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4-24
张春胜 温敏真
[摘 要]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与推进,中国企业纷纷“走出去”到沿线国家进行投资经营,而缺少合适的人力资源是这些企业面临的困境,其根本原因在于符合中国企业诉求的本土化人才储备不足,因此,建立完整的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奖学金的撬动作用、以孔子学院为依托对来华留学生进行预科教育以及构建与沿线国家联合培养机制等举措,有针对性地吸引、培养和聘用来华留学生是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关键词]“一带一路”;中国企业;人才本土化;来华留学生
[中图分类号]F113.2;G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8)09-0052-09
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教育现状
(一)中国政府的奖学金政策初见成效
《教育发展规划纲要》明确“增加中国政府奖学金数量,重点资助发展中国家学生”。《愿景与行动》提出要“扩大留学生规模”,为此每年中国政府将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1万个奖学金名额。扩大政府奖学金规模已经成为中国政府吸引国际留学生的强有力的手段,奖学金支持的重心逐渐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倾斜,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果。2005年全球来华留学生141087人,其中奖学金人数7218人,占总人数比例5.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总人数37748人,奖学金人数2965,占总人数比例7.9%;2015年,全球来华留学生人数397635人,其中奖学金留学生40600人,占比10.2%,“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182825人,奖学金人数25619,占比14.0%。“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奖学金留学生人数在比例和增幅上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2005至2015年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人数增幅达384.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奖学金来华留学生人数增幅达764.0%。“一带一路”沿线各区域来华奖学金增幅各不相同(见表1),2005年至2015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人数平均增幅按区域划分由高到低依次为:中亚5国?穴38.9%?雪、中东欧21国(24.5%)、西亚中东19国(24.2%)、南亚8国(18.8%)、蒙俄(16.5%)、东南亚10国(38.9%)。这一时间段内“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奖学金来华留学生人数平均增幅由高到低依次为东南亚10国(58.3%)、中亚5国(34.7%)、南亚8国(28.6%)、中东欧21国(26.8%)、蒙俄(24.8%)、西亚中东19国(14.2%)。
奖学金对“一带一路”沿线不同区域的国家吸引力不尽相同。以来华留学生平均增长速度与奖学金平均增长速度的比值来衡量,奖学金的撬动作用作用由大到小依次为:西亚中东19国、中亚5国、中东欧21国、蒙俄、南亚8国、东南亚10国。
除2015年蒙俄来华留学生人数略有下降之外,2005至2015年间“一带一路”沿线各区域来华留学生均有着不同程度的增长(见图1)。东南亚10国来华留学生人数总量上始终高于沿线其他地区。2013年至2015年南亚地区的来华留学生人数增长尤为明显,这多得益于“一带一路”战略倡导的奖学金资助项目。中国的政府奖学金对欧洲国家的投放呈现出“U”字型,“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奖学金对欧洲国家的奖学金投放比例明显增加,虽然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效果并不明显。以2015年为例,该年度中东欧21国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人数排在六个区域中排名第三位,但其来华留学生人数在总区域中排第六位。该年度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人數排名前十的国家依次为:泰国、印度、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越南、蒙古、老挝、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并无中东欧地区的国家。欧洲作为“一带一路”的“终点站”,将始终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也将是中国企业“走出去”对外投资的重点。实施有效的措施促进该区域学生来华留学对于满足中国企业未来在该区域的人才需求显得尤为必要。
(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学历留学生比例不断上升
来华留学生包括学历生和非学历生两种,学历生包括专科、本科和硕博研究生;非学历生包括普通/高级进修生和短期留学生。与学历教育不同的是,非学历教育学习时间短、专业种类较少、人数较为集中,多数以短期访学的形式并且所学大多为汉语语言类专业。
学历教育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质量的试金石,近年来学历来华留学生比例和层次不断上升,2005年全球学历来华留学生44851人,占当年全球来华留学生总人数的31.8%;2015年全球学历来华留学生184799人,占当年全球来华留学生总人数的46.5%,相比2005年学历生增幅达14.7%。“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学历来华留学生增幅尤为明显(见图2),2006年至2015年“一带一路”沿线学历来华留学生人数一直高于世界其他地区/国家来华留学生,比例由2005年的42.5%上升到2015年的58.9%,增幅达16.4%。“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学历来华留学生在总人数和增长幅度上均高于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学历来华留学生,来华学历教育留学生的增长多得益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三)从“人才本土化”到“留学生本土化”
中国教育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穴2010-2020年?雪提出,“要开展多层次、宽领域的教育与合作,提高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要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这就设定了中国高等教育对国际化人才培养的标准。对于处于探索阶段的中国企业而言,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国际化生产经营,对人才的要求更是苛刻。企业发展的关键要以强化人才培养为基础,要设定标准,培养出既懂技术又懂管理的综合型人才[1],企业负责人应懂外语、具备国际视野和国际工作经验。周谷平等(2015)[2]认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差异明显,中国“走出去”企业能否长久地在当地生存下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具有既了解沿线国家国情又充分了解“一带一路”倡议的高端人才,高端人才队伍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技术和资金。辛越优、倪好(2016)[3]认为,“一带一路”建设需要通晓国际规则、掌握多种语言并且具有较高专业素质的国际化人才。
人才队伍建设已经成为“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基础,如何储备和聘用高质量人才是中国企业能否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长期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所在。近年来有不少学者将注意力转移到来华留学生,研究主要集中在来华留学生培养模式和方法的变革。“一带一路”战略是领先于时代的伟大构想,中国“走出去”企业在本土化人才储备上显得捉襟见肘,因此,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为人才来源,从源头上解决人才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韩维春(2011)[4]提出,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进程的不断加快,人力资源管理必然会经历“母国中心”到“地理中心”的转变,即人员外派到本土化任用。核心要义是人力资源与企业国际化战略的有效整合,来华留学生教育是中国实施高效的吸引、开发、保持国家化人才的有力途径。文君(2015)[5]指出,围绕增强国家软实力的现实需求,“一带一路”人才目标应以“立足中国情怀、放眼国际视野、承担社会责任”为基础,要从系统的角度进行人才储备,即“人才进口——人才培养——成才出口”三个环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是中国属地化生产经营重要的人力资源(见图3),2005至2015年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人数呈线性增长趋势年平均增长度达17.4%,预计到2020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人数将超过40.7万人,他们已经成为来华留学生主力军,是中国“走出去”企业潜在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力量。
以下关于来华留学生的数据如非特别说明均来自于此。
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符合中国“走出去”企业要求的本土化人才储备不足
“走出去”战略是中国企业为了充分利用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对外劳务合作、直接投资和工程承包等形式参与国际化生产与经营的手段,是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国政府目前正大力支持和鼓励的现代化强国战略。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从此以后,“一带一路”战略在国内掀起了一股以国有企业为主、民营企业为辅的多元化、宽领域的“走出去”浪潮。
“鼓励企业参与境外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合作,推动铁路、电力、通信、工程机械以及汽车、飞机、电子等中国装备走向世界,促进冶金、建材等产业对外投资”,“加快走出去战略,要健全金融、信息、法律、领事保护服务;要注意风险防范,提高海外权益的保障能力,让中国企业走得出、走得稳”。中国企业国际化起步晚,经营水平低,在人力资源的获取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困境,领英中国智库(2016)[6]在基于对国企“走出去”的调查分析中指出,72%的擁有海外分支的国有企业表示依然以人员外派为主要的人才任用方式,另外28%则主要采用海外招聘的方式。
要想在海外经营方面取得关键性突破,让中国企业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走得稳、走得好,关键在于人才。《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使命》(以下简称《愿景与使命》)指出“‘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将推动沿线各国(见表2)发展战略的对接与耦合”、“增进沿线各国人民的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7]“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则是这一伟大构想的纽带,也是中国企业本土化的人才储备,对于促进中国企业更加高效地运作,减少属地化经营风险,促进世界了解中国、接纳中国,传播中国的价值观和中国文化,以及推进国家之间、地区之间的文明互鉴和人文交流有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
(二)所学专业与“一带一路”对人才的需求脱节
《愿景与行动》强调“一带一路”的重点领域在于“五通”,其中基础设施建设和贸易往来是重点工程,是所有项目实施的基本支撑。以此为出发点,“一带一路”战略对人才的诉求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是国际化资本运作人才。对外投资会产生扩散效应,是转移过剩和优质生产力的有力途径。如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遭遇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倒退了近20年,但是最近20年间经济未再出现较大的动荡,这主要得益于日本对外投资的产业转型战略。“一带一路”建设需要懂得国际金融市场的运作规律,又能够熟练进行国际投资、并购、交易的复合型人才,对于中国“走出去”企业而言这类人才是稀缺资源。二是具备管理和投资能力的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交通、能源、电力、建材、化工、通讯、航运、民生等,这也需要一大批专门的人才。就亚洲而言,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统计数据,2010年到2020仅亚洲国家累计需要的基础设施的投资与维护就需要7.97万亿美元,其中涉及989个交通项目和88个能源项目。[9]因此,在未来若干年内,“走出去”企业对这一领域的人才需求将会是巨大的。三是熟悉本土文化又具备高效跨文化沟通的人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普遍存在地缘性政治问题,政局动荡难以预测,经济发展和宗教信仰等差异巨大,这些问题的解决仅仅依赖官方远远不够,这就需要依靠一批既熟谙本地文化又能够进行高效跨文化沟通能力的外向型人才。四是新型国际贸易人才。贸易是“五通”建设的重点项目,中国与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需要变革贸易方式,即从传统的商品贸易类型转为更为广泛的资本贸易、文化贸易、知识贸易、产业贸易,并且能够在贸易中把握先机,最终成为主动或主导的贸易格局。因此,高素质复合型贸易人才就显得尤为重要。
中国对于留学生的培养并没有因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而有所改革。中国企业在沿线国家的生产经营因地域性资源禀赋的差异而有所不同(见表3),对比分析不难发现来华留学生所学专业与投资重点领域的匹配性较差。
1.专业涵盖范围不足以覆盖市场需求范围。来华留学生所学专业涵盖汉语语言学、西医、工科、文学、经济、管理、中医、法学、艺术、教育、理科、农科、历史和哲学十四门学科,留学生教育偏向文科,与“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理工类领域相差较远。
2.各专业之间人数比例失衡,语言类留学生居多。2005、2010及2015年汉语语言类来华留学生占据当年全球来华留学生的比例分别为61.4%,55.1%和45.6%,近年来语言类来华留学生人数比例略有下降但是总人数依然较多。语言类留学生比例偏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非学历短期留学和进修生,如2015年来华短期留学和进修汉语类留学生人数达155472人,占全部语言类留学生85.8%。此外,非学历语言类留学生近年来有下滑的趋势但占比依然较大,2005年全球非学历汉语语言类来华留学生76833人,占该年度非学历来华留学生人数比例达79.8%,2015年该数值为155582人,占比73.9%。
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教育效果最优化的途径
(一)完善教育机制以实现留学生“为我所用”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走出去企业对本土化人才有着较高层次的需求,从长远看来华留学生是解决这一问题切实可行的途径,应该在市场需求与留学生培养之间“搭一座桥”。
1.建立人才“吸引-培养-聘用”完整的体系。留学生的培养“为我所用”,是从源头上解决中国“走出去”企业面临的人才困境行之有效的方法。中国的跨国企业多数总部或者分部位于如北上广这类一线以及省会城市,这些地方大多有重点大学并且吸引着大量的留学生,2005年至2015年来华留学生人数在总量上排名前十的省份/直辖市分别为北京市、上海市、浙江省、江苏省、天津市、广东省、辽宁省、山东省、湖北省和黑龙江省。这就在留学生的聘用方面有着切实可行的操作性,可以从企业的人才诉求为出发点为导向培养来华留学生,实现高校的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的有效匹配。
2.完善相关的配套政策和规定。政府相关的政策文件对来华留学生的教育起着导向性作用,是高校进行留学生教育的纲领。因此,完善相关政策和规定,可以从源头上改变现有的留学生教育现状。如教育部《高等学校接受国外留学生管理规定》指出“外国留学生在校学习期间不得就业、经商,或从事其他经营性活动”,[10]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留学生在国内的发展,并且减少了其毕业后留在中国企业的可能性。为此,可相应修改部分条例和规定,以官方文件的形式鼓励来华留学生到中国的企业工作,例如总部位于上海市的中民投可以与复旦大学签订协议,要求在复旦大学留学的印度尼西亚学生到中民投实习,并且如果达到一定的时限,复旦大学将给予该留学生奖励和资助。这有利于增加来华留学生对中国企业的认知和认同,也为其毕业回国后,进入中国跨国企业在当地的分支机构就业奠定了基础。
(二)充分发挥奖学金的支持作用
设立政府奖学金是中国吸引国际留学生的重要措施,“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也使得这种政策逐渐向沿线国家倾斜并且有加快的趋势。2017年4月21日教育部正式设立了“丝绸之路”中国政府奖学金,重点支持高校与国内大型企业、高校与相关部委、高校与政府部门或高校合作联合培养人才的项目,奖学金的支持范围包括本科生、硕博研究生。[11]
沿线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并且区域与区域之间、区域内国家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各异并且贫富差距较大(见表4),因此奖学金对于沿线不同国家学生来华留学的促进作用不尽相同。目前中国政府对于来华留学生的资助有三类不同的标准,每年资助金额本科生最高66200元、硕士研究生(普通进修生)最高79200元、博士研究生(高级进修生)最高99800元。[12]大多数准备来华留学的学生享受不到全额奖学金,中国的政府奖学金在额度方面不足以支撑其完成学业。以上海为例,2017年一名留学生在上海的年平均费用(包括差旅费、食宿、学费)总计达10万人民币,高于中国政府的最高奖学金资助水平。
中国政府奖学金在数量和额度上都显得捉襟见肘,为充分发挥奖学金对沿线国家学生来华留学的促进作用,可考虑从以下方面着手:首先,鼓励国内高校与沿线国家高校建立联合培养模式并且自主增加奖学金数量和额度。其次,政府奖学金投放应充分考虑奖学金的边际效用,可充分考虑将奖学金投放到撬动作用较高的地区,如前文所述,撬动效用由高到低依次为西亚中东19国、中亚5国、中东欧21国、蒙俄、南亚8国、东南亚10国。在奖学金数量和额度固定并且对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支持效用不同的条件下,可考虑将奖学金按地区划分等级,减少对较为发达的地区/国家投放额度,转而增加在欠发达的地区/国家的额度和数量。
(三)以孔子学院为依托对来华留学生进行预科教育
汉语是来华留学生最大的学习障碍。[13]孔子学院是中国在国际上进行汉语言教育和普及的重要机构,截至2017年全球一共有516所孔子学院、1076个孔子课堂,覆盖全球142个国家和地区。其中135所孔子学院和130个孔子课堂位于沿线51个国家。孔子学院在人才培养方面的作用体现为:完成准来华留学生汉语语言预科教育,破除其在语言方面的障碍从而为来华教育奠定基础?鸦培养当地懂技术、懂汉语又熟谙当地文化的综合型人才。为此,充分利用孔子学院培养和教化符合“一带一路”建设的专门人才,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分层次专业化教学。开设来华留学生预科班、在职汉语言培训班、初/高中汉语言基础班等,对不同的人群开设针对性的课程。二是中国在沿线国家有数量可观的华人华侨,是精通汉语、当地语言和两国文化的既有师资力量,可雇佣中国当地的华人华侨作为教师或培训教练。三是为立足于市场需求,更加专业地开展汉语教育、构建体系化留学生培养机制,孔子学院应与国内高校有效互动或者合作,积极吸纳和鼓励国内高校教師赶赴国外孔子学院进行交流和任教,并且将当地学生的基本信息传达给国内,这样既解决了师资问题也便于中国高校对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进行更为专业性的教育。
(四)构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联合培养机制
高校之间的合作是教育国际化的一个切实可行的路径,是提升“留学中国”的吸引力、提高中国高等教育的水平、打造一批国际知名的院校和专业的必由之路。近年来中国国内高校与国外高校积极互动,在高等教育“引进来”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见表5),其突出特点为:合作方大多为发达国家,如英国、美国等;合作院校均为排名较高的国际知名高校,这一点正切合中国国内高校想要提高办学层次这个愿景;办学地点位于国内较为发达的地区,如上海、宁波、苏州等;但是目前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高等教育合作交流较少,仅仅与以色列有合作。
与世界知名高校和中国知名高校联合在中国大陆创办分校相比,中国高等学府“走出去”屈指可数(见表6)。与“一带一路”有关的高校有两所——老挝苏州大学和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分别位于老挝万象和马来西亚吉隆坡。以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为例,分校采用全球招聘的方式聘用优秀教师,学生以马来西亚、东南亚其他国家为主,并且招收来自于全球其他地区的留学生。开设的专业覆盖了大部分“一带一路”建设所需的领域,这在提高厦门大学办学层次的同时,也为中国在马来西亚的企业培养了大批的本土化人才,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出去”的典范。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着众多国际知名的高校如中东科技大学、伊斯坦布尔大学、以色列理工学院、希伯来大学、莫斯科大学、乌克兰基辅大学、华沙大学、查理大学等,相对于中国很多高校而言,这些高校综合竞争力排名在世界比较靠前,是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潜在和重要的合作伙伴。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可考虑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优势学科充分融合,积极寻求合作进而实现取长补短携手发展的目标。
与世界知名大学之间的学历互认一直是中国高等教育的痛点,可以在中国设置试点高校,寻求与沿线知名高校之间的学历互认与联合培养,互派教师和留学生。高校协同发展共享教育资源也是中国高校充分借鉴国际优秀高校的举措,如“C9联盟”“卓越大学联盟”“G7联盟(国防七校)”等,都取得了很好的成果。在此基础上,中国可设置“‘一带一路联盟”高校群,以群体的形式对接“一带一路”沿线重点高校,甚至在高校设置“一带一路”专项班,有侧重性地对不同区域/国家的来华留学生设置相应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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