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三个版本※

孙 民 安连新

（海南师范大学，海南 海口 571158）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体现在理论品质、实践品质和创新品质的辩证统一，理论品质、实践品质与创新品质相互依赖、相互支持，共同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内涵。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真正的实践哲学，它以社会现实生活为其理论酵素，不断地改造旧世界和创造新世界，从而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实践优先，开放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精神，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们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总开关”，是我们事业成功的根本所在。要而言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版本”、“理论版本”和“创新版本”的中国化，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版本”、“理论版本”和“创新版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个版本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三个版本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彼此构成有机的整体。

一

众所周知，作为革命实践家和理论家的马克思，他的哲学以现实关怀和深厚学术素养的有机统一，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我们这个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生命力随着社会现实生活的变化而不断地彰显出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理论的强大生命力和强烈的问题意识，深刻地改变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众所周知，我们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才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问题的关键和实质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何能改变中国？”“如何改变中国？”“如何结合中国实际？”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应该从根本上必须回答的问题。这里，实际上涉及到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版本”、“实践版本”和“创新版本”的问题以及它们的辩证统一问题。

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哲学既具有世界性，又具有民族性，而且实现了世界性与民族性的内在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版本”是针对“中国问题”而形成的，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结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版本主要是指在中国新民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革中所形成的“理论版本”，具体来说，就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及其***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所蕴含的深刻的哲学素养及其哲学精神。约言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版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升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化和理论创新的理论结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对话，从而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 “理论版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所蕴含的丰富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新 “理论版本”，是我们研究的重点。

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11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版本不是僵化的、凝固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丰富自己的内涵。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形成了独特的中国问题的新思维、新思路、新经验，这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实践版本”。近年来，“实践版本”所蕴含的“中国经验”、“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问题”，等等，已经引起了许多国内外学者关注。作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工作者，应该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投入到这一“实践版本”的研究中，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急需揭示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深化所蕴含的哲学创新结晶。一言以蔽之，正如前面所反复强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们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总开关”，正如***总书记所说，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看家本领。事实上，***总书记的系列讲话蕴含着深刻的哲学智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版本、实践版本与创新版本内在统一的典范，需要我们认真地领会和研究。事实上，***总书记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精神，提出的一系列新观点、新思想、新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发展的最新成果，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新理论结晶，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需要我们深刻地领会与研究。

进一步思考，我们发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 “实践版本”升华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版本”，也就是陈先达教授所说的把“问题中的哲学”升华为“哲学中的问题”，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版本”。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版本”，是指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版本”内在精神的基础上，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实践版本”，创造性地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创新版本”坚持的原则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实践中坚持真理、发展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版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与实质内涵的中国化。一言以蔽之，“化”的内容和使命在于，立足中国哲学传统、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通过深入到中华民族救亡图存、争取解放以及建设现代化的伟大历史进程之中，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形成的哲学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思维方式以及精神风韵，使之从“实践版本”上升到“理论版本”，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新高峰，展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新境界，谱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新篇章。［2］总而言之，我们生活在改革创新的伟大时代，理应在这个伟大的时代中，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思维，从而形成具有世界性影响和表达我们这个时代问题的真正哲学。也就是说，我们所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能解决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从而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

毫无疑问，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伟大进程中，所形成的“理论版本”、“实践版本”和“创新版本”，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哲学升华，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颗大树上结出的理论果实、实践果实和创新果实，是我们弥足珍贵的“财富”。

二

正如前面所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理论版本”、“实践版本”与“创新版本”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实践版本”是“理论版本”的基础，也就是说，“理论版本”是从属于“实践版本”的，因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56在改造生活世界的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理论版本”，反过来，又指导和规范“实践版本”。“理论版本”和“实践版本”统一的思想桥梁是“创新版本”，也就是说，只有在“创新版本”的统领之下，“理论版本”与“实践版本”才能有机地统一在一起，“理论版本”和“实践版本”才能始终保持生机和活力。没有“创新版本”，“理论版本”和“实践版本”就会变成僵死的，缺乏实质性联系的两张皮。所以，“理论版本”、“实践版本”和“创新版本”相互促进、相互贯通，辩证地结合在一起，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彼此不能分割。

历史是一面镜子，能提供给我们深刻的经验教训和理论启示。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发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三个版本时而表现统一，时而表现分离。历史与实践证明，凡是三个版本有机结合、相互支持、相互贯通，发展共生的时期，就是最能体现坚持、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期。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践优先、开发创造”，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版本”、“实践版本”和“创新版本”很好地结合起来，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著作、“理论版本”的经典之作，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版本”的生成和创新，同时，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创新版本”的典范。反之，当三个版本相互分离，片面强调任何一个版本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发展处在危机的时刻，甚至在极端的情况下，会背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精神。比如，“两个凡是”，片面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版本”，忽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版本”和“创新版本”，结果导致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教条主义、公式主义，从根本上背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精神。约言之，历史与实践告诉我们，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三个版本看做一个整体，始终坚守三个版本的辩证统一，才能真正取得实践的成功。

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所以能取得很大成就，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版本”、“实践版本”和“创新版本”的内在统一。众所周知，从马克思的“理论版本”中，无法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直接答案，马克思没有讲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马克思同样没有讲过“一国两制”，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的理论版本中是不可能找到直接答案的。这就需要我们在坚持马克思“理论版本”所体现的根本精神的前提下，从中国的社会现实出发，也就是说立足于 “实践版本”，充分利用“创新版本”的理论功能，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的思想酵素，使之永葆生机和活力。“创新版本”的内涵就是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和重要特征，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精神，创造性地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新的内涵，为中国所面临的时代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依据和动力支持。简言之，我们正处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破解，这就需要我们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智慧，化解各种矛盾，解决各种疑难问题，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基础。

毋庸讳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仅仅依靠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版本”，是不行的，还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版本”。但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版本”，不能丢掉“理论版本”的根本精神。邓小平说，对待马克思主义，我们不能丢掉老祖宗，实际上是说，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理论硬核”，“理论硬核”就是“理论版本”，就是马克思经典文本所体现的根本思想、根本观点、核心问题。邓小平又说，老祖宗不能丢，又要说出老祖宗没有说的“新话”，这实际上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 “创新版本”。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不仅要“照着说”，“照着说”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理论硬核”，而且还要“接着说”，就是说出马克思没有说出的话，这实际上是说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版本”、“实践版本”和“创新版本”的有机统一，从而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 “理论版本”、“实践版本”和“创新版本的辩证统一”。

问题的根本还在于，“理论版本”、“实践版本”与“创新版本”的统一，还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学术性与现实性的内在统一上。所谓学术性，是指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中国共产党领袖根据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和创新所形成的理论成果。可以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版本”的延伸，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版本历史逻辑发展的必然。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具有很强的学术性，它是其理论面向中国社会现实生活的根据和源泉所在。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版本”的学术性，才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版本”，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始终保持其“时代精神的精华”，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学术性与现实性的统一表现在“理论版本”与“实践版本”的统一，统一的基础是“创新版本”。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就是学术性与现实性的统一。马克思的《资本论》是马克思“理论版本”的典范之作，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学术制高点，同时又影响和指导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今天，《资本论》仍然是我们观察世界的理论武器，西方许多思想家从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寻找金融危机的根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说，不读黑格尔的《逻辑学》，就读不懂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无法真正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真实含义；反过来说，不了解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就无法真正读懂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无法真正懂得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深刻内涵。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深刻的学术性与强烈的现实性的内在统一，才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成为今天仍然不可超越的理论。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存在两个不足：一是套用西方学术问题来说明中国问题；二是无视当代中国的新变化、新特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解决当代中国问题的出路。事实上，西方的学术是对西方社会问题的应答，是在西方文化、哲学的基础上产生的，它的问题意识、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都具有西方社会的特质。中国的问题具有自己的独特复杂性，是在中国现实的土壤中产生的，中国的学术应立足于中国的问题、中国的价值取向、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它必然具有中国特色、中国特点、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因此全部套用西方的学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还是靠中国的土壤中自己生长出来的中国学术。当然，中国的学术可以借鉴西方的学术，借鉴不是套用，而是理论的再创造。不少学者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解决今天中国问题的“药方”。殊不知，中国的传统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产物，传统无法返本开新，枯树无法长出新芽。今天，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与中国传统所面临的问题有很大的不同。不少历史学家常常以客观研究历史而自居，殊不知，历史学家所研究的历史是根据他所生活的时代内涵所决定的，他所说的客观是在他的主观的前提下的客观，换句话说，离开了主观，客观就成为轻飘飘的无根的芦苇，换言之，历史学家只有对他所生活的时代内涵把握的越深刻，他的研究也就越客观，否则，他只不过是打着客观的旗号来张扬自己的主观想象而已。由此可见，无论哲学研究，还是历史学研究，深刻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理论版本”、“实践版本”和“创新版本”的内在关系，就显得十分重要。

当代中国学术走向世界，不只是在话语上走向世界，更是它的思想内涵走向世界，其内涵就是以理论的方式表达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简言之，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坐而论道，而是深刻体悟中华民族的生存意识，也就是说，人民的希望、人民的苦难、人民的幸福、人民的追求都能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式展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学术性，决不是离开中国社会现实的幻想，决不是在直观的经验中徘徊，而是深刻表明我们这个时代精神的精华和问题意识。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学术性问题不是一个枝节的问题，而是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能否成功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根本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问题。

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除了具有“学术的维度”，还具有“政治的功能”。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产生的那一天起，就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解放始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旨趣，“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无产阶级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因此，“理论版本”的“意识形态功能”是其重要维度之一。在长期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实践中，“理论版本”的“意识形态的功能”承担着重要的职能，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版本”提供动力支持和保证。“理论版本”的“学术性”功能和“意识形态功能”并不矛盾，从根本上是统一的。学术性不断地提出新观点、新思想、新看法，始终以“新”导向，但这里的“新”是理论的新，是理论内容的新，而不是形式的新。意识形态相对比较稳定，待时机成熟后，吸收其学术性的成果，实现意识形态自己的创新，学术性为意识形态提供思想、理论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不仅具有深厚的学术性，而且还具有极强的意识形态性，学术性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不断地创新，政治性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二者相得益彰，相互贯通。

进一步说，坚持三个版本的内在统一，其深刻内涵体现在：其一，宽容的精神。马克思的“理论版本”，不只是赞成马克思的理论，而且还包括反对马克思的理论所蕴含的部分合理思想。“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从反面，也就是从另一面镜子来透视，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内涵。道理很简单，真理越敲打就越放出光芒；其二，开放的精神。站在当今世界的理论前沿，吸收当今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的一切先进成果，像蜜蜂采蜜一样，吸收最有价值、最有思想、最透视现实的优秀成果，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始终处于开放之中，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创新版本”的本质所在；其三，坚持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不唯上、不唯书、不唯权威，只唯实事求是的精神；其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版本”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精神，在“批判旧世界中建设新世界。”“当旧制度本身还相信而且也应当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时候，它的历史是悲剧性的。当旧制度作为现存的世界制度同新生的世界进行斗争的时候，旧制度犯的是世界历史性的错误，而不是个人的错误。因而旧制度的灭亡也是悲剧性的。”［1］56与此同时，还须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世界维度”。“哲学问题总是浓缩着时代的问题：哲学从来也不是象牙塔里的珍玩，而是人类对自己所面临的困境的智慧思考。”［3］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说，哲学是从思想中把握时代；马克思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人类有面临的共同问题，因此，哲学的世界化和民族化并不矛盾，越是世界的，就越是民族的，反之亦然。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历史已经转变为世界历史，所以，中国的事情与世界的事情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深刻地启示我们，站在世界的视野看中国与站在中国的视野看世界，本身就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所谓同一个问题，是指我们处在世界历史的新时代，许多问题是我们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诸如金融危机问题、生态危机问题、环境问题、粮食问题、核威胁问题、恐怖主义问题，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与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仅是中国自己的事情，而且还是世界的事情，是中国对世界做出的理论、实践和创新贡献，从而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

三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版本”无疑标志着一种先进的思想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版本”意味着中华民族实际经历的一场伟大的历史性实践，这一实践直到今天还在继续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理论是这一历史性实践在观念形态上的一个突出表现，思想理论与历史性实践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桥梁“创新版本”始终辩证地统一在一起。所以，中华民族已然经历并且正在经历的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性实践，从根本上构成了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总体性基础。［4］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版本”、“实践版本”和“创新版本”的内涵及其关系，也就是说，正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理论”、“历史性实践”和“思想桥梁”的内涵及其关系，对于我们坚持、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我们需要从理论内涵上搞清楚，何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人们只是在抽象的意义上界定，很少追问它的真实内涵。“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实际上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版本”所彰显的内在精神，这一“理论版本”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处于不断地发展与创新之中。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版本”，其一，从方法论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给予我们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方法，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5］邓小平也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6］由此看出，“普遍原理”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那么，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呢？就是我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中所总结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坚持真理和发展真理。”其二，从价值观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旨趣是“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解放”，这一价值指向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主题和问题意识。不用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包括方法论和价值旨趣，这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版本”的本质内涵。

进一步说，“中国的具体实践”，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含义。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主要是实现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的伟大历程，今天主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及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表明，“中国的具体实践”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版本”的中国化，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版本”，也是处在不断地变化与发展之中。正确地把握“中国的具体实践”，并从理论上深刻地揭示它的内涵，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使命和研究任务。

相应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 （“理论版本”）、中国的具体实践（“实践版本”），并把它们连接在一起的“结合”，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版本”。“结合”不是简单的照抄照搬，而是思想、理论的创造，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创新版本”的真实含义。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版本”、“实践版本”和“创新版本”的中国化，从而形成“中国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它同样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品质、实践品质和创新品质，并且三者达到有机的统一，正如马克思所说：“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

其次，近几年，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视域拓宽了，主要是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西方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话，从而借鉴合理的思想资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寻找新的理论思想。但问题是，这种对话主要是在“理论版本”方面进行的，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学术方面，应当说，这是完全必要的。但实质性的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前面已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理论版本”、“实践版本”和“创新版本”的有机统一，割裂任何一个版本，都会误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本质内涵，因为“理论版本”是由它背后的“实践版本”决定的，“创新版本”是保证“理论版本”和“实践版本”始终处于紧密的联系之中。所以，仅仅在学术方面对话，而忽视其他方面，是不能真正的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道理很简单，当代西方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学术的表征，它形成的根基是当代西方社会实践，它是通过解决当代西方社会问题而展开的理论探索。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当代西方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话，不仅是在“理论版本”方面，而且还要在“实践版本”和“创新版本”方面，主要是借鉴和吸收当代西方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如何把当代西方的社会问题上升到思想、理论方面的，它们是如何观照当代西方的社会现实的。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当代西方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话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版本”、“实践版本”和“创新版本”，创造性地吸收当代西方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践与创新的优秀成果，从而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实践与创新内涵。

再次，从“实践版本”看，今天经济全球化发展、世界历史都出现了新特征、新变化。正如前面所指出的，讨论中国的事情，不能仅仅限于中国，中国的事情与世界的事情紧密相连，任何割裂，都会错误地判断中国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版本”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理所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版本”也要随之发展。这就启示我们，立足于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新的社会实践，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版本”这个思想桥梁，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理论版本”的深刻含义，就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工作者的重要使命。

最后，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GDP已经处于世界第二，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中国人民已经告别了物质生活贫乏的时代。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社会出现了两极分化，社会公正、公平的缺失，信仰危机，道德沦丧，精神贫乏，信仰缺失，等等。这就需要我们深刻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形成新的面向中国社会现实的“实践版本”，这个中国新的“实践版本”已经蕴含着解决当前我们面临的问题的“理论版本”。这就需要我们依靠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版本”，谱写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版本”、“实践版本”和“创新版本”的新篇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不能毕其功于一役。这需要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精神，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不断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版本”、“实践版本”和“创新版本”推进到新阶段。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孙伟平、张羽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与进路［J］.哲学研究，2006，（6）.

［3］张汝伦.论“中国哲学的现代化”［J］.哲学研究，2006，（5）.

［4］吴晓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J］.理论视野，2009，（1）.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0）［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91.

［6］邓小平文选（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