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定的信念 坚强的党性

殷育文

冯任（1905—1930），江西省都昌县土塘镇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中共江西省委常委兼秘书长、宣传部部长，代理省委书记，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兼农委书记、秘书长等要职，1930年6月17日在汉口被捕，7月10日牺牲，时年25岁。今年11月2日是冯任烈士诞辰117周年，笔者怀着对冯任烈士的崇敬心情，特著此文纪念。

孜孜不倦 好学上进

冯任从1924年12月入党到1927年年底担任中共江西省委常委、第一任秘书长，成为党的高级干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学习。冯任一生勤于学习、善于学习，从学习中坚定信念、增长才干。

冯任的学习环境也不错。他的祖父冯光灿是个教书的老先生，父亲冯奕昌早年毕业于南康中学和省城警校，参加过辛亥革命活动。冯任从小在这个家庭受优秀传统文化熏陶，8岁开始跟他舅舅曹庆南读书。曹庆南是个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正直，因痛恨清政府腐败无能，试图走“教育救国”的道路，在家乡创办私立三村高等小学。他不仅教冯任的学问，还教冯任如何做人。因他膝下无儿，对大外甥尤為严格、钟爱。学校藏书室有古今图书、碑帖等近万卷，冯任经常埋头藏书室看书。他在此读书四年，终身受益。冯任12岁又转到附近源头港广智高级小学读书，其校长李伯农是都昌新学奠基人，又是冯任父亲的好友，江西教育界的知名人士，与郭沫若私交很深。1918年回到都昌源头港创办私立广智高级小学，设国文、英语、历史、地理、体育等新课程。冯任身材高大，少年英俊，好学上进，成绩优异，深得李伯农赏识。李伯农亲授文、史、地课程，抨击时政，宣传十月革命，常说：“当今政治腐败，社会黑暗，做文官的不吃人，做武官的不抢人，已属少见！”冯任深受影响。时五四反帝反封建的爱国风暴波及广智小学，李伯农带头在周围村庄、集镇进行反帝爱国宣传活动，冯任开始忧思国难，产生了较强烈的反帝反封建意识。

1921年秋，冯任以优异成绩考取省立南昌第一师范。该校教务主任李子云（都昌左里人）回忆冯任：“年纪在全校学生中比较小，而新旧文学的根底却比较高，思想新颖，进步又快，每周作文，常得满分，教职员中，都认为是优秀分子。”他带头组织读书会，积极参加校外“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如饥似渴地研读马列主义著作。入党以后，冯任学习更勤奋，他与袁玉冰、汪群、丁健亚等发起组织“列宁主义研究会”，强调革命理论对于指导革命行动的重要性，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和分析问题，在政治思想上逐步成熟起来。

大革命失败后，冯任的视野更加开阔，他开始关心全国的政治形势和中央工作，他不再从理论到理论，而是坚持把革命理论、中央精神与斗争实践结合起来。此时，江西省委以下党组织或停顿，或解体，一片混乱，全省5100余名党员锐减到1000余人，被减的4000人中，大多数是自动脱党或登报自首。冯任的《怎样做个好共产党员》一文，就是从理论高度来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中共中央主编的每期《新青年》《向导》《红旗》《布尔什维克》等刊物上的文章和中央通告，冯任都要认真地研读，从中汲取精神力量。

1927年11月到1928年12月是毛泽东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也是冯任协助江西两任省委书记陈潭秋、陆沉主持省委工作和代理省委书记时期。井冈山地处湘赣边界，同中共湖南省委和江西省委都有联系。湖南省委贯彻中央“左”倾盲动政策，命令毛泽东将部队开往湘南，配合湘南暴动，结果造成“八月失败”，红四军遭到很大的损失。相反，江西省委一直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和他从事的伟大革命事业。通过赣西特委交通分局与毛泽东建立密切联系。毛泽东很尊重江西省委，他亲自写给中央的工作报告，同时抄送江西省委，这给好学上进的冯任提供了向毛泽东学习的机会。1928年5月2日毛泽东以中共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委书记的名义向江西省委和中共中央写报告，汇报朱毛两部会师后的组织状况和打退赣军第二次“进剿”，缴获300支枪的胜利。报告中说明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所以不直下吉安者，因采取对内对外都深入的策略”：对内加强军队和党的建设，对外帮助地方发动工农暴动，建立工农政权，分配土地，并建议成立湘赣边特委。江西省委就是在这次回信中同意成立湘赣边特委，毛泽东为书记，使边界各县的党组织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中心，便于开展根据地的党、军队、政权建设工作。

1929年2月，冯任赴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汇报前，他认真学习了中央近期通告、文件和党刊上一些文章，从中感到中央过分强调城市工作，忽视农民运动，他又联想到中央其他工作，当即写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和中央工作致中央意见书》，以个人名义呈送中央。建议中央经常了解下情、重视农民运动，并以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透彻的分析，对国民党召开编遣会后的形势走向问题提出了与中央不同的意见，事态的发展证明冯任对形势的分析是正确的。《意见书》是一篇政治理论水平很高的文章，正是他这一时期刻苦学习的成果。但冯任很谦恭，他认为自己在江西工作太久，各方懂得很少，在离开江西前最后一次给中央的报告中，要求中央给他系统地学习机会，派到莫斯科学习，渴望学到更多的知识，以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万一不行，也要给他短期的训练。但中央没有答应冯任的要求，而是将他调到湖北省委工作，以加强湖北省委的力量。

冯任在湖北省委工作期间，气氛紧张，环境恶劣，工作很忙，但他并没有放松自己的学习。他把学习和省委工作、调查研究结合起来，为省委接连起草了两个通告，以指导全省工作；他直接负责的省委宣传部开始只他1人，工作异常繁重，但他还经常给中央《红旗》写文章，反映湖北工人运动、军阀战争、社会动态等情况。他是在斗争中总结经验教训，实践中学习，亲自动手写报告、写文章，所以他很快成熟起来，很有组织领导才能。他的《湖北土地问题与农村阶级关系》是一篇分量很重的理论专著，可惜，他只写了个提纲就牺牲了。

从事党务 抓好党建

从1924年12月入党到1929年12月离开江西这四年时间里，冯任对江西革命最大的贡献是江西党的建设，这不仅因为他在省级机关从事秘密的党务工作时间长，而是因他为江西党的建设进行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冯任在1924年上半年南昌第一师范入团后，被分到明星书社值班，掩护党支部的活动。他年纪虽小，但很机灵、稳重，不喜欢张扬，深得支部书记赵醒侬的信任，于年底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5年12月中旬，赵醒侬等四人出席国民党二大，在牛行车站上车时被捕入狱，南昌党团组织陷入瘫痪，冯任毅然担负起代理南昌团地委书记职务，使南昌党团工作得以顺利开展。正在南昌巡视工作的团中央特派员刘峻山（刘九峰）目睹这一切，很佩服冯任的勇气和胆识，指定冯任正式担任南昌团地委书记。1926年6月江西党团分开时，冯任被调任中共江西地委干事，开始在党的省级机关搞党务工作。此时冯任在一师毕业，开始了职业革命的生涯。自1926年12月到1927年7月，冯任先后担任中共江西地委、区委秘书、省委委员兼秘书。

大革命失败后江西干部大换班，没有暴露身份又熟悉全省党组织情况的冯任被留下来继续担任省委委员、省委秘书。7月21日，中共江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始实行常务制，省委书记汪泽楷、省委组织部部长陈潭秋、宣传部部长宛希俨3人组成常委会。新的省委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联络各地失散的党员，指导各地党员安全转移，整顿恢复各地党的组织。但他们3人都是在武汉站不住脚才转到江西，情况不熟悉。这样，联络各地失散的党员、整顿恢复各地党组织的任务主要的就落在冯任的肩上。随着省委机关频繁的转移，冯任在南昌六眼井的三益巷、黄家巷和松柏巷那些阴暗简陋的房子里，接待安置各地来的党员，并采取对调等形式，让他们易地继续进行地下活动。他还给省委起草文件，指导各地隐蔽下来的党员如何在逆境中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到九月底，先后恢复了九江、德安、鄱阳、临川、吉安和南昌近郊党的组织。

新上任的江西省委组织部部长，随后担任省委书记的陈秋潭，看到冯任对江西全省党组织情况如此熟悉，对整顿恢复全省党的组织如此有办法，工作能力很强，对冯任给予充分的信任和重用。同年11月，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省委各部取消，下设秘书处和组织、宣传、军事、交通四科，陈潭秋指定冯任为省委秘书长，管理各科，全面负责省委机关工作。12月又根据中央领导人瞿秋白“派一得力知识分子为秘书”的指示精神，增补冯任为省委常委。随后，协助陈潭秋和继任省委书记陆沉主持省委工作。1928年5月初，冯任在中共赣东北特委书记饶漱石的陪同下，从鄱阳到方志敏、邵式平领导的弋（阳）横（峰）等地巡视了一个多月，恢复了省委与弋横等地党组织的联系。冯任巡视期间，省委遭到破坏，刚刚接替宛希俨省委宣传部（科）长的黄松龄被捕入狱，冯任改任省委宣传部部长，由省委委员刘士奇接替冯任的省委秘书长职务。

1928年10月，省委书记陆沉住院，因中央决定陆沉不参加下届省委，中央指定冯任以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的身份代理省委书记，负责全省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并于12月5日在湖口县舜德乡王燧村主持召开二大，代表省委作工作报告。这是江西省委在白区召开的唯一的一次党代会，三移开会地址，充满了艰辛和危险。江西省第二次党代会后，冯任先后担任省委宣传部部长、赣西特委书记、省委巡视员等职，并于1929年2月、12月两次赴上海，代表江西省委向中央汇报工作，为中央正确指导江西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

这四年中，江西党的组织先后遭到四次破坏，其中三次冯任都向中央写了报告，对三次破坏的经过、原因和教训都作了深刻分析，并对善后工作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冯任还根据中央的要求赴上海向中央报告江西三届省委领导班子和全省基层党组织情况，形成《江西代表冯谈组织问题的报告》《三个时代的江西省委》两文。所有这些，为中央搞好党的建设提供了决策依据。不仅如此，冯任还针对党员中特别是农民党员中存在的问题，为省委起草了《共产党员守则22条》（后改为《怎样做个好共产党员》），作为省委对全省党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重要教材。

坚韧不拔 开拓进取

冯任以坚韧不拔的开拓精神，在短期内开创了赣西、湖北工作新局面。冯任除长时间在江西省（区）委机关工作外，还在赣西特委、湖北省委主持过一段工作。这两地共同特点是：白色恐怖严重，环境恶劣，工作难开展。赣西是朱毛红军活动的范圍和党的地下交通枢纽，赣西特委自1928年6月遭到破坏后，一直是敌人在江西的重点防区，除武装斗争外，其他工作未开展起来，与赣南特委、湘赣边特委和红四军前委的横向联系也中断了。其中红四军前委与中央的联系尤为重要。因为中断，出现了这样的情况。1928年3月，湖南省军委特派员、湘南特委军事部部长周鲁上井冈山传达中央会议精神，硬把取消毛泽东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误传为开除毛泽东党籍，使毛泽东当了八个月的党外师长。同年6月4日中共中央（留守）指示江西省委：“必须有一专门接头处，接受前委的交通”，“保障与前委的联系，永不中断”。同时恢复毛泽东“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前委书记”职务。直到同年11月初，毛泽东才收到6月4日的指示，立即成立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为书记，朱德、谭震林、宋乔生、毛新文为委员。

1929年3月上旬，冯任在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后返回南昌，在省委常委会上主动要求退出常委，到地方工作。省委接受冯任的要求，将他改任省委候补常委、赣西特委书记。

4月初，冯任来到吉安，先后派出5名巡视员赴泰和、吉水、东固、安福等地，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健全了吉安、吉水县委，并于5月15日在东固主持召开中共赣西第一次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加强政权建设和加速土地革命的决议大纲，选举产生了新的特委。冯任为特委书记，肖立、曾山为常委。据曾山回忆：“我原来的名字叫曾如柏，特委第一次遭到破坏后冯任同志怕暴露我，故替我改名为曾山。”

新的特委建立后，加强了对赣西地区工农运动和武装斗争的领导，恢复了吉安城内的一些行业党支部，建立了城西区委，发展了行业赤色工会，发动城区工人开展了多起政治、经济斗争，扩大了党的影响。在农村，确定吉安近郊的水东为特委工作“试验场”，冯任亲自领导水东党支部发动农民开展水田兑租减租的斗争，取得了胜利。在斗争中发展党的组织，成立水东区委，以此推动赣西全境的斗争。整个赣西武装割据的斗争发展很快，开辟和巩固了以东固、延福为中心的若干块红色区域，建立了临时政权机关——革命委员会。冯任很注意红军中党的建设和政治工作，整顿、重建了红二团党委和第一游击大队特支，组建第二游击大队。在工农运动和武装斗争中，党的组织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7月，中共中央派赵醒吾到吉安，找到原在滇军的好友、国民党吉安靖卫大队长罗炳辉，做他反正的工作。在赵醒吾的帮助下，罗炳辉要求加入共产党。赵醒吾把罗炳辉的情况向冯任汇报后离开了吉安。冯任与省委军委书记蔡申熙找罗炳辉谈话，秘密吸收罗炳辉加入了共产党。

到9月，恢复和建立了吉安、吉水、万安和泰和县委，红二团党委，新喻、峡江、永丰、安福、分宜和一大队特支，全赣西有党员2200余名，赣西进入全盛时期。8月25日，江西省委秘书长范自成在向中央的报告中这样介绍冯任：“冯任，省候补委员，现任赣西特委书记。这个同志是江西省委中历史最长久的一个，工作能力很强，此次自请退出省委常委，参加地方工作，积极的精神尤足表现。他到西特后，西特的工作焕然改观，在江西的干部中是一个比较健全的了。”

冯任到赣西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迅速沟通中央、江西省委与前委、边特、南特的联系。冯任直接抓恢复吉安分局的工作，这个交通“枢纽”很快正常运转起来。5月31日，江西省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几个中心区域的指导机关，以赣西特委比较健全，上下联系均日益密切，与前委边特南特横的关系也比较从前的好。”

1929年12月20日，冯任从九江坐轮船到达上海，这是冯任第二次赴上海向中央汇报江西工作。他用6天时间向中央写出近万字《江西党大破获的经过和善后办法》的报告，引起中央高度重视。1930年1月1日和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两次讨论重建江西省委和冯任的工作安排问题。第一次会议意见不一，未形成决议，但明确提出，根据冯任在报告中的建议，省委机关暂设九江。14日继续开会，由于李立三的坚持，冯任没有再回江西。会上正式改组江西省委，张国庶任书记。冯任在江西工作的表现，深得中央领导的称赞，中央认为冯任年纪轻，立场坚定，头脑清醒，有能力，有地下工作经验，决定调任湖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兼农委书记，以加强湖北省委的领导力量。

1930年2月初，冯任从上海坐轮船来到武汉，化名王亦吾，以上海太平洋震旦通讯社记者的身份，在紧靠扬子江的里弄找了间房子安置家属后，就投入紧张的工作。湖北省委书记欧阳洛（毛春芳），江西永新人，是冯任南昌一师同学。冯任的任务是协助欧阳洛主持省委工作。湖北虽是大省，但冯任来前，湖北还是临时省委，欧阳洛的工作仅限于武汉市少数工厂，与全省大多数地方党组织失掉联系。冯任来后，帮助恢复了湖北省委，欧阳洛还是抓市内工人运动，省委的全面工作由冯任主管。

冯任上任后，大刀阔斧整顿省委机关，建立严格的秘密工作纪律，又接连为省委起草发出了第一、第二号通告，指导全省工作，打开了省委工作局面。中央巡视员安志瀚（安子文）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到“湖北的省委自始至终没有健全起来，最初只有两个同志……同时中央派去的卢英生也被他们留下。可是因没有实际分工，仍然表现着‘忙的忙死，闲的闲死。一直到方同志来了，才算把工作分配开了。的确，方同志去了以后的省委和以前大不相同了，第一、开始注意到工作的分配；第二、接连着发了两个通告（注意：成立六七个月的省委始终没有一个通告发下）；第三、对省委错误观念纠正过来不少。”安子文指的“方同志”就是冯任在湖北工作期间的党内化名方明。

胸怀坦荡 实事求是

冯任出生在赣北农村，农村的贫瘠和农民的痛苦给他幼小的心灵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南昌读书和参加革命活动的5年，使他对江西的省情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1926年年初他担任南昌团地委书记时，就认为江西是个农业、手工业为主的省份，产业工人很少，党团工作的重点应放在农村。同年7月，冯任受党的派遣来到九江，策应北伐战争，但他工作的重点仍是放在赣北农村，赣北的农民运动在冯任的指导下发展很快，他的家乡——都昌县的农民运动发展规模列全省第二。1928年5月，冯任在赣东北特委书记饶漱石的陪同下，巡视赣东北地区一个多月，目睹弋（阳）横（峰）地区蓬勃发展的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的形势，使他更加坚信，开展农民运动是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權的基础，必须抓住不放。后来他任赣西特委书记时，中央和省委给他的任务是抓城区工作，但冯任从赣西实际出发，把城区工作与农村工作结合起来，深入农村，在水东党支部“蹲点”，发动农民开展水田兑租减租的斗争，取得了胜利。在斗争中发展党的组织，成立水东区委，以此推动了赣西全境的斗争。

冯任一生胸怀坦荡，无所畏惧，始终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为了避免或减少因上级党组织对形势判断失误而给革命造成的损失，他敢于秉笔上书，直陈己见。当时，在中央滋长了“城市中心论”的错误，就是不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硬搬苏联的经验，强调以城市为中心，企图通过城市武装起义或进攻大城市来夺取革命胜利。冯任在《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和中央工作致中央意见书》中，指名道姓地批评中央政治局常委、宣传部部长李立三“城市中心论”的错误。李立三在一篇文章中，硬把方志敏领导的弋阳农民武装斗争，说成是受了景德镇工人罢工的影响，以此证明“城市中心论”的正确。冯任用事实说明，恰恰相反，景德镇工人罢工是受了弋阳农民武装斗争的影响，并希望弋阳农民武装攻打景德镇。冯任实事求是地更正这段史实，根本不去考虑批评李立三的后果。

冯任担任赣西特委书记期间，参加党的六大的人员组成的江西省委“左”倾冒进。1929年6月26日，江西省委指示赣西特委，要冯任命令红二团和游击大队配合朱毛红军作战，尽快建立统一的赣西南苏维埃政权。此时蒋桂战争结束，赣西南国民党驻军回防“剿匪”，朱毛红军避实就虚，再次入闽。冯任发现省委对赣西南和红四军前委工作在指导上有失误，没有下达省委对红四军前委的指示。冯任不希望看到朱毛红军“八月失败”的历史重演，列举大量事实，及时向省委提出不同的意见。随后，省委又指示冯任在赣西的吉安组织地方暴动，夺取吉安再向全省扩展，与两广相呼应，要冯任拟出一个行动政纲。但冯任认为吉安暴动条件尚不成熟，没有同意。正在吉安指导工作的省委军委书记蔡申熙，了解情况后，也同意暂不执行。江西省委将问题反映到中央，中央批评了省委，明确指出：“目前呈走向革命高潮，不是已经到了革命高潮的时候，你们犯了严重的盲动主义错误。”等到冯任根据中央和省委安排离开赣西特委，以省委巡视员的身份赴赣南巡视指导工作，与四军前委取得联系时，省委又指示新的赣西特委在吉安组织地方暴动，结果暴露了赣西特委秘密联络点，全省党组织遭到空前大破坏。

1930年3月7日，冯任以党内化名方明向中央报告湖北革命形势一天比一天好，但“鄂委力量太弱，春芳同志只是职运有相当经验，政治上颇不够；玉琳（组织）同志一般工作经验都比较缺乏，金鳌（工委）同志到现在没有找着；我对于农运和宣传虽可勉强担负，但职运完全是门外汉。因此希望你们根据上次的决定，立即派林大盛同志前来工作……加派一得力的巡视员来鄂指导”。中央根据冯任的要求，立即委派原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任弼时以中央代表的身份赴武汉巡视指导工作。冯任对省委领导人的能力，包括自己向中央作了如实地汇报。

冯任主持湖北省委工作期间，正好是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确定武汉是全国武装暴动的中心，冯任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央“左”倾错误的影响。但在实际工作中，他能坚持调查研究，比较客观地分析形势，细致地做好工作，尽可能为暴动创造更好的条件。为此，急于组织暴动的李立三决定改组湖北省委。

1930年4月15日，中共湖北省第四次代表大会于上海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召开。李立三要把这次大会开成一个以武汉为中心的总暴动、争取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动员大会。大会由任弼时主持。李立三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冯任代表湖北省委作工作报告，任弼时作政治报告小结。冯任在省委工作报告中支持任弼时强调暴动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同任弼时一道对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进行了抵制。李立三对任弼时、冯任的报告很不满意，在作政治报告结论时指出：“据弼时、冯任两同志的报告，革命有首先在湖北胜利的可能。但是必定要决定在我们的斗争。因为可能只是可能，而非必然”。批评任弼时、冯任对暴动缺乏信心。大会在李立三的压力下，通过了贯彻立三路线的政治决议案，改组湖北省委，任弼时为省委书记，冯任为省委常委兼秘书长，协助任弼时主持省委工作。会后，湖北省委也没有急于组织武装暴动。虽然当时湖北境内有红一军、红六军，但敌我力量悬殊，冯任和湖北省委没有执行中央关于武装暴动的错误决定，避免了无谓的牺牲。

敢于担当 不怕牺牲

冯任是一位杰出的党的地下工作者，长期从事党的地下活动，面对党组织多次遭到破坏，白色恐怖日益严重，他敢于担当，毫不畏惧，坚持斗争。

到1929年10月，江西省委先后遭到三次破坏。中央指示省委改组，中央在改组省委决定中最后强调赣南工作的重要，要省委派得力人员前往巡视指导工作。省委不从改组后的5名常委中派员去赣南巡视，却要把冯任从赣西特委书记的岗位上调回省委，以省委巡视员的身份赴赣南巡视指导工作。赣南工作既重要，环境又险恶，省委先后派去的三位特委书记汪群、曾延生、宛希俨都被捕牺牲。但冯任服从省委安排，直接从吉安到赣州。11月中旬，冯任因在赣南未找到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和赣南特委，带着妻子郑若兰和不满两岁的女孩沿江而下，准备回省。途经吉安时，远远看见军警严格检查过往行人，冯任意识到可能出了问题，为了弄清情况，他冒着危险下了船。刚上大街，正碰上他在吉安的房东带着特务在街上抓人，一把将冯任拉住。对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冯任先是一惊，随即镇定下来，指责房东认错了人。这个房东被冯任威严的气度所震慑，竟忘记了冯任的姓名。特务见冯任举止大方，沉着镇静，虽搜查很严，但还是被冯任机智地掩护过去。冯任这才知道赣西特委遭到破坏。此时，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正好放在他女儿尿片里，其内容涉及一些重要机密，一旦落入敌手，后果不堪设想。面对凶神恶煞的国民党特务，冯任镇定自若，机智地躲过了敌人的搜查，又找到码头、厨业支部书记了解情况，方知这次破坏还牵涉到省委。虽然他已离开省委领导岗位，但他仍以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负责精神，冒着极大的危险赶回南昌。此时，省委已被破坏，多位领导人被捕，南昌风声很紧，同志们担心冯任的安全，劝他离开避一避风头。但他想到的是省委的工作和尚不知情的同志们的安全。他一面协助省委书记沈建华恢复省委的部分工作，一面写汇报材料向中央报告，并立即通知各地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迅速转移，努力把革命损失降到最低。

冯任到湖北省委工作时，武汉是全国白色恐怖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大革命失败后湖北省委先后四次遭到破坏，著名的共产党员夏明翰和第一个女中央委员向警予都是在这里被捕牺牲的。冯任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在这十分恶劣的环境中开展地下工作，作了牺牲的准备。不到两个月时间，省委书记欧阳洛、武昌区委书记邓松亭、武汉三镇纺织总工会委员长史汉斌、湖北省总工会工纠部部长何长清等四人被捕牺牲。冯任并没有被国民党的屠杀恐怖所吓倒，勇敢地挑起了代理省委书记的重担，为了对烈士的哀悼，激励大家的斗志，他为省委起草通告，号召全省各级党的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学习烈士的献身精神，努力奋斗，完成烈士的遗愿。

湖北省委改组后，冯任以秘书长的身份协助省委书记任弼时工作。因任弼时的身份很特殊，他虽为湖北省委书记，但还要参加中央一些重要会议和活动。为着他的安全，吸取欧阳洛在武昌洪山被捕的教训，中央规定他只出席省委会议，不出席区委会议，他与冯任单线联系，他的住址，省委中只有冯任知道。这样，冯任身上的担子更重，经常冒着极大的危险到下面传达中央和省委的指示。冯任正是到省总工会常委联络点传达省委指示時，因叛徒出卖而被捕的。冯任被捕后，宁死不屈，用自己年轻的生命保护了湖北省委和中央军委长江办事处的安全。冯任牺牲一个月以后，湖北省委和中央军委长江办事处安全撤离。

冯任是一位有着坚定信念、坚强党性的共产党人。他无论何时何地、关键时刻、生死关头，敢于担当，不计较个人得失，即便抛头颅、洒热血，也在所不惜。他为党默默无闻地工作，又为党默默无闻地牺牲。他是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他那短暂而光辉的一生，值得后人敬仰、怀念、学习。

责任编辑 / 马永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