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革命视野下依规治党的多维逻辑

龚晨

[摘 要]基于自我革命视野，科学认知依规治党的内在机理，深入洞察依规治党的推进规律，对于以党的治理法治化引领国家治理现代化、以全面从严治党的法治化引领中国社会治理的法治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自我革命视野下依规治党的多维逻辑表现为时代逻辑：应对新的执政环境下党的建设面临着诸多挑战的必然要求;问题逻辑：着力解决党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的迫切需要;现实逻辑：引领法治建设和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历史逻辑：国内外政党管党治党历史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实践逻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从严治党法治进路的科学谋划。

[关键词]自我革命;依规治党;逻辑;中国共产党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8）10-0035-04

自我革命，不仅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我们党始终长盛不衰、永葆生机与活力的独特优势。“打铁还需自身硬”这一庄严承诺，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自我革命精神。“兴党强党，就必须以勇于自我革命精神打造和锤炼自己。”[1]作为治国理政总体布局重要内容的“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思想的应运而生，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有机统一的应时而出，表明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自身建设规律有了新探索、新认知、新创见。正是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在面对不断变化着的执政环境，根据时代特征，适时调整执政战略和执政方式，应对来自党内外的各种挑战，有效地化解了执政风险，维护了执政安全。全面从严治党，无论从目的意义还是目标追求，无论从思想遵循还是动力支撑，都贯穿着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2]依规治党，充分体现了对党的自身建设科学化的深刻忧思，充分彰显了对党的执政方式现代化的深邃把握。基于自我革命视野，科学认知依规治党的内在机理，深入洞察依规治党的推进规律，对于以党的治理法治化引领国家治理现代化、以全面从严治党的法治化引领中国社会治理的法治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一、时代逻辑：应对党的建设面临着诸多挑战的必然要求

当今时代是一个全新的时代，人类正进入一个正如贝克所预设的“风险社会”之中。处于风险境域中，任何一个政党只有创建新的适合当代社会实际的政党政治，必须加强自身建设，才能适应社会转型带来的各种挑战。英国工党领袖布莱尔曾宣称，“不变革的政党将会死亡”[3]。面对形势发展的新要求，要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为适应空前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特别是应对新的执政环境下党的传统功能、管理思维和模式面临着的前所未有的挑战，要求我们党必须创新管党治党体制机制，进行治理革命性变革，积极探索现代转型新实践。

为此，我们要针对全球范围内政党党员人数大幅下降、认同传统大党“党员”日趋减少等政党政治衰败和影响衰退之情形，必须着力化解如何做到独善其身，并能加强领导，发挥好更大的领导核心作用之挑战;要针对我国大国治理、“三重转型”时期治理之错综复杂，转型的不确定性之凸显，而党的信仰之淡化、权威之弱化、组织之虚化、力量之减化，彼此交织叠加之情形，必须着力化解如何永葆政治本色、不断增强自身领导力、创造力和战斗力之挑战;要针对我国国家治理规范化、制度化、文明化迅速发展，法治国家建设日益向纵深推进之情形，必须着力破解如何适应法治，并以党的自身现代化转变、建设法治型政党解决党的治理与国家法治建设进展不相匹配之矛盾。事实上，我们以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和“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建设”[4]，对这些事关我们党向前发展和继续执政根本性问题的矛盾和挑战予以了积极应对。

依规治党，增强党的自身执政合法性、提升执政能力的战略抉择，是管党治党的规范性举措，是推动党的治理化的战略性举措。它的提出，标志着党的治理法治化序幕已开启，就是我们党的执政方式的一次自我革命。“要充分认识到，依规治党涉及我们管党治党根本理念的变革、根本方式的变革，是我党治理的一次革命，而不只是一个普通的日常工作。”[5]因此，应对新的执政环境下党的建设面临着的上述三个挑战，需要我们党顺应信息社会发展的大潮，适应变动不居的社会，进行以自身现代化为旨归的战略性改革和调适，而依规治党就是体现这种时代发展要求，呈现这种时代韵味新特征，党的建设自我持续发展的理性选择。

二、问题逻辑：着力解决党自身存在突出问题的迫切需要

强烈的问题意识，鲜明的问题导向，抓重大问题、抓突出问题、抓关键问题，在思想建设上，党内还存在大量思想问题，党内统一思想的难度在增加，提出要同一切弱化先进性、损害纯洁性的问题作斗争。在管党治党上，存在把经济建设和党的领导割裂开来，提出应建立党建工作责任制，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强化执纪监督。在嚴肃党内政治生活上，必须着力解决“四个不够”问题，即发扬民主不够、正确集中不够、开展批评不够、严肃纪律不够，指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根本抓手是不折不扣执行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6]43，要“以改革创新精神补齐制度短板，真正使党的组织生活、党员教育管理严起来、实起来”[7]。

一方面必须清醒认识到，“党内存在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一些老问题反弹回潮的因素依然存在，还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6]18究其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归结于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不健全、制度运行的不科学、制度执行的不得力。另一方面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以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着力解决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必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解剖，向顽瘴痼疾开刀，特别是要解决好那些量大面广、表现突出以及政治性强、破坏力大的问题。“有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问题面前束手无策，解决问题虎头蛇尾。”[6]18“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得不到解决，那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8]

因此，怎么样解决上述问题，依靠什么来从严治党，关键是要靠严明的纪律，靠党规党纪这些“管用”的制度。

三、现实逻辑：引领法治建设和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法治，在今天中国的政治话语体系中，是个热门词汇，也是个价值追求，更是个行动实践。“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9]基于“法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特征、法治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的认知，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围绕“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这个总目标，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中国。从党的十五大我们党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开始，到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依法执政”，到2012年“法治社会”的提出，再到“法治中国”的提出，体现了我们党法治理论的新发展，对法治理论认识的不断深化和细化，同时也对我们党执政方式和执政能力提出了越来越严格的要求。

这一方面，要求加强依法执政，建设法治型政党，我们党员干部必须提高运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治理国家的能力。从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演进规律看，政党和法治耦合是历史必然，建设法治型政党是历史选择。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法治建设中的关键作用不可忽视。据此，我们党必须要带头遵守宪法和法律，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要自觉把执政活动纳入法治轨道，实现自身管理和运行机制的制度化、法治化，秉持法治理念、涵养法治精神和积极培育法治文化，把自己建设成为法治型政党，进而为全社会作出示范，作出法治化榜样，彰显出方向性的引领作用。

另一方面，要求我们党员干部使从严治党的一切努力集中到必须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上，要按照法治中国建设的基本要求，切实实现自身内部治理结构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深入推进依法执政、全面提高执政活动法治化水平，引领和驱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要别人做到自己先做到，要别人不做自己绝不做”，尤其是要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真正使党章党规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使所有党员干部严格执行党规党纪、模范遵守法律法规，才会凝聚起全党全社会共同建设法治中国的坚不可摧的强大力量，为法治国家建设提供重要动力。因此，从自我革命的视野看依规治党，依规治党是党的治理现代化的基础面向，关乎党的执政合法性，关乎依法治国与依法执政，关乎国家与社会治理法治化的理念落实、措施落地和目标落成。

四、历史逻辑：国内外政党管党治党历史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依规治党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报告中所提出的新概念，但追溯其发展，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它是在反思国内外政党管党治党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而提炼出来的科学论断。

第一，从无产阶级政党发展的历史进程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认为，严的规矩和铁的纪律是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功能发挥的重要保证。马克思恩格斯论证了权威和集中的重要性，强调必须实行严格的纪律，认为没有党的纪律，党就没有斗争的武器。1859年，针对无政府主义的危害，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里特别强调“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10]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中，将民主集中制确立为党的根本组织原则，论述加强党的纪律性的重要作用。

第二，从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的历史探索看，党的历届领导核心都注重建章立制，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毛泽东提出了“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等著名论断，强调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须制定一种较详细的党内法规”[11]，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党内指示，拟定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强调了党纪与国法的关系，推进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提出了以党内法规治党的重要思想，确立“加强党的制度建设”的任务，系统阐述了党内法规建设的重要原则与重要内容。要求加强以党章为核心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建立健全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制度体系”概括为执政党建设的基本经验之一。可见，依规治党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是对我们党注重党内制度建设运用党内法规制度管党治党的历史经验的忠实秉承。

第三，从国外政党管党治党的经验教训看，建立和健全党内的各种规章制度，建立必要的机制，是国外许多政党推进管党治党的重要环节、重要方式和手段。如波兰民主左派联盟党成立党的道德委员会、“党务法庭”这两个机构，对违背道德行为、违纪行为处理和裁决;德国社会民主党制定礼品收受制度，规定党员干部收到超过20马克的礼品须交公。从这一点看，依规治党与世界各国政党加强党内法规建设，以维护国家政治和社会秩序稳定，推进政党政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是完全相吻合的。

第四，从新时期我们党执政实践的历史维度看，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举措，有力促进了党治国理政的能力和水平的提高，不断提高了党的法治化程度、党的建设法治化水平，不仅标志着党作为法治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历史生成，而且极大地加快了法治中国建设的历史进程。

五、实践逻辑：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从严治党法治进路的科学谋划

依规治党，既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要求，也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有力保障，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一定意义上说，依规治党，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从严治党法治进路的科学谋划。作为管党治党的实践行动，只有坚持以依规治党为引领，把从严管党治党纳入党规党纪和法治的规定，才会确保全面从严治党成为高度自觉和行动常态。那么，从自我革命视野看，如何形成依规治党引领从严管党治党的新常态？理应从理念、体系、机制、能力四个层面去全面把握、整体谋划。

在理念层面上，解决好观念前提问题，即如何理解依规治党中“规”，以及何种价值理念支撑依规治党实践的推进？这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到依规治党的自我革命意义，依规治党意味着管党治党方式的革命性变革，要从战略高度，从“道”的层面而非“术”的层面进行分析;另一方面，要对依规治党中“规”从国家法规、党内法规、政治规矩的集合体视角来看待，将党的治理方式从“人治”到“法治”的根本转变，必须树立规则至上、权力约束、权利保护、程序刚性、有责必究等思维。

在体系层面上，解决好规范秩序问题，即如何确保“规”是良法，并以完善的制度体系规范党内各种主体的定位建构、角色行动及其主体间的相互关系？良法是善治的重要前提。这就要求必须遵循法治、民主、程序公正等基本善治价值理念，要按照到“建党100周年时全面建成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运行有效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目标，发挥党内法规规划计划的引领作用，坚持“立柱架梁”与“建笼织网”齐头并進，着力完善党内法规制定体制机制，推动党内法规工作全链条协同推进，不断提升党内法规质量。

在机制层面上，解决好规范运行问题，即如何在机制设计上支撑“规”能够有效运转起来？党内各主体之间在关系调整上能和谐共振，在矛盾协调上和谐共赢？这就要求厘清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内在联系，健全依规治党的领导保障、组织保障、运行保障等支撑保障体系，“努力形成国家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制度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保障的格局[4]，”着力构建“大法治”工作格局，不断夯实党内法规有效实施、落地生根的社会基础。

在能力层面上，解决好规范效果问题，即党内各主体以什么样本领、具备什么样基础性能力让“规”有效运转，落地生根，取得预期目标效果？当务之急，须在积极培育依规治党意识，解决有规不依问题;加强依规治党制度建设，解决无规可循问题;强化依规治党机制保障，解决违规难究问题;切实增强依规治党能力，解决执规低效问题等四个方面下足功夫，确保“规”的执行全面有力，“规”的实施开花结果。

参考文献：

[1]以解决突出问题为突破口和主抓手推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落到实处[N].人民日报，2017-02-14.

[2]甄占民.全面从严治党与自我革命精神[N].学习时报，2016 -11-28.

[3][英]托尼·布莱尔.新英国：我对一个年轻国家的展望[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59.

[4]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光明日报，2014-10-29.

[5]江必新，王瑾.热话题与冷思考——关于全面从严治党与权力管理科学化的对话[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 （1）.

[6]***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43.

[7]突出问题导向确保取得实际成效把全面从严治党落实到每一个支部[N].光明日报，2016-4-7.

[8]***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71.

[9]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G].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68.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9）[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13.

[11]毛泽东选集（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