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执政思想研究的现状、评析及前瞻（2005－2014）※

时间：2024-04-24

胡祖凤谢嘉梁

（1.浙江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浙江杭州 310053；2.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浙江杭州 310018）

一、关于邓小平执政思想研究的现状及特点

邓小平同志是我党我军的卓越领导人，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战略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总设计师”。他留给我们的最大财富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与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执政思想是与马列主义政党学说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是对马列主义政党学说的继承、丰富与创造性发展。邓小平执政思想是博大精深的邓小平理论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与群众实践经验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宝库中的瑰宝。邓小平执政思想研究在国内已开展了一段时间，广大专家学者孜孜以求、辛勤耕耘，取得了令人称道的理论成就。

全面检视学界已取得的重要研究成果，不难发现，邓小平执政思想研究呈现出以下几个基本特点：一是研究成果丰硕［1－22］。据不完全统计，截止2015年1月9日，有关这一专题的研究文章约有256篇（以“邓小平＋执政”为题对中国知网进行精确匹配检索），相关论著3部。代表性论文主要有：石仲泉著《毛泽东和邓小平：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两个“守护神”》、李钛著《邓小平关于提高党的执政安全性建设思想》、万义兵和熊静著《从江西调研看邓小平新时期执政理念的雏形》、吴常兴著《试论邓小平的执政忧患意识及其启示》、张立影著《邓小平执政观浅析》、单孝虹著《改善民生：邓小平思考党的执政伦理建设的重要价值维度》、李春来著《论邓小平的政党执政观》、刘武根著《邓小平论提高党的执政效率》、肖光荣教授著《邓小平对中国共产党执政道德建设的贡献》、金钊著《邓小平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探索》、舒艾香、梅松、李妙颜著《论邓小平的执政风险思想》、邓朴著《邓小平执政理念探析》、马超著《邓小平对党的执政意识形态建设的历史贡献》、周光迅、谢嘉梁著《论近期国内邓小平执政思想的研究概况及建议》，等等。其中，中共哈尔滨市委党校邓淑霞教授著《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执政理念》一文被他刊引用24次，成为该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术论文。二是研究队伍粗具规模。国内一些著名高等学府以及省市党校的理论工作者将研究重心放在党的执政理论建设领域，渐次推出了若干较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三是研究深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主要表现在综述性、比较性的深度研究成果逐年增多。代表性论著主要包括：谢嘉梁等著《近年来邓小平执政思想研究：现状、评价、展望》、莫志斌著《毛泽东与邓小平关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思想比较》、胡祖凤等著《新时期国内邓小平执政思想研究简况及展望》、成为杰著《革命与执政：毛泽东与邓小平合法性思想比较——从平民与精英的角度分析》、张永刚著《毛泽东、邓小平执政方式建设思想比较》、丁玲著《毛泽东邓小平执政思想比较研究》、谭金娥著《毛泽东、邓小平执政理念比较研究》、辜堪生著《毛泽东、邓小平执政理念与实践探索比较》、邢文利著《论邓小平的执政安全思想》、蒋光贵著《邓小平的执政思想》、张志光著《略论邓小平的执政观》、郝雨红著《关于毛泽东、邓小平执政为民思想研究及启示》，等等。

然而，我们在为邓小平执政思想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绩感到欢欣鼓舞之时，却不能失掉了作为一名严肃的社科学者应有的高度理论清醒与自觉。事实上，当前邓小平执政思想研究领域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或研究盲点。概括起来，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低水平、重复性研究成果偏多；学术名家对该课题的关注力度不够；从整体性的宏阔视角关注邓小平执政思想的高质量、有影响的学术论著十分欠缺；围绕该课题进行的理论争鸣与对话还有待加强；多学科联合攻关的局面尚未完全形成；专题性研究成果不多且不够系统深入；比较性研究、应用性研究、学理性研究尚显不足；研究中还存在严重的不平衡现象和一定程度的重复现象，等等。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指导下，不断提升邓小平执政思想研究的质量和水平，将会是当前和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学术理论界的重要任务与神圣职责。

二、关于邓小平执政思想研究的重点及内容

所谓“执政思想”，就是关于执政党治国理政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邓小平执政思想是在继承和吸收毛泽东执政思想的基础上，因应党的执政环境和历史方位发生深刻变化的客观事实，围绕“为谁执政”、“靠谁执政”、“怎样执政”等执政基本问题而形成的完整科学、生动开放的庞杂思想体系。邓小平执政思想具有实践性、创新性、时代性、全局性、系统性、开放性、战略性等重要特征。从深厚宽广的学术视野深入开展邓小平执政思想研究是新时期拓展与深化邓小平理论研究和中国共产党执政理论研究的重要生长点和主要着力方向，也是科学总结和准确把握党的执政经验和执政规律以及有效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重要举措和必然选择。2005年以来，国内学术理论界围绕邓小平执政思想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与论争，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主要有：

1.关于执政理念的研究。执政理念是执政党执政理想与价值追求的集中表达，由核心理念、基本理念、具体理念三个部分组成。“以人为本”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执政理念。有学者指出：“邓小平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理念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进行了发展与创新，形成了以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中心，以共同富裕、发展才是硬道理为基础，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依法治国为保障作为党的执政理念。这些执政理念强调，中国共产党要把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实现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为基础，以实现人民的基本生存权利和自身发展权，把发扬民主政治，健全法制，实行依法治国为保障，以实现人民民主的政治权利作为执政理念，这对于推进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指导意义。”［1］另有学者指出：“邓小平执政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中国实践相结合，逐步丰富和发展起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执政理念，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表现为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强调生产力是政治评价根本标准、突出执政监督与法制建党、正确处理党的领导和执政的关系等核心的执政理念，四者共同有机地构成了邓小平以民为本、共同富裕思想的执政理念体系，对中国特色执政理念的演进和升华以及执政实践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为中国共产党未来的执政模式和价值取向提供了理念前提和理论指导。”［2］

2.关于执政合法性的研究。执政合法性问题是政党政治学研究的新视角。任何一个执政党为了维护和巩固它的执政地位都要不断建构它的执政合法性基础。所谓“政党执政合法性”，就是指一个政党取得执政权力以后，在执政期间充分运用法律手段来治理社会与管理国家，赢得人民的普遍认可、信赖、信仰和服从。有学者指出：“西方政治合法性思想因具有强烈精英主义色彩而必然陷入困境。毛泽东革命合法性思想强调平民的人民史观，成功解决了革命条件下的合法性建设问题。邓小平创造性的提出共产党执政合法性思想，较好的平衡了平民与精英的关系，建立了党、政、民三者的良性联动机制，并通过经济、法制、意识形态三个方面合法性基础的巩固，开创了一条新的道路。 ”［3］

另有学者指出：“邓小平是以人民利益为根本的价值取向来建构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的。在他看来，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绩效性基础必须在发展的基础上满足人民的需要，意识形态基础必须在实践的基础上反映人民的愿望，法理制度基础必须在民主的基础上体现人民的意志，执政党权威基础必须在维护人民利益的基础上保持党的优良作风。 ”［4］

3.关于执政先进性的研究。持续不断地推进党建工作、永葆党的先进性是我党的光荣传统与政治优势。有学者指出：“在中共成为执政党后，邓小平为保持党的先进性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探索。他认为，党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要用发展的绩效巩固党的先进性；要加强制度建设，用制度保证党的先进性；要加强组织建设，为党的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提供可靠的组织保证；要加强监督，依靠教育和法制维护党的先进性。”［5］

4.关于执政党的作风建设思想研究。“党的作风建设”在党的建设整体布局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它关系着人心向背、关系着党的形象、关系着党的生死存亡。有学者指出：“邓小平论述了党风建设的重大意义、根本、基础、关键和途径，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关于执政党的作风建设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执政党的作风建设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执政党作风建设的根本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执政党作风建设的基础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执政党作风建设的关键是领导干部以身作则；执政党的作风建设依靠教育和法制。 ”［6］

5.关于执政方式的研究。党的执政方式，是指执政党掌握、运用国家政权以实现党的特定目标的方式、方法、手段、形式的总称。实现执政方式的现代化是新世纪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任务之一。有学者指出：“毛泽东、邓小平执政方式建设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他们持有相同的立场、共同的着眼点和一致的追求。同时，由于党执政环境时代的变化，毛泽东、邓小平的执政方式建设思想在环境的影响、道路的选择、形成理论的侧重点等方面又呈现差异。 ”［7］

6.关于执政风险的研究。执政风险是与执政党相伴生的客观存在。防范、规避执政风险是关涉到执政党生存与发展的基本问题。有学者指出：“邓小平认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执政风险有：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犯错误的风险；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不力的风险；精神污染的风险；腐败变质的风险；脱离群众的风险以及西方国家威胁、制裁与和平演变的风险。防范和应对这些风险的基本对策是：改革开放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 ”［8］

7.关于执政意识形态建设的研究。对于执政党而言，执政意识形态建设值得高度重视。有学者指出：“邓小平对党的执政意识形态建设进行了科学的探索：在执政的指导思想上，强调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执政的实践模式上，强调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在执政的历史阶段上，强调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执政的价值取向上，强调确立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9］

8.关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执政思想比较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肖光荣教授撰文《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执政思想比较研究》“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精神状态、执政的第一要务、执政的途径与方式、执政的根本保证、执政权力的监督等几个方面对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执政思想进行了全面、系统比较”，指出：“既可从中揭示出各自的鲜明特色，又可看到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执政思想的一脉相承之处，这主要表现在有统一的哲学基础、统一的政治立场、统一的基本原理、统一的方向目标和统一的检验标准。”［10］

9.关于执政伦理思想的研究。执政伦理是政治伦理学研究的基本内容。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毛泽东思想研究所单孝虹同志认为：“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以及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襟和政治家的睿智，把改善民生作为思考中国共产党赢得民心、获得政权、巩固政权的执政伦理的重大价值维度。他认为改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是党治国理政的价值目标，发展生产、改善民生、造福人民是选人用人的政治标准，是执政主体基本的德性要求，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11］。

还有学者认为：“邓小平的执政观表现为一个基本的系统。在这一系统中，邓小平确立了党的基本路线和执政的总方针；明确了党的基本纲领和执政的总目标；制定了党的发展战略；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执政方式。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执政方式的重大创新。”［12］

关于邓小平执政思想的研究与探索，已经取得了值得肯定的理论成果。除了上述几个问题之外，国内学术理论界关于邓小平执政思想的研究还涉及到其他许多方面的内容，由于本文篇幅所限，在此不再一一进行评述。当然，研究没有止境，许多重要问题还有进一步深入探究的余地、空间和必要。

三、关于邓小平执政思想研究的不足及展望

纵观2005－2014年期间学界已经取得的大量前期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当前的邓小平执政思想研究大致呈现出以下六个基本特点：一是微观研究少，宏观研究多；二是系统研究少，分散研究多；三是深入研究少，表层研究多；四是比较研究少，就事论事多；五是实际研究少，理论研究多；六是创新研究少，重复研究多。概言之，邓小平执政思想研究尽管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和具备了较好的研究基础，但仍然存在着一些亟待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学界今后应该特别注重寻找新的理论生长点，拓展研究视野与思路，更新研究方法与手段，整合研究力量与资源，把握研究动向与趋势，提升研究水准与质量，在深刻性研究、整体性研究、创新性研究、动态性研究、整合性研究、前瞻性研究、学理性研究、连贯性研究、比较性研究和精细化研究上下功夫。从这种意义上讲，邓小平执政思想研究仍存较大的理论拓展余地与学术研究空间。据此，笔者不揣浅陋与冒昧，特提出以下四个方面的意见与建议，期待学术理论界广大同仁深入思考与合力探索［13］：

第一，从方法论视角切入，深刻解读邓小平执政思想，准确理解与全面把握邓小平执政思想的重大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把新形势下的党建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不断推向深入；第二，从整体性高度切入，深刻解读邓小平执政思想，准确把握邓小平执政思想科学体系的主要内容及精神实质，进一步深化人们对政党执政规律的理性认识；第三，从微观层面切入，深刻解读邓小平执政思想，准确把握邓小平执政思想的内在构成与形成机理。具体来说，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立场、观点和方法，加强邓小平独特的思维方式、个性特征、人格风范、人生经历对邓小平执政思想形成、发展、演变的复杂影响研究；应加强主政西南时期邓小平执政思想的深度研究；应加强中国传统文化对邓小平执政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影响研究；第四，从理论延续的角度切入，深刻解读邓小平执政思想，准确把握邓小平执政思想的理论特质和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体系中的历史地位或独特价值。另外，还应认真研读党的重要文献和邓小平的相关重要著作，丰富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特别注重对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其他领导人和邓小平早期执政思想的深入考察与分析研究。

总体上说，关于邓小平执政思想的研究，相对于邓小平党建思想、政治思想、哲学思想、经济思想、改革思想以及其他各方面的研究来说，还是个较为薄弱的环节。基于此，我们期待着邓小平执政思想研究不断走向深化、细化及系统化，使邓小平执政思想研究不断跃上新台阶、趋于科学化、呈现新气象，为中共长期治国理政和国家社会的长治久安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更好地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由此观之，邓小平执政思想研究仍任重道远、大有可为。

［1］胡志远，杨小东.民主法治视阈下的邓小平执政理念论析［J］.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1，（2）.

［2］邓朴.邓小平执政理念探析［J］.毛泽东思想研究，2011，（3）.

［3］成为杰.革命与执政：毛泽东与邓小平合法性思想比较——从平民与精英的角度分析［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0，（11）.

［4］郭强.论邓小平关于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的建构［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7，（6）.

［5］鞠健.邓小平关于在执政条件下保持党的先进性的理论与实践［J］.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11，（2）.

［6］戴安林.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的执政党作风建设思想［J］.重庆社会科学，2011，（1）.

［7］张永刚.毛泽东、邓小平执政方式建设思想比较［J］.学术论坛，2010，（10）.

［8］舒艾香，梅松，李妙颜.论邓小平的执政风险思想［J］.湖北社会科学，2011，（7）.

［9］马超.邓小平对党的执政意识形态建设的历史贡献［J］.中州学刊，2011，（3）.

［10］肖光荣.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执政思想比较研究［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4）.

［11］单孝虹.改善民生：邓小平思考党的执政伦理建设的重要价值维度［J］.毛泽东思想研究，2012，（1）.

［12］张立影.邓小平执政观浅析［J］.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12，（9）.