，因而物质性较高的低端生产部门则相对集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断言：“非物质劳动霸权的出现是与现有的全球性劳动及权力的分工相呼应的。”[7]114可见，依循“一般智力”理论推导出的“去疆域化”与全球劳动分工强化现象严重不符。

其二，在“一般智力”改变社会生活条件方面，存在着闲暇时间增多与劳动全时空化现象严重不符。“一般智力”发展意味着生产效率的提高，进而意味着人们拥有更多的非生产的闲暇时间，能够借以发展并提升自己，进而促进自身的全面发展。然而，在非物质劳动霸权下，劳动主要体现为想出一个主意、提出一种想法、创造一种关系，这种劳动不再仅限于工厂或办公室，致使劳动时间与非劳动时间、生产和生活之间的界限趋于模糊。这样，人们的劳动时间非但没有减少，而且还扩及整个生活时间，表现为生产对生活领域的全面入侵，使劳动扩及全时空的劳动；剥削非但没有减轻，反倒是随着非物质劳动霸权地位的日趋稳固而日渐加深；受剥削的群体非但没有缩小，反倒是随着剥削网络的扩展而扩及所有“屈从于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规范的人”[5]52。可见，“一般智力”发展导致闲暇时间增多的理论推导与劳动的全时空化现象严重不符。

哈特和奈格里认为，马克思的“一般智力”理论之所以不能解释社会现实，是因为它仅仅从经济的视角来考察劳动，是一种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关系的宏观维度来分析问题的客观化理论；而非物质劳动霸权不仅作用于经济领域，而且还深度涉及社会领域，能够不断生产出更加密切的、情感化的社会关系，以及极具流动性、混杂性的主体性，致使“生产越来越具富含生命政治的特征”[7]115。他们看来，在劳动生命政治化背景下，马克思的劳动吸纳理论要比“一般智力”理论更有现实解释力；随着资本对劳动形式吸纳向实质吸纳日益转化，二者的现实解释力差距愈加明显。他们同时强调，马克思的劳动吸纳理论尽管不乏创建性和深刻性，但其缺陷也是较为明显的：限于历史局限性，它仅仅局限于经济学意义上的物质生产领域，而没能涵盖文化、主体等社会生活维度。因而，要复活并重现其理论分析功能，就必须对其予以当代解读。

基于对马克思关于劳动对劳动的“实质吸纳”观点“缺陷”及其矫正策略的理解和认识，哈特和奈格里又转向了福柯的生命政治学。福柯认为，在现代的规训社会中，运行于其间的权力是一种压制性与否定性的权力；而到了后现代的控制社会，权力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领域，已深及人的意识、欲望、情感等主观层面，从而呈现为一种控制性与肯定性的生命权力。在生命政治背景下，非物质劳动不仅生产出物质性产品，而且还生产出信息、合作、交流等非物质性产品；不仅生产出经济学意义上的非物质产品，而且还生产出交流、合作、主体性等社会学意义上的生命政治产品。然而，这里所生产出诸种社会学产品，对社会发展与历史进步没有也不会产生太大正面的、积极的意义和影响，反倒是作为“速度和流动的……方面更属于帝国控制的暴力”[7]363。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福柯生命政治理论中所确认的生命权力的肯定性，是对于帝国体制而言的肯定性；生命政治框架下所生产出来的主体，是任由权力摆布与操纵的“静默而被动的”主体[12]154，因而其所获得的自由度、主体性在本质上是与资本逻辑与价值增值的要求相一致。可见，福柯的生命政治理论也未能揭示生命政治的历史基础和真实动力；而要深入再现资本主义发展引发的各种断裂和对抗，我们的分析就必须聚焦于生命权力的生产维度。[5]27

三、生产与生命的深度融合：新型政治主体生成的界域

哈特和奈格里不满于福柯生命政治理论对主体性的消极化、被动化解读。在他们看来，新型政治主体性不是顺应资本逻辑和价值增值的需要而产生的，进而新型政治主体也“……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衍生物，而是一种真正对立的主体，它能够通过自己的斗争打破资本的逻辑和资本的统治，建立一种新社会”[13]。换言之，帝国机制的完善与发展不是其自身计划与策略实施的结果，而是新型政治主体抵制与抗争的结果；新型政治主体非但不是消极被动的，反倒是创生并驱动帝国机制的力量之源。他们强调，“存在着这样一个事实：帝国机制运行的动力源于民众对帝国反抗的反弹。因而，当帝国行动有效时，不应归功于其自身力量。换言之，民众抵抗实际上是先于帝国权力的。”[5]360可见，尽管当前的非物质劳动在本质上仍屈从于资本的极权统治，但其引发的资本剥削的深化与普遍化在客观上导致了替代帝国新型主体的发展与壮大。

其一，劳动的同质化凝聚了主体的群体力量。在现代社会中，各种物质劳动所使用的劳动工具千差万别，赋予劳动本身都具有一定的特异性。然而，在后现代社会中，与以计算机广泛使用为特征的非物质劳动霸权相适应，大多劳动都被简化并规约到计算机操作上；尤其是随着新型通讯及信息技术的发展与普及，“如今我们日益像计算机一样思考”[5]284。由此，各种具体劳动都同质化为计算机操作，势必造成劳动分工弥合的后果，尤其是以体力和脑力的差异为依据的体脑分工的弥合。这是因为，在非物质劳动霸权下，体力劳动在很大程度上被计算机操作所代替，从事这些劳动的工人只需具备相应的新信息技术知识和运用能力即可，不必再像以往的体力劳动者那样高度依赖生理机能和肉体力量，因而应更恰当地称之为脑力劳动。这样，劳力者与劳心者之间的界限趋于模糊，不仅致使以智力垄断为基础与前提的剥削的正当性大为削弱，而且尤其使得不同劳动阶层利益趋于同质化与普遍化，从而极大地增强了劳动者群体的同质化与凝聚力。

其二，剥削的赤裸化增强了主体抵抗的烈度。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劳动作为一种人类社会区别并超脱于一般动物的显著特征，不是单个的个人直接面对自然界，而是透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而结成的社会关系——尤其是生产关系——而进行的，其中最为重要的交往形式莫过于交流与合作。换言之，交流与合作是劳动过程得以顺利开展不可或缺的基本前提与条件。在现代社会中的物质劳动霸权下，价值增值正是借由资本的力量激发并组织劳动者之间交流与合作而实现的；而在后现代社会中的非物质劳动霸权下，劳动的生命政治性改变了既有的交流与合作生成方式，“合作关系的生产已经变得内在于劳动而外在于资本”[7]147，因而无需外在的资本对其进行组织与激發。然而，尽管在此情势下“……资本未能为劳动过程提供合作关系，但它却攫取了合作的成果”[9]140。这样，没有资本参与劳动过程却占有劳动成果，无疑是赤裸裸的剥削，势必会招致劳动者的拒斥和反抗，从而极大地增强了反抗的烈度和强度。

其三，剥削的普遍化催生了新型政治主体。在非物质劳动霸权下，劳动不再主要体现为借助于物质生产资料和工具来生产物质产品，而更多的体现为借助于劳动者内在生命政治力量的发挥来生产各种非物质产品，因而劳动过程不再局限于上班时间内的工厂或办公室等物理空间，而是扩及随时随地，从而生活时空和生产时空不再明确可分。可见，劳动的生命政治性不仅意味着传统意义上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交叉与重叠，而且还促进了经济生产与社会生产、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的高度融合，因而促进了主体性更大程度地发挥以及新型主体性更多的生成。面对生产对生活领域全面入侵及其引发的主体性生成新形势，帝国也必须重新调整自己的权威模式和剥削策略，对劳动实施全时空控制和盘剥。这样，受剥削者已不再仅限于直接参加劳动过程的生产者，而且还扩及生活于资本逻辑监控之下所有人，包括“屈从于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规范的一切人”[5]52。这一扩大了的劳动者群体，他们谓之为“民众”。民众的生成，标志着反抗帝国全新模式的策略的诞生，由此敲响了帝国机制的丧钟。

基于上述几种主体及主体性生成机制的分析，哈特和奈格里发现了存在于帝国政治逻辑中的一个悖论：非物质劳动霸权越稳固，资本力量就越强势，生产与生活就越融合，劳动分工弥合程度就越深广，劳动的内在合作就越增强，民众的力量就越强大，最终反过来又为自身的灭亡创造了更加充分的基础与条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断言：非物质劳动霸权“为一种自发的、初级的共产主义提供了潜能”[5]294。

不难看出，在政治主体性生成的问题上，他们又回到了马克思。作为其完整科学理论体系的一部分，马克思的每一部著作都具有一定的逻辑功能、承担着相应的理论作用，因而其中所强调的侧重点各有不同。哈特和奈格里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尽管他们对“一般智力”实质吸纳等论述没能深入社会学意义上生活领域的“缺陷”不甚满意，但对其出处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则极为看重。他们通过对这些手稿的政治性解读，认为其主要内容不仅仅在于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而且尤其在于透过对经济规律的揭示来寻求资本主义替代方案；不仅仅探讨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客观法则，而且还深入探讨了资本逻辑框架下新型政治主体的生成与壮大。出于这一认识，他们盛赞手稿为“一个确立革命主体性的文本”[14]8。他们在对《手稿》的政治性解读中“重新探讨了马克思在社会主体方面的理论贡献”[13]，吸收了其中关于政治主体性的相关观点，纠正了福柯生命政治学消极被动性，进而阐发了自己的积极的、肯定性的生命政治学，其核心要义在于：新型政治主体不仅借由对资本逻辑的反抗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还在循环往复的对帝国的反抗中在政治上重构自身，并在终将完善自身的同时实现对资本主义的政治替代。[15]

四、结语

综观哈特和奈格里的非物质劳动理论，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与不足。主要在于：

其一，其理论阐发基于对马克思劳动理论的误读。一是误认为马克思的劳动理论在劳动与交往之间存在断裂，因而需要借助一种具有“交往内在性”的非物质劳动予以修复或架通。然而，马克思曾强调：“任何一个社会，如果不是不断地把它的一部分产品再转化为生产资料或新生产的要素，就不能不断地生产，即再生产”[14]228。可见，在其劳动理论中，生产与交往之间根本就未存在过割裂或鸿沟；相反，社会交往是劳动得以有效开展的基础和条件。二是对“一般智力”论述的误读。马克思的“一般智力”概念中所指渉的劳动，是指一般意义上的劳动；而他们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则归于异化劳动，意指一种不是作为劳动者“类本质”的自由自觉的活动，而是呈现为顺从资本逻辑、旨在实现价值增值的活动。然而，哈特和奈格里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却将劳动的异化力量所导致的不正常社会现象指认为“一般智力”理论缺乏现实解释力的事例和论据。

其二，误认了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非物质劳动霸权使资本失去对劳动进行有效控制的机理在于：从过程的视角看，资本难以对劳动过程中的内在合作交流、情感互动等生产要素实施有效控制；从产品的视角看，非物质劳动不仅能够促成大众这种新型政治主体，而且还致使资本难以对共有之物进行盘剥和独享，进而终将因营养缺乏而消亡。这一论证的谬误之处是显而易见的。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构成的矛盾体是一种既对立又统一、既相互依存又相互作用的关系，其中生产力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对生产关系起着决定作用，是促进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而哈特和奈格里却认为，帝国消亡的内在动因在于资本无法对内在合作性劳动产品实施盘剥，无疑属于分配关系的范畴，而“一定的分配关系只是历史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17]997可见，哈特和奈格里作为一个后现代主义者出于碎片化、不确定性的推崇和强调，不仅否认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二元划分，而且还将分配关系的变革视作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无疑是误认了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